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福柯理论的空间维度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登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哲学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空间转向”。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和大卫・哈维（DavidHarvey）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概念纳入了马克思主义框架，在内涵上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本文重点分析另一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空间理论，并揭示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忽视了空间的重要性[1]。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相当精确，并且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在马克思那里空间被时间所消灭，所有的反抗形式都是在无差别的空间中进行，以至于早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所提出的都是世界性的抗争理论。但是在这种理论中并没有见到空间的差异性，不具备地理敏感性，在微观层面上无法指导具体的抗争。哈维用实例指出了空间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必要补充，在分析巴黎公社起落时，哈维详尽地描绘了巴黎空间的变迁，并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和豪斯曼对城市的改造分不开，尽管后者表面上是为了打造大都市区的手笔，但巧妙地运用了空间规划对市民进行区隔，这种区隔最终也导致了巴黎公社挫败[2]。

尽管马克思本人或许没有关注到空间的重要性，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点。比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小册子里，恩格斯敏锐地察觉到工人阶级受到的隔离不仅是在工厂里，也在生活中，这种空间的区隔使得工人阶级既生活在肮脏的自然环境，也生活在腐化的道德环境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同的区隔策略使得工人们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罢工形式。在恩格斯这里，这种空间性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得到证明，但无碍于将其视为空间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世纪之交，列宁也注意到了资本空间的生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系统地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发生了转变，掠夺已经走向了全球化，宗主国和殖民地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殖民不仅仅是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这种全球视野为后来的依附理论、全球体系论开了先河，也把理论的视野拓展到整个世界的空间。

在恩格斯和列宁两大导师的“指引”下，20世纪下半叶的“空间转向”逐步展开，列斐伏尔和福柯在60年代独立进行了论述。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同时也存在于资本世界和心理世界，资本主义并非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消亡恰恰是因为前者采取了后者没有关注到的形式―――空间生产。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暴力，生产出来的经济空间缓解了生产过剩的压力，也造成了劳动者的过度生产，无法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行为。哈维进一步阐述道，这个过程是“空间战胜时间”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了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基础设施的大幅投资，使得生产过剩的危机大大延缓。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所生产出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基础设施需要经过多次流转才能消耗；其次是生产出的消费的空间，这种炫目的空间形式以拙劣的模仿取代了创造性的生产（革命），使人们在无声无息中自愿受到资本的支配，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这是一个消费社会。再次，如前文巴黎的例子，通过空间规划的策略割裂了整体反抗（totalresistant）的可能，因此劳工斗争不得不采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称之“好斗的排他主义”[3]的形式。

经过哈维等人的努力，“空间”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进入了学术视野，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该概念已成为研究热点。尽管各学者对空间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如心理空间算不算空间？外层空间算不算空间？），但基本同意空间理论的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补充。“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4]。

二

经由卡斯特和哈维的努力，列斐伏尔已被普遍认为是“空间转向”的标志性人物。但与列氏同时代，更有影响力的学者米歇尔・福柯的空间观却被冷落。当代激进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W.Soja）就对此愤愤不平，“福柯与列斐伏尔在恢复空间概念在当论中的核心地位方面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都试图克服历史决定论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和对空间非政治化理解的消极影响，都要求对左派政治计划进行空间化布局和设计”[5]。尽管福柯没有类似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专著，但他持续将空间的思考带入自己的几乎每部作品之中。因此对比福柯其他的理论如话语、规训、谱系学、知识―权力，贯穿于福柯思想始终的空间敏感性被忽视不得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事实上，福柯早期的专著中就有着极强的空间敏感性，如《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对医学实践空间的论述，《疯癫与文明》开篇的“愚人船”隐喻，《词与物》前言对城市的想象。但系统的论述空间最早是1967年，福柯在建筑研究会小型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为“异托邦：另类空间”的演讲，在演讲中对前一年出版的《词与物》前言的空间想象做了系统化的专门分析，但由于作者认为该演讲的内容仍有大幅修订的可能，一直到其过世前才被翻译出版，在那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已经大行其道，因此并未获得学界的充分关注。然而，福柯的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有着很大的区别，列斐伏尔的洞见不能替代福柯的理论贡献。

