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活着”是人生的命名

《活着·张艺谋》是文艺评论家王斌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作为该片的副导演和十余部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王斌在这本书中回忆了《活着》的创作和拍摄过程。这是一个关于一部电影拍摄的故事，也是一部电影人的传记。

时至今日，《活着》仍被影迷誉为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王斌坦言：“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更是一个追求艺术的电影导演对艺术人生的追问和实践。在电影商业化、技术化的时代 ，电影和电影人如何‘活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书中的许多文字，是王斌在《活着》拍摄过程中记录的，现在结集出书再看那些文字，让他有许多感慨。“我让自己的思绪尽可能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时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挥间，物是人非，让人恍然如梦。”

王斌说那时拍摄电影的资金远没有今天这么充足，从业人员也没有今天这么专业，电影市场亦没有形成一如当下方兴未艾的巨大规模，但那时的中国电影人却血脉贲张地勇往直前。“那如梦的情景惟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下方显得弥足珍贵，那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守望着一种精神，维护着我们心中那一份曾经有过的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要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电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活着》无可置疑，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行列。”

在王斌看来，《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命名，亦是关于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命名。

王斌，曾任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与张艺谋合作过《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英雄》等多部电影。

时值第65届戛纳电影节落幕之际，本刊记者专访王斌，听他讲述《活着》的创作和拍摄幕后，及他眼中的张艺谋电影。《活着》曾获1994年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BQ=《北京青年》周刊W=王斌

张艺谋的关键词：坚持、心态好、不满足现状

BQ ：《英雄》公映之初不乏争议，但现在回头看，《英雄》其实可圈可点，且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开辟了中国电影大片的新纪元。

W：虽然我对《英雄》有看法，但它在中国商业电影武侠类型里有开创性的地方，打破了港台武侠片的讲述方式和呈现方式的模式。其实我印象中有两部电影比较特殊，一个是《活着》，几乎100%的人都说它是个垃圾片；还有就是《英雄》，出来的时候就一片骂声。这和《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不一样的。我有两个脑子：一个用来思想判断，一个用来艺术判断，电影存在什么问题我心里很清楚。到现在有人开始说《英雄》不错，我不多言，因为这是我之前就感觉到的。就像《活着》一样，时间会显现出它的价值，但《英雄》的价值不能跟《活着》比。《活着》是一个经典的文本，它不仅记述了我们国家苦难的历程，记述了一个老百姓命运的跌宕起伏，同时作为一部电影，完成了电影应有的使命。

BQ ：《英雄》因为形式新而不能被接受，《活着》其实是很“传统”的，但你书里写当时的一些文艺评论家也很不看好，说是文学性弱。原为何由？

W ：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朱大可的文章《谢晋模式》，把大家潜意识里具有的对影像作品的价值判断，进行了高度的抽象总结，他认为讲究情节模式，讲究和观众情感交流，在画面上没有剑走偏锋的一律属于腐朽没落的过时产物。张艺谋经过了在影像上极度先声夺人的一系列电影——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之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拍了一部《活着》，从此要求摄影绝对不能在画面上多花钱。我们很质朴的跟着人物走，拍了一部貌似很傻的电影，让故事和命运本身呈现出应有的力量。

在那个讲究所谓现代艺术、现代思潮的前提下，人们看电影的观念还没有变化，但张艺谋突然反身，用貌似传统的方式拍了看上去不出类拔萃的电影。大家没有发现他在电影语言上绚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以及电影上突破的实验性表达方式，于是觉得不好。那时候的人讲究观念，在观念革命前提下已经无形阻隔了观念和情感的相关性，所以当时产生的判断是特别正常的。

BQ： 张艺谋一直在“先锋”和“回归”间游走，他从不拘泥于一种驾轻就熟的固定模式。在拍摄了许多极尽色彩铺陈的大片后，他又返璞归真拍了一部纯爱电影《山楂树之恋》，收敛了色彩，只单纯地去讲一个故事。这一点你感受更深吧？

W：他是特别不满足于现有成就的人。任何创作者都有这样的心态：当你轻车熟路地驾驭了一个题材的处理方式之后，下次一定要换，重复会没有新鲜感。

BQ ：本书中你写到前期讨论剧本阶段，张艺谋很善于捕捉细节和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一点在他的新作《金陵十三钗》中也能感受到，比如用唱诗班女学生的视角，透过教堂斑斓的花玻璃看秦淮女人的场景……“视角”一直是张艺谋很在意的电影切入点吧？

