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知识分子:性相近,习相远

应该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

人间四月天，一切都显得特别忙碌，我也一样，除了参加全国的深化“走转改”研讨会、“星光奖”颁奖会外，在江西卫视的《深度观察》、央视的《文化正午》、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仰望星空》做了十多期节目。四月的最后几天，出版社送来了《电视知识分子》的一校样。这本书超级学术，因为我们对学术超女类的电视寻租不感兴趣，我们关注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命运。因此，我们对这样的故事有浓厚兴趣：

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清华授课，“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说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而内容又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因此听讲者，多感程度不够。当时一位研究生回忆道：‘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①

在1956年，陈寅恪先生“继续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初时参加选修的同学达三十多人，将陈寅恪辟作课堂的二楼走廊坐得满满的，走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做书桌使用。”“陈寅恪阐述问题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听起来不免有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之感。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太难为了这位教授，从清华到中大，听他的课而得益良多的也许倒是那些前来旁听的教师。”②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从1971年1月开始，至1984年6月辞世，除1977年休假一年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名为“思想体系史”的课程。听课和参加研讨无需注册或文凭，是完全自由的。1975年，法国记者热拉尔·帕迪让对福柯上课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福柯健步走进教室，好像某个人一头扎进水里，他穿越人群坐到讲台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麦克风，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钟也不耽搁，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化工具，大厅里昏暗的灯光来自一个仿大理石的浅口盆。大厅有300个座位，但有500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他讲得清晰，言简意赅，没有一点即兴演说的迹象。福柯每年只有12个小时在公开课上讲解他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尽可能讲得精练一些，然后再加以补充，就像人们写信时写到最后还意犹未尽。晚上7点15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冲向讲台，不是为了和他说话，而是为了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人提问，拥挤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福柯评论说：“应当对我的讲课进行评论。有时，课讲得并不好，仅仅一个提问就能使它重来，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等到。在法国，团体的效果使一切真正的讨论变得不可能。由于没有反馈的渠道，讲课被戏剧化了。面对人群，我有点像个演员或者小丑。当我一结束讲话，就感到一种完全的孤独……”③

可以断定，这两位学术大师都当不了电视知识分子。因为，实际统治电视传播的收视率，会对没有伶牙俐齿的学术泰斗说不。然而，我们仍然顽固地表达这样的价值判断：在商业化、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那些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为大众话语。这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电视内容的不断上台阶，都不无裨益。

注释:

①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②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0～172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