周星驰 喜剧不喜

周星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他的无厘头或者说后现代主义解构手法的后面，我们了解到：原来好的喜剧是应该让人流泪的。“我是一个演员”，这是《喜剧之王》里的台词，这无疑也是周星驰的自我评价。让人不禁想到了日本著名电影人小津安二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向对人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豆腐，因为我是个纯卖豆腐的人。”

和大部分人不同，《大话西游》并不是笔者最重视的周星驰作品，诚然这两部电影确实代表了他的风格，只是往往我们会因为这两部电影而忽视了在笔者看来更有趣更具代表性的其他几部作品。

《唐伯虎点秋香》：一个爱情喜剧背后的悲剧爱情

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影片，被掩盖在贺岁外衣之下的是一个灰色的故事。简单说来，这是一部展现关于爱情、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冲突的影片。

“唐寅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8位天香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恍若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啊。”――这是影片一开始对唐伯虎的介绍，配合随后出场的如同一般的唐家大厅，奠定了本片的基调：通过强烈的对比以及对传统的颠覆，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唐伯虎。而那8个嗜赌如命的老婆，和“天香国色、温柔贤淑”形成了绝大的反差，传闻和事实的距离就好像天堂和地狱。被用来垫桌子的《百花争艳图》、垫桌脚的《唐寅诗集》、挖掉脑袋的《百鸟朝凤图》……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不被理解的男人的悲哀。“家财万贯，妻妾成群。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唐母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更是困扰现代人的主要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物质和精神的内在紧张应该如何调和？

配合着悲凉的二胡曲调，唐伯虎在月光下离开了唐府，虽然没有留恋，但也绝对谈不上解脱。“我心又悲我心又痛，8个老婆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谁人知，谁人知？”这是唐伯虎对命运的质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是出走未必就意味着问题得以解决。“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唐伯虎发现，清醒往往并不是好事，所以才会有“难得糊涂”的长叹，政治如是，爱情如是，人生亦如是。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天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爱情总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降临。唐伯虎并不成熟，在失败了8次之后，他对爱情依然抱有天真的信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就如同我们常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爱”，一见钟情这种事情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靠不住的。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生代号。”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个性不仅逐渐失去意义，更成为社会着力消除的东西。你不需要成为自己，而应该成为一件工具。姓名以及爱情这些私人的东西都应该被消灭掉，就如同监狱、医院、学校，甚至银行排队的人群，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人类蜕化成一个个冰冷的符号。

“死做活做像条狗，被人骂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这是华府低等下人的歌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狗的隐喻，似乎周星驰对狗的形象特别偏爱。《大话西游》里的那句“他好像一条狗”以及在这部电影稍后出现的“低等下人与狗不得入内”，大都反映了周星驰一贯的对小人物生活的关注。进入华府之后，唐伯虎这个“四大才子之首”就消失了，而只剩下华安――一个几乎被无视的小人物。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在华府内，我们要将唐伯虎这个身份排除掉，才能真正理解华安这个人物形象的举动言行间的意义。华府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的缩影，从9527到华安，代表着社会阶层的互动和变迁。而这种变化发生的前提是“奇迹”，如果没有宁王挑衅这样的意外，我们不难想象9527将始终是9527，而不可能成为华安，更不可能和秋香发生任何联系。对于生活在较高阶层的秋香来说，9527甚至不如一只纸鸢重要，华安则可以引起她的一些注意，但是爱情的憧憬则只会对唐伯虎产生。9527、华安以及唐伯虎，这三个身份其实是同一个人，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可见，爱情的电流要想击穿社会的绝缘层，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意外的发生，或者可以叫做“神迹”。

“风流不羁只是他的表面。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秋香的这段话无疑命中了唐伯虎的死穴：人生能有一知己则死而无憾，更何况还是个红颜知己。唐伯虎正在寻求理解自己的人，于是秋香出现了。如果说之前唐伯虎对秋香的感情还是好感多过爱情，吸引他的主要还是秋香美貌的话，听完这段话，他只能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秋香，爱情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变，破茧而出。而结合电影的结局，这时候唐伯虎爱得越深，越感人，最终造成的反差越大。

（华府柴房）秋香：有个问题我很久前就想问，你回答我好吗？……这里的一段问答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对于秋香来说，唐伯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人物。她面对身份转换为唐伯虎的华安，则着实有些不太适应，让我们自然地联想到一个面对偶像的粉丝。这也预示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完美的爱情，因为爱情需要的是双方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而当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之后，当偶像从梦中来到面前，带来的必然是烦恼。可以想象，当秋香发现唐伯虎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的时候，之前的那种迷梦一般的偶像崇拜就会消失，其失落感将会非常强烈。

终于，在救了华府上下之后，秋香被作为犒赏嫁给了唐伯虎。这段姻缘的完成，此时完全摆脱了爱情自由发展的结局。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那这只能是一部热闹的贺岁片。而最后几句对话，如同画龙点睛一般，将闹剧上升成为喜剧，更将喜剧变换成悲剧。