对于传统的空间思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以往“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q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富饶的、的、有活力的、辩证的”[6]。在此意义上，空间无异于“容器”，人们在其中工作生活，受空间变量的限制，却无法改变空间。然而这种空间思维有着很大的局限，特别是无法解释当下社会。根据利奥塔的观察，社会已经步入了后现代的状态，反对宏大叙事话语，元伦理上的不可通约性生产了社会的碎片化，个人只能“游戏”于社会生活之中[7]。虽然福柯并没有完全同意后现论，但关注差异性，反对话语霸权是其毕生研究的事业。因此，福柯在演讲中用了《词与物》中的一带而过的新词来表达他对差异空间的关注：异托邦（heterotopia）―――

很可能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之中，也有真实的场所（places）―――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奠基之中形成的场所―――这些真实的像反地点（sites）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地点，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哪怕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location）。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和谈论的所有地点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我相信在乌托邦与这些完全他者的地点，即异托邦中间，可能存在一种混合的、结合的经验，可能是镜子。[8]

可以看出，福柯将异托邦置于了乌托邦的对立面。自莫尔以降，乌托邦成为幻想未来美好生活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但是福柯却对此概念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的异托邦更有社会现实关怀。首先，异托邦否弃了乌托邦的唯一命题。乌托邦理论家都将乌托邦视为对现实生活的替代，而且是作为美好生活的唯一替代品，无论是培根的《新大西岛》还是莫尔的《乌托邦》就将发生地设立在远离社会的孤岛之上，以标示其远离腐朽堕落的现实世界的唯一空间。而异托邦与其有显著的区别，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它作为墓地、监狱、集市、疯人院存在世界各地，但它们不是同质的空间，墓地不同于监狱，监狱也不同于另一个监狱，因此开启了无数异托邦的可能。其次，异托邦用空间消解了时间。乌托邦不承认不同的空间可能，只能以一种存在形式在时间上消灭另一种存在形式，因此乌托邦得到实现的那一天，也就是现存世界消亡的那一天。在此过程中，我们只能经过时间的漫长等待，用时间换取社会形态的更迭。对于乌托邦，异托邦的理论更为积极，尽管我们无法在总体上替代现存社会，但是无数的异托邦就像开启了无数的窗口一般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无数种）生活状态，如同莱布尼茨呈现的“单子”理论，在此异托邦中我们可以消极避世，也可以积极作为，无须时间地漫长等待。再次，异托邦是变幻莫测的。如福柯所言，同一个场所内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异托邦，同一个场所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着不同的异托邦意义，意义的流变与不确定和乌托邦的目的论形成鲜明的对立。也正是出于对异质性和多元性的关注，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视角[9]。就此而言，异托邦避免了世界历史的批评，对其意义的找寻只能追寻“局内人”的视角。最后，异托邦具备着反抗的潜力。在《词与物》前言之中，福柯从文本的角度强调了异托邦扰乱了人心，因为它损害了语言、阻碍

了命名、摧毁了语法[10]。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在福柯看来像乌托邦那样的平静反而是一种虚幻，因此异托邦揭穿的是前者皇帝的新装。

三

如前所述，“异托邦”的演讲并未立即发表，其影响力相当有限，与福柯的其他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正是对异托邦的关注，使福柯终身都在研究社会的边缘人群―――用社会学的语词来说就是“亚文化群体”。麻风病者、精神病者、囚犯、同性恋者，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可能仅仅是少数人，他（她）们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无法形成抗衡多数人的组织力量，甚至学术研究也常常忽略。他们没有生活在大写的历史中，历史把他们书写为被自身无情碾压的反叛者。因此，他们为时间所不容，但是空间却积极地拥抱了他们，无论是他们生存的空间，标记的空间还是被区隔的空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放置一些个体和事物的位置的虚空之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多重光影的虚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划定了相互之间无法化约而且绝对无法迭合的地点”[11]。