W：当然，他经常说电影要“巧打”。因为正面进攻很难，张艺谋经常有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容易通过巧打的方式完成。比如拍《秋菊打官司》，当时所有剧组的人都不理解他，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最后完全是出奇制胜。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要求把灯笼放大，因为那个电影拍的就是象征，所以最后放大和夸张都是对的。

再如《金陵十三钗》通过一个女孩视角来讲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说，需要一个好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将故事娓娓道来。张艺谋是摄影出身，他想到了女孩的视角就一定想到了镜头。我最喜欢的场景就是秦淮女唱歌时影像突然虚幻，那是真正的华彩乐章，也是整个片子里最能显示张艺谋才华的地方。后来我和艺谋吃饭的时候，他说脑海中第一个画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场景。

BQ ：近年来张艺谋的几部电影毁誉参半，作为他多年的搭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W ：客观地说，《英雄》之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枪拍案惊奇》，电影故事似乎少了过去熟知的带有桀骜不驯、激情洋溢、充满思想的张艺谋。现在的电影人已经失去了和普通老百姓的接触机会，环绕在你周边的所有人际关系都已经不真实。你听到的是赞美和恭维声，骂声都来自不认识的人。长此以往，哪怕是张艺谋这样充满警觉的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清醒。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语境都不对，小说、电影、话剧都不对。

BQ：但随之也有另一种现象：就是大家边骂边看。

W：这也是我要说的另一种观点，即当下的语境，似乎不骂一骂张艺谋都显不出我有水平。我想这些骂声，艺谋应该能听到。不过凭我对他的了解，这不会干扰到他。对于骂他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叫“再多不愁”，但他会反思，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

BQ ：作为文艺评论家，你如何客观评价《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

W： 好的小说跟坏的小说有一个本质区别：坏的小说是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好的小说是把假的东西写得比真的还要真。《山楂树之恋》说是写真事，但已经假得不能再假了。因为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只能说完全没感觉，但拍得还算中规中矩。

《金陵十三钗》，我非常客观地说，它是中国从2000年发展到2011年出现的最好的商业电影，《金陵十三钗》虽然还存在着问题，但是在“秦淮景”那一段，我突然发现了从《英雄》开始没看到的灵光一现。

BQ：张艺谋和陈凯歌早期的一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许多大奖，但近期一些作品冲奥皆受阻，看似偶然，你觉得有必然的因素吗？

W： 整个人类的电影似乎也是从2000年划了一个分界线，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在衰退，2000年后的张艺谋，没有拍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奥斯卡外语片奖一般来说都是带有一定艺术电影特征的，而且相对比较明显。国外看中国除了电影的品质之外，还很喜欢看“黑幕”。过去国外看中国的艺术电影是有优越感的，但今天的外国人发现中国突然有钱了。当他们有了这个信息之后，再看中国人的挣扎，会觉得很可笑，无病。

BQ ：张艺谋一直被誉为“造星大师”，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你觉得他选择演员最看重什么？

W： 因为是摄影师出身，张艺谋的眼光比较毒，一看就知道从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他知道怎么去调演员，怎么让演员把生动性传达给观众，这意味着观众心里有这个演员，演员不就成明星了吗？！

BQ ：感觉他选的女演员很神似……

W ：我之前也觉得神似，但这次《金陵十三钗》就不神似了。如果从类型上划分都是“村姑”型，小鸟依人、乖乖女，在西方人眼里很东方。这一次我很惊讶，倪妮像大城市的女孩，过去的女孩都带着点乡气。

BQ ：最后说说你对生活中张艺谋的印象吧……

W ：他特别稳，定力特别强，很坚持。生活中，他会把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他有大将风度，有气场。

《活着》背后，主创有话说

张艺谋（导演）：其实我也就一个想法，别拍重复了。回头望一下，别吃老本，真吃老本了，就真老了，我希望老得慢一些。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回归传统，我不同意。对我来说，不去造势，不用造型、意念的方法去营造氛围，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这就是一种进步。

葛优（主演）：《活着》获奖全靠赶上一个好剧本和好导演。演员的生命高峰有出得早的，也有出得晚的，我想我的高峰在35岁。因为得奖，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在艺术上也得到肯定，我的自信心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的腰杆直了。

巩俐（主演）：在得知我们拿奖的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爸爸去世了，那种事业和家庭不能两全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我在领奖台上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感谢我的爸爸。

余华（小说《活着》作者）：电影拍完，我觉得不像我的作品，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不要叫《活着》了，张艺谋解释了很久，说这个作品就该叫《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