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9 02:18:33
摘要：郑玄改“逑”为“仇”、改“逑，匹”（《毛传》）为“怨耦曰仇”，实现了对“《毛诗・关雎》“后妃之德”的转换。前人多认为是郑依刘向《列女传》改毛或郑误读《诗序》，但误读与选择的背后都存有价值判断。笔者尝试从郑玄所处时代的后妃观念、从东汉后宫的妃嫔伦理等方面探讨郑玄改动经传的缘由及注经时的现实关照与理想寄托。
关键词：《关雎》之德；郑玄改经；后妃观念；后宫伦理；现实关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毛诗・关雎》篇“君子好逑”句，《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训“逑”为“逑，匹”，郑玄《毛诗笺》（以下简称《郑笺》）训为“怨耦日仇”。郑玄笺《诗》前，遍注三礼，《礼记・缁衣》篇有：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近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仇。
郑注曰：“仇，匹也”。“诗无达诂”，毛公、郑玄注解《诗经》时，依文训释的例子也不少。但《关雎》之旨，四家诗都言夫妇相和，“逑（仇）”训“匹”乃汉时之通解。郑玄受业于马融，三国时人程秉学于郑玄，但马融和程秉也传承夫妇人伦之意。除郑玄在《关雎》篇改这一通用训诂为“怨耦曰仇”外，其他经说、训诂都依《毛传》之义。今人细读文本，很容易发现毛、郑之别，但在古代经学语境中，直到清末学者陈澧才最终还原了经学文本的内部结构。
一、“逑，匹”与“怨耦曰仇”：毛、郑不同的经义训诂
《毛诗・关雎》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
《毛传》：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郑笺》：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毛传》中“窈窕淑女”指后妃，《郑笺》中“窈窕淑女”指三夫人九嫔；《毛传》是天子与后妃的夫妇关系，而郑玄选择后宫嫔妃间的关系，产生出“后妃、三夫人九嫔、众妾”的三层感化结构。郑依礼制释《诗》，《礼记・昏义》中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但又在其中加入不嫉妒、和好众妾、和谐众怨等新的妃嫔德目，这与《毛传》中强调幽闲贞淑、与君子有别的后妃之德明显有别。
在经学语境中，还原毛、郑之别是漫长的。清儒大多认为郑玄此处属通假之例，这就模糊了毛、郑间的差异，忽视了郑玄注经时的主观意愿与义理发挥。段玉裁《诗经小学》“君子好逑”条言逑、仇二字古通用。从出土文献还能看到“君子好逑”句“逑”字的其他写法，战国时出现各种异体字实属正常。段又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怨匹曰逑”有解释，曰：“逑为‘怨匹’而《诗》多以为美誉耳。取匹不取怨也，浑言则不别，《尔雅》‘仇，妃、匹也’，是也。析言则别，左氏怨耦异名是也。”见于《左传・桓公二年》的“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段氏主要从小学训诂对此作出厘清。但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时将段注用于郑玄的经义训释中，言：“笺义本《左传》，其实仇与妃对言则异，散言则通。好仇，犹言嘉耦也。”这正是将经学、小学训诂相混淆。黄焯先生说：“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清世高邮王氏父子深于小学，以之说经，实多精辟之义。乃承其业者，少究故训之原，而动言通假。”所以说，从小学训诂看，逑、仇属通用字，“好仇”为“嘉耦”，但回到《郑笺》的经义中，“好仇”指和好众妾之怨。
段玉裁的弟子陈奂指出毛、郑的区别，将原因归于郑依《列女传》改毛，他说：“郑亦以淑女指后妃，唯以好为和好众妾，义本三家说耳。”即本于刘向《列女传・母仪篇・汤妃有》中的“《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陈奂所言“郑亦以淑女指后妃”，并不准确。直至清儒陈澧才彻底厘清这一问题，他在《东塾读书记》中曰：
郑与毛大不同者。……此毛以为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谓毛以为后妃思得淑女，强毛从郑。然毛传“是”字甚明，岂可强解乎？笺所云：“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与《列女传》同。……刘子政所说，盖《鲁诗》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罚非指九嫔。且《车牵》序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高冈”，笺云：“此喻贤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则《关雎》序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郑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礼・保傅》云：“《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终。”此言婚、言乾巛、言慎始，皆是言夫妇，非言嫡妾。《论语》：“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马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纲之首，是夫为妻纲，非言嫡妾。《三国志・程秉传》孙权“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既还，秉从容进说登曰：‘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故《诗》关《关雎》，以为成首。’”秉逮事郑君。（见本传）而亦不从笺说，可谓不苟同矣。