正因为空间是关系的集合体，所以异托邦的存在就一直受到权力的关注，“它并不在任何使我们有可能命名、讲话和思考的场所中去分类大量的存在物”[12]。无论是惩罚社会、规训社会还是安全社会，外部权力都试图去从外部强迫分类与命名，进而渗入甚至掌控各类异托邦，通过有序化驯服其空间反抗的潜在力量。可以看到，福柯的核心论断“知识―权力”模型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社会之中，而且必须借助空间的异质性，生产不同的话语结构。接下来部分，笔者以刑事惩罚为例揭示空间话语在福柯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最初的原始社会，存在着一种福柯称之为“危机异托邦”的空间，此空间具有严格的排外性，只有身处于危机状态的人群（包括福柯本人并未强调的处于癫狂状态下的占卜师）才能使用，因此该异托邦形成了区别于外部的，具有特权地位的空间形式。但是这样的异托邦在一个逐步怯魅的社会中已经逐渐消失。在惩罚社会中，权力就开始关注到了异托邦的存在，并用惩罚空间替代了危机异托邦。《规训与惩罚》中的刑场就是这样的空间[13]，在刑场上公开处决犯人，引来了不同人群的围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不同年龄甚至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但是通过对罪犯的处决，权力机制在空间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让不同的人群都能看到都能被驯服。这就是惩罚社会的逻辑，刑场与“异托邦”一文中所关注的集市很相似，都在固定的空间内有着不同人群的集合，但是权力通过裸的展现消灭了集市中的异托邦可能，将其转换为权力机制的附庸。在进入规训社会之后，权力的渗透更为明显，全景监狱的设计使得规训取代了暴力成为最主要的惩罚机制。在刑场上，权力空间的作用仅停留在处决的瞬间，并且由于其人员流动性导致权力运作的不可控。而封闭的监狱避免了上述缺陷，并且经过巧妙的设计，在狭窄的空间内使得囚犯将权力自返于自身，权力转换成为纪律内化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这并非代表异托邦的消失，由于监狱生产的空间容纳了同质的社会群体―――罪犯，与监狱外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福柯似乎认为在被规训的同时，这里也有革命的潜力，每个监狱形成了狭小的一个个窗户。例如，巴士底狱所形成革命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因此在演讲中福柯明确将监狱视为异托邦空间。在晚期的演讲集中[14]，福柯思考了社会进化的另一种形式：安全社会，该社会不但重视惩罚和规训的力量，更强调安全措施的使用，通常表现为采取安全预防设置。然而这样的安全社会也是更为成熟的使用空间策略的社会，它必须采取统计学的方式，将不同空间（特别是领土）内的人口和概率进行换算，对不同的空间进行不同的预防措施。由于安全措施的使用，进一步在源头上抑制了异托邦的产生，或者说异托邦成为躲避的空间，而失去了革命的潜力。但是异托邦并没有消失，它隐藏在市集、图书馆、博物馆等场所，更加碎片化却仍然生机勃勃―――或许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本质。

四

福柯的空间理论归纳起来即是，“‘异托邦’的概念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即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一个又一个别的场合。”[15]理论与列斐伏尔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或许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世纪60年代激进思潮的影响。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曾批评福柯的空间观，认为福柯只看到了空间的自然形式，忽视了其他形式，尤其是列斐伏尔强调的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ofrepresentation）。其实，这样的批评有失偏颇，福柯在“异托邦”演讲中已经强调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区别，只是出于学术方向更多关注后者。事实上，上述的空间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福柯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很强调空间的潜力，认为异托邦空间可以取代乌托邦成为社会革命的力量，这一点本身与哈维的理论很相似。哈维也认为乌托邦没有唯一的形式，未来会出现不同的“希望的空间”的竞争蓝图，区别仅仅在于需要在纵向和横向上将不同的“好斗的排他主义”连接起来，异于异托邦这样散落的排他结构[16]。然而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入地看到了福柯所未见的内涵，空间也好还是知识―权力也好，都不是自然生成的，经济基础是空间生成的源头所在，因此将空间理论系于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之上。而福柯的空间理论，如隐喻所言更像一条漂浮不定的船舶，“对于从16世纪直到今天我们的文明来说，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同时还是想象力的最大的仓储。这艘船正是卓越的异托邦。在没有船的文明社会中，梦想枯竭，侦察取代冒险，警察取代海盗”。[17]

注释

[1]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 Space.London：WileyBlackwell，1992.

[2][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英]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页。

[4]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同[4]。

[6]MichelFoucault：QuestiononGeography.inColinC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1972―1977.NewYork：Pantheon，1980.

[7][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MichelFoucault：OfOtherSpaces. Diacritics，vol.16（1），p.24.

[9][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认为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11]同[8]，第25页。

[12]同[10]，第7页。

[1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6][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8]，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