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内容摘要：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美国乃至西方研究日本及其文化的经典名著，它代表了西方对日本及其文化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广泛流传，影响深远。该书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论述了日本的国民性、文化、神道、等级制度、明治维新等方面。今天我们站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角度重读《菊与刀》将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本文仅就该书所论日本国民性及核心精神文化作一简要论述。

关键词：日本 文化 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日本这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令人又爱又恨。日本历史上曾经的谦虚学习，让我们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近现代日本的强大与侵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咄咄逼人、恃强逞能，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无法抹去的记忆。有时日本人谦逊得像富士山上的冰，冷酷而温和;有时像富士山内的火，肆虐而暴躁。到底日本是天使还是魔鬼？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给我们呈现了日本及其国民性的一幅学术的浮世绘。

一.本尼迪克特其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也是美国第一位女性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两岁时，她父亲去世，由当中学老师的母亲抚养成人。1895年，本尼迪克特进入诺里奇公立学校，随后转到精英圣玛加利学院学习。1921年，已是34岁的本尼迪克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她在1923年被授予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6年，她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执行主任。1937年，她成为副教授以及系里的执行干事。1946年秋季，本尼迪克特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她于1948年9月17日死于冠状动脉血栓。本尼迪克特曾担任过《美国民俗学》杂志的编辑和美国人种学协会的主席。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著作有：《文化模式》（1934年）《佐尼神话》（1935年）、《与剑》（即《菊与刀》，1946年）等。

二.写作背景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标志着二战的烽烟即将消散，德、日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美国政府便着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对于德国，盟军的策略是：打败占领德国，粉碎纳粹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实行军事占领。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美日国情的迥异使美国不敢贸然采取对德一样的政策来施于日本，一系列对日政策的问题困扰着美国。当时美国政府面临有两个问题：首先，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德日能否等同视之？如果日本不投降，盟军是否要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其次，假如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还要不要依照等待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的方式统治日本？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以及文化，提供资料和意见，当然本尼迪克特也身处其中。

三.日本人的国民性及核心精神文化

“菊”与“刀”是日本文化的两个象征符号，“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日本人一方面可以赏菊、品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残酷的屠杀和自杀行为。作者以此为书名，意在表明日本文化矛盾统一的独特现象――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保守。该书大体上从三个神道（等级制度）、明治维新、日本的国民性等三个主要方面论述了日本及其文化，但书中论述日本人的国民性及核心精神文化却留给人们较为深刻的印象。

1.日本的国民性

作者描述了日本的矛盾性格，并分析了其表现，产生矛盾性格的原因。

作者在《菊与刀》一书中对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有一结论性描述：“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1]本氏通过大量的细节和事例剖析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所具有的矛盾二重性，一是静如冰雪：讲究礼仪的“”精神;二是野蛮尚武，崇尚侵略扩张，甚至不乏残忍的“刀”之武士道精神。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日本人的“情义”、负恩观、道德观、自我修养，对儿童的教育等，这些单项行为共同构筑了日本人的双重的矛盾性格模式。

作者认为日本人矛盾的双重性格的主要表现在重恩与复仇上。日本的文化理念和众多的东方文化理念一致，日本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然而又有对“恩”的具体理解和独特的报答方式。本氏认为，日本人将“恩”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而中国人将“恩”限定在血缘关系中。日本人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如在君臣、父子、师生、夫妻等，“恩”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们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同时，“恩”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受恩的时常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每（应该为“每个”）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2]日本人对于“恩”的感觉与西方人对于债务的感觉相似，如果放任不还，人情债的利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增长，日本人就会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直至将受恩人压得窒息而亡。

日本人对待他人善意的反应是报恩，而对待他人恶意或诬蔑的反应是复仇。“他们认为，只要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3]对于社会来说，复仇无法随时随地地实行，在任何制度社会中，都会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于是，对复仇的渴望和向往在某些时候还会演化成另一种模式，那就是对自我的克制，这就是日本人突出的坚韧的性格，包括自小到大的各种意志锻炼。这种性格最极端的行为是自杀。“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4]