唐伯虎：“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秋香：“慢着，划两拳先……麻将、牌九、掷色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正如唐伯虎所说的，大起之后必有大落。人生的失落不在于你得不到，而在于你竭尽全力得到了之后，发现那根本不是你想要的。

《功夫》：低谷还是巅峰？

《功夫》无论在拍摄技法还是叙事结构上都有明显的改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周星驰转型的代表作。

正如同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功夫》也向我们提供了后现代解构主义解读的可能，它同样将周星驰自己的思想甚至理念隐藏在众多的笑料和夸张的动作之后，等待我们去发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可以把它看作纯粹的动作电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影片中主角童年阴影对他心理乃至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似乎充斥着精神分析的味道。但是，正如周星驰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一切表面的背后，在剥离了所有或喜或悲的故事情节和插科打诨的花哨动作之后，找到被隐藏的主题――爱情。

正如影片中暗示我们的：当哑女从盒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那个棒棒糖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盒子，必须排除掉夸张的特技和动作效果，才能看到导演为我们准备的礼物。爱情，其实是周星驰电影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在颠覆了所有的经典，打破了一切的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爱情被周星驰放到了电影主题架子的最高层。正如同周星驰曾经说过的：他信仰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功夫》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被他在电影里不断表现的主题。依然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无能还有点不可救药的善良，这就注定了在堕落的现代社会中，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的人生也将充满失败――“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任务就交给你了……”童年的幻想是美好的，而这个幻想的美好程度和成长之后所要遭受的打击是成正比的。当他发现善良的愿望在邪恶面前是那么的无助、当他一次次被打倒在地、当他看到坏人可以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去做个坏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人生的悲剧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因为他甚至没有能力去做个坏人――“长久以来，杀人放火打劫非礼……没有一次能做到。”

之后出现的哑女这个角色向我们揭示了答案，为什么周星驰连想做一个黑社会的小混混都会失败？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信仰，还有希望需要守候，他是善良的，还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去守护的――那根棒棒糖，那段尘封的回忆，以及，那段似乎存在过的爱情…… 有信仰的人，相信爱情的人，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的都市里是注定要不断经历失败的。棒棒糖在热闹的大街上摔得粉碎，预示着善良和理想抑或幻想的破碎，又预示着人性的爆发或是一个灵魂的死亡。值得玩味的是，周星驰的重生发生在“猪笼城寨”，一个连黑社会都没有兴趣的贫民窟。善良和贫穷，富有和邪恶，影片奇妙的把这些对立的价值展现在我们面前，观众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之后的设定：周星驰的重生发生在贫民窟而不是繁华的都市。

最终，贫穷战胜了富有，善良战胜了邪恶。周星驰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爱情，甚至挽救了这个即将堕落的社会――开在闹市的糖果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善良和美德开始向城市进攻。故事的结局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在历史的冷酷中，我们至少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可以依凭。

从喜剧到后现代解构主义

我们必须注意到周星驰成长的环境――香港，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文化更接近于西方的文化。在周星驰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在周星驰为我们建构的喜剧世界里面，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重写，再加上“无厘头”风格――没有逻辑关系的对话、有些脱离的情节和镜头――营造出极具后现代特点的“碎片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对话，似乎都和我们心中的预期和现有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偏差。如同后现代的价值多元论所表达的，任何一种价值和存在都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通过对传统的否定，达到了对现实的追问和质疑。

然而，正如同后现代主义自身所遭遇的紧张，虚无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还是需要给出一个最终的价值，或者说是重新寻找一个支撑这个世界的理由。从这三部影片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星驰给出的答案。

《唐伯虎点秋香》实际上是偏向于虚无主义的，或者说周星驰还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秋香和他之前的妻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似乎把爱情推到了祭坛的最高处，期望用爱情来对抗人生和现实的冷酷。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现实中似乎也只有爱情才是他们唯一唾手可得的奢侈品。而整部电影中，周星驰在怀疑了努力和奋斗的意义之后，仍然对爱情抱有极大的信心。

到了《功夫》，周星驰似乎觉得爱情还不足以成为人生存在和奋斗的全部理由和依靠。他曾经尝试把全部人生的意义都压在爱情上，但爱情本不能背负这么沉重的说教意义，更何况爱情本身也显现出脆弱和无奈。在之后的电影中，周星驰将希望放在人性的真善美方面，期望人的神性能够战胜贪欲的罪恶。

周星驰的作品都是商业片，但这并不能说他在影片中不能反映对现实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质问和思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我想，他所说的喜剧应该是悲剧基础上的喜剧，没有悲剧意义的喜剧只能是闹剧。这也正是喜剧自身所遭遇的紧张。在消解了严肃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最终容易沦为纯粹的无意义。人生究竟是喜剧还是闹剧，这不仅是周星驰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