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中国

没有对每个社会文化及历史的坚实的了解，对基本权利的磋商往往就会滑向各方刺耳而自以为是的结论。然而，如果以真诚的态度讨论如财产、惩罚犯罪及民族多样性等法律问题，则需要在前加一个“在中国的文化及历史语境下”的定语。

只要西方官员一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得到的答复就是中国是个国家，对这种指责可以置之不理。这种情况注定要持续很长时间。不同国家的利益与价值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不同，不能指望这种差异销声匿迹。

然而，还是存在许多中美都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存在具有相同基本利益的领域。在应对这些相同的问题时，一个国家法律进展所沿袭的道路，固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却在其它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正是在这些领域里，西方一定能够开始与中国展开包括政治改革与人权的对话，建立进行这些磋商的共同语言，而这种语言的目标并不在于相互指责。在中国的文化及历史语境下，至少可以看出这些差异具有属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尊重这种逻辑，我们就能开始讨论在法律之下如何以不同方式实现这些权利的问题。

过去4年我住在上海，特别能感受到这一点。我在一家美国公司从事法律工作，还在两所中国法律学校教书，介绍美国法律是那里的必修课程。我的学生包括上海本地人，但大多数来自华东地区的小城镇和乡村。还有20多岁的美国人，在那里等待美国国内更多的工作机会。

在春季学期中，我要我的学生从美国最高法院涉及不同的基本权利的案例清单中挑选一些案例，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堕胎权利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聘请律师的权利让他们发表评论。

2005年的Kelo诉新伦敦市案是一宗典型的平衡私有财产权利与公共福利的案件。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传统工业已经丧失，需要经济开发挽救城市的衰败。然而，我的中国学生会增加另外一种考虑：这种私人收益和公平的补偿必须表明不存在腐败。

为什么这种事情如此重要？为什么公平不能作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数亿中国人正在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地方政府常常会利用乡村的财产来创建新城市住房巨型扩张。然而，许多被重新安置的家庭感觉是在被蹂躏，在这一进程中私营的开发商常常发了大财。

按照美国和中国的法律，政府将财产用于公共用途时，必要做“正当的补偿”。然而，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一点是非常直接了当的，因为确定土地的自由市场价值相对容易一些。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所以政府官员具有广泛的处置权，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对腐败政府官员的愤怒已经成为普通人一种组织原则，也是现在学习法律的学生思考基本公平时也要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