陈澧这段话的价值：一是看到《列女传》与郑笺的相异处，比陈奂的说法更进一步。二是提出郑玄“怨耦日仇”训诂及释义在汉代的独特性，即：先儒、后儒在经说中都无此解，而且郑玄在《车牵》篇仍解释“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为“喻贤女得在王后之位”，却将《关雎》序“乐得贤女以配君子”理解为“后妃为君子思求三夫人、九嫔之贤女”。黄焯先生揣度郑玄改经心理，言：
大凡郑易毛之处，多本三家。其所以取三家者，必据经与序为说，顾往往不自知其立意之拘泥也。至毛训逑为“匹”，郑训为“怨偶”者；当由郑所见本逑作“仇”。又缘误解篇义“无伤善之心”之语，遂援左氏“怨偶曰仇”之文。据《列女传》之说，以仇为“仇怨”，以好为和好之“好”耳。
他从郑玄误读《诗序》与援引《列女传》两方面作以解释。我们知道，郑玄尊序，将序看作圣人之旨，在《毛传》与《毛序》之间，一般是依“诗序”来弥合《毛传》。但此处，他将《关雎序》的“哀窈窕”改为“衷窈窕”，言：“‘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王肃依《序》义释为“哀窈窕之不得，思贤才之良质，无伤善之心焉”。说明郑玄异于其他经师，确实“误读”了序义。但不论是援引还是误读，其背后都存有主观价值判断。郑玄在《戒子书》中说自己无意于功名，“但念述先圣之元意”。儒者都看重《关雎》作为《诗经》首篇所蕴含的圣意。《韩诗外传》载有子夏与孔子论《关雎》一段话，如：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毛序》言《关雎》“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齐诗学者匡衡将《关雎》看成是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郑玄改动“逑，匹”的通用训诂形成新的妃德，是否也存有某种理想寄托？笔者尝试从郑玄所处时代的后妃观念探析改经的思想基础，从东汉后宫的妃嫔伦理讨论新德目形成的现实依据。
二、儒家后妃观念、后汉妃嫔伦理与郑玄改经、传的关系
我们先看郑玄的后妃观念。先秦儒家关于君王与后妃的关系及后妃观念，在《礼记・昏义》篇后半部分有系统的说明，如：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是故男教不，阳事不得，m见於天，日为之食。妇顺不倚，阴事不得，逋见於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倚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倚男教，父道也。后倚女顺，母道也。故日：“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
这则材料大致形成于战国中后期②，提出天子与后分治内外，协调阴阳。后昕内治，明妇顺，使内和而家理；天子听外治，明男教，使外和而国治。《周官》中天子、后、世子处于统治阶级的最顶层。汉中期儒学兴起，学者不断恢复先秦“周礼”中的后妃权威。哀帝要封其生母为皇太后，事匡衡的齐诗学者师丹，从维护嫡母权威的角度极力反对，最终在王莽时废除了封号。东汉初辨析五经同异的《白虎通》，在“论王后夫人”条也言及“后”的权威，曰：“天子之妃谓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春秋传曰：‘迎王后于纪。’”
日本学者保科季子分析了汉代皇后观念的演变轨迹，他说：自西汉武帝以来，皇后逐渐获得了作为与皇帝一体之妻的权威，而在东汉初期，这一权威达到了顶峰。章帝为尊重嫡母马皇后而未能将尊号赐予生母贾贵人，此事象征了皇后在当时的尊贵地位。然而，自和帝时代前后起，以‘母以子贵’为依据，导致追尊皇后号的泛滥，故同时正位皇后的权威被相对化了。‘天子亲迎’论，已经暴露出以普通夫妇的一体性延用于皇帝夫妻并非合适。他认为东汉中后期以天子至尊为由所倾向的不亲迎论占据优势，正是以和帝以后皇后号追尊的泛滥及由此导致的皇后权威低下的情形为背景。同时指出：东汉中后期的郑玄具有复杂的后妃观念，一方面，坚决维护与天子一体的后妃权威，驳斥许慎的“天子不亲迎”说及“妾子立为君，母得称夫人”论；另一方面又在晚年注《关雎》时改变《毛传》“天子与后一体”的释义。可以说，郑玄遵从先儒礼义，而许慎维护现实皇权，一个保守，一个顺时。但郑玄也并非脱离现实，无原则遵守经义。东汉女主专权，明显与经义中天子与后的关系不符合，所以他认为若妃德不合伦理规范，便可贬低其权威，如反驳许慎时所说“鲁僖公妾母为夫人者，乃缘庄公夫人哀姜有杀子般闵公之罪，应贬故也”。对“后”的注解，郑玄与汉初的《白虎通》也有所不同，《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句，郑注曰：“后之言後也。”东汉末的刘熙，曾与郑玄弟子程秉“考论大义”（《吴志・程秉传》），其义训之书《释名》中有“天子之妃日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此训可能受到郑玄的影响，或者说二者都反映出当时不断降低的皇后权威。这种日益削弱的皇后观念成为郑玄晚年笺《诗》时不再从后妃与天子相配、夫妇一体（《毛传》）角度阐释《关雎》“后妃之德”的思想基础。