对于造成日本人这种矛盾性格的原因，本氏认为在于日本教育思维和教育方式，特别是日本人的童年教育的方式起了重要的影响。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尊卑等级制度的灌输，并且，日本儿童生活的前后期存在显著的不连贯性，从肆意纵情到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训练和约束，儿童身上被施加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成年后，日本人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造成了日本人行为的矛盾性和性格的二元性，不断地引发着内心紧张的冲突，致使日本人的性格兼有“菊”与“刀”的特点。

2.核心精神文化

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作为日本核心精神文化的“耻感文化”决定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面貌。

本氏所提出的日本“耻感文化”模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菊与刀》中对于分别从作战中日本士兵的思想，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社会网络，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对“名誉的情义”，“报恩于万一”等多方面的论证阐释日本耻感文化。她认为，“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源所在。

日本的“耻感文化”是相对于欧洲的“罪感文化”文化而言的。罪感文化源自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即认为人人都是有罪的，人的拯救依靠不断的自我救赎。罪感文化的良心根源是人与宗教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神、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忏悔之心，而这个忏悔的对象就是上帝。这种观念使得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5]因此，在“罪感文化”背景下的个人道德观的特点是：“一是支配个人行为的终极动力源于内部，二是个人遵循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善恶标准。”[6]

日本人没有这种宣传“原罪意识”基督教神学。对于日本人来说，良心的根源是人与人的关系。日本人视等级制为合法。在等级秩序的框架中，日本人生活的“忠”、“孝”、“恩”、“情义”等方面都强调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生活在集体之中的日本人，生活准则是迎合大家对自己的期望，避免做出令别人失望的事情来，在此，集体主义是至上的，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的意志。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集体赢得荣誉。日本人从小的教育中就潜移默化地渗透着这种“知耻”的教育。如在幼儿需要断奶时，如果孩子还“恋奶”，那么“所有的母亲都嘲弄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哩。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7]而用这种讥笑的办法敦促孩子早点成人，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任何场合都用这些方法“。这种经验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8]通过上述的教育方式，日本人在幼儿时代就已经被埋下了“知耻”的种子。

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一个日本人，只有他的罪行或错误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社会才会把耻辱降落到这个人头上。假如这些行为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对自己的评价，人人以受人赞许为荣，以受人排斥为自己的羞耻。因而，日本人在犯罪错的时候，会认为坦白忏悔只是自寻烦恼，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唯恐自己的罪错被他人知道，那样他会感到被讥笑，感到耻辱和不安。正是由于欧美人和日本人最初文化类型不同，积淀成了以后不同类型的罪感文化模式和耻感文化模式，而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又像血脉一样融入到欧美人和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塑造了一代代的罪感型的欧美人和耻感型的日本人。正如本氏所说的“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9]“耻感文化”对日本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强制力来实行的。因此，造成了日本人十分在乎名誉的性格。所以，他们认为一个知耻的人就是有德之人。

“耻感文化”还造就日本人缺乏明确的是非标准的性格，使日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善恶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由于“罪感文化”的原因，使得每个人都遵循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善恶标准。而在日本则没有这种泾渭分明的观念，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残暴的灵魂”（荒魂），另一种是“温柔的灵魂”（和魂），两种东西都是人所需要的，关键是要用到恰当的场合。[10]而这些从日本的众多的神话传说中就找到了印证。

四.结语

本氏的《菊与刀》虽然是一部应时之作，但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理论，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鞭辟入里的分析，精当的裁剪和恰如其分的结论使其不失为一部经典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读之，我们从西方的角度看到了日本及其文化的概貌，也对这个让人爱恨兼有的邻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尽管其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日本及其文化，不能先入为主的一概而论，对相关于日本的具体的人和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著，张燕，傅铿译《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 释

[1][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著吕万和，熊达云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2][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著吕万和，熊达云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4页。

[3]同上，第101页。

[4]同上，第115页。

[5][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

著吕万和，熊达云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4页。

[6]尚会鹏：《一幅日本民族性的透视图――战后50年再读〈与刀〉》，《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4期。

[7][美]本尼迪克特，R.（Benedict，Ruth）

著吕万和，熊达云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页。

[8]同上，第182页。

[9]同上，第154页。

[10]陈姜季：《日本人的性格――〈菊与刀〉读书笔记》http：///data/2006/1007/article_5736.htm。

（作者介绍：王小依，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