依史料记载来看，东汉中期皇后权威的削弱正与皇后德行的恶化基本同步。光武帝重儒术，借鉴西汉覆亡的教训，改革妇制，一方面削减妃嫔等级，另一方面明确选妃标准，以提高后妃尊位。朝廷选妃时自觉以儒家理想中的后妃品德为依据。光武帝废除郭皇后，理由是不合《关雎》之德。中元元年（公元56年）告祠高庙，认为吕太后的品性不宜配食高庙，追尊“母德仁慈”的薄太后为高皇后，以配食地祗。所以东汉初的嫔妃品德多与儒家理想女性相符合，如光烈阴皇后是“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明德马皇后是“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若恐不及”，等等。明帝谨遵先旨，“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连范晔都感叹到：“向使国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导致章帝后渐用色授，除和熹邓皇后外，其他历代皇后都与儒家所构建的妇德品性背道而驰。和帝追尊生母很顺利，正因嫡母窦太后的生性疾忌。
《毛传》将后妃置于与君王一体中的关系中，阐释幽闲、贞专、有别的后妃之德，以此风化天下之夫妇。而郑玄将后妃置于后宫嫔妃间的关系中，阐释和谐、不嫉妒、能化众怨的后妃之德，以此实现宫廷之乐。若按范晔史书所载章帝以下历代皇后品行，似乎能理解郑玄新德目形成的现实依据。
章帝的窦皇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因无子而疾忌众贵人，离间众妃与皇上的关系，先是诬蔑宋贵人，致使宋贵人自杀、太子被废；后将梁贵人儿子和帝养为己子，又“作飞书以陷（梁）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自是宫房孪，后爱日隆”。和帝时的阴皇后，先是因宠爱衰迟，恚恨和熹邓后；后挟巫蛊道，终忧死于桐宫。之后是安帝的阎皇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又与江京、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使太子废为济阴王。接着是顺烈梁皇后，政委于其兄，遂使梁氏成为东汉历史上最专权也最跋扈的外戚。“大将军（梁）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和帝生母虞美人，质帝生母陈夫人，皆因梁冀秉政，而荣宠不及。之后是桓帝，他的梁皇后依仗梁太后与梁冀，“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借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爱稍衰。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梁冀被诛，桓帝另立邓皇后，邓后恃尊骄忌，因皇帝多内幸，与帝所幸的郭贵人更相谮诉。皇帝废除邓后，后忧死于暴室。继立者为窦皇后，因帝平日所宠唯采女田圣，及皇帝驾崩后，太后临朝定策，“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之后是灵帝，灵思何皇后因性情强忌，后宫莫不震慑，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郑玄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桓帝朝他已西入长安，拜师马融。而桓帝一朝三次立后，皆品性不端。
按以上所列，后宫嫔妃问的矛盾，多集中在皇后专宠嫉忌、忿恨鸩杀众嫔妾、废除残害众皇子，这些都成为后汉严重的伦理问题。皇后是否和好众妾，直接关乎皇嗣与皇统，直接关乎国家命运。这样我们就好理解郑玄于《关雎》强调和谐、和好众妾、不嫉妒等新德目的意义。若说现实矛盾与郑玄注经完全对应，则有扩大关联性之嫌。但郑玄历经顺、质、冲、桓、灵、献诸帝，章帝后东汉严重的后宫伦理问题也会对他于《关雎》寄托何种妃德产生一定影响。正如保科季子所说“郑玄的《关雎》解释……无疑亦带有批判后宫的含意”。郑玄误读《诗序》“无伤善之心”为和好众妾，误读“进贤才”为后妃向君王引进三夫人九嫔，而同时的其他经师都无此解读，这种特例情况还需从郑玄注经特点来解释。
三、余论
郑玄一生无意于政事，但注经时的现实关照很明显，《大雅・抑》篇“彼童而角，实虹小子”句，《毛传》言：“童，羊之无角者”，《郑笺》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与政事有害也。”将羊角喻为对政事有害的后妃，便是一例。清儒陈澧已经指出郑玄注释中寄有现实时事之语，曰：
郑玄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赢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身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其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徵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
今人也多延续陈澧之论，刘毓庆先生认为郑玄在经典注解中投入了主体精神，如所言：“郑玄凡于‘乱世之音’，必反复致意。如关于《卫风・淇奥》之美武公，言学问，一向为儒者所重视，《左传》《论语》《礼记》《荀子》等皆曾引及或有阐发，而郑玄的笺注却极简，于第一章之下竟不措一字。相反在前人不大重视的《北风》中，却大放厥辞。……显然他是在诗中看到汉末动乱的幻影。”《关雎》篇对汉人改造女性伦理发挥了重要意义，奏文训教嫔妃时常引《关雎》之义。笔者选择郑玄对“逑（仇），匹”这一重要训诂的改变，探讨《关雎》注解与东汉后妃观念、后宫伦理的关联，试图还原郑玄注经背后的现实关照与理想寄托。《毛诗》兴于后汉，除了因“古学贵守真，今学务趋时”外，若从注解内部分析，会发现根本原由还是经义本身的伦教功能及古文家对经义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