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丝剥茧新智库

不同于一些学者对于智库研究独立性的强调，易鹏从不掩饰自己的“幕僚”情结。在他看来，智库需要的是师爷，而不是教授。

“智库是拿方案，做幕僚。不像高校搞理论研究，智库有一个要求，就是经世致用。我们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智库理事长易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下的国情，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春天。

2013年4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媒体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智库产业，建设思想市场，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积极的力量。

这一批示催生了中国智库的迸发，2013年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智库年。

体制内外

易鹏说，“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智库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关键是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因此受到诸多制约。”

在2013年4月之前，易鹏的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在体制内建设新型的专业智库，需要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统筹协调外部力量的机制上做出创新。

身为“体制内”的研究者，易鹏对成立民间智库的渴望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13年启动，跟大环境有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十提出来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易鹏认为，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无疑是要破除体制的约束。因此，2013年4月，他褪去了官方身份，来到国际金融论坛担任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是一家非营利、非官方国际组织，由中国、美国、欧盟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国际金融论坛主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加入其后不久，易鹏发起创办了智库。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目前似乎还没有认识一致的统一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所谓‘新’，就是出现晚、发展历史短。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改院始建于1991年11月，一般被视为中国智库改革的先驱者。

苗树彬说，中改院成立后，走出了改革的三步：第一步，1991年建院之初，向海南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人编制只要30人的“皇粮”；第二步，1992年建院不到一年后，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第三步，1993年向原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中改院对自身改革探索的定位是“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谋生存、自求发展”。

“单向门”

从易鹏参与的两家民间智库的共同点不难看出：尽管在组织性质上是纯粹的非官方组织，但是其核心成员的官方背景也很突出。

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来看，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国际金融论坛一样，由一位前副国级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其4位顾问均为现任或原任副国级领导，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原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实际上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也不吃“财政饭”。2013年，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也反复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并说中心的终极目标就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

另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同样因汇聚了大量官方学者和官员而令人瞩目。其学术委员会成员除了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樊纲等人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

美国智库因“旋转门”机制而为人熟知。

‘“旋转门’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作者王莉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相比“旋转门”，中国目前的这些智库，更像是一扇“单向门”。

明确不要境外资金

智库最初打算以NGO形式注册，但最终还是以公司形式成立，但明确了非营利性的特点，即成员不分红。

“智库是思想库的民间称法，我国管理部门也没有使用这个名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不考虑官方的研究机构，从归口管理上，智库属于民间组织。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分三类登记注册，分别是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需要寻找挂靠单位，这成为许多机构注册的障碍，因此，大量是以公司形式进行工商登记的。

“纯粹的民间智库比较多的是以工商登记形式存在，或者干脆没有登记。”贾西津说，“他们的资金来源大多数靠项目，有基金会、有政府的项目。北京有个城市发展研究院，是个民间组织，但是与政府部门关系很密切，政府部门会委托他们做规划。这跟创办人的思路，对组织的定位、研究方法和理念相关，他认为要和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才能发挥研究院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民间组织和政府取得合作的不多，因为政府购买较少，很难占到他们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民间智库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委托项目，比如企业咨询，所以很多所谓智库，实际上是个咨询公司。一些组织也会有基金和国外基金，但完全依靠国外基金的也不多。思想库对国外资金还是比较敏感的，尽量减少对国外资金的使用。”贾西津说。

易鹏说，“明确不要境外资金”。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捐助，多来自民营企业，还有课题经费。

一些智库也在创新收入来源。

2013年1月19日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是新近成立的一家智库。与高校传统的研究机构不同，其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投资为研究院注资，采用基金运营的方式支持其运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基金盈利率在全国位居前列。因此，研究院的财务支撑非常充沛，且能长期持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通过邀请企业会员的方式保证了其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企业会员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埃森哲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资金来源主要是央企，民营企业极少。

内部材料和批示

在评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郑新立认为其必备的三要素即是号称“全球第一智库”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其中，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最核心的原则底线：所谓“独立性”体现在研究成果上，要努力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被政治所左右，超越政党之争。

但是，易鹏说，“不过分强调独立性”，评价智库看的是影响力和思想水平，关键是能不能提出经世致用的方案。

尽管在此观点上有所差异，但是，追求影响力是所有智库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利用自身资源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是所有组织智库的目的。

中国官方智库的研究成果可通过内部材料或送阅件影响决策，因此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而个别有大量官员或退休官员的非官方智库，其影响力毫不逊色。

从影响渠道看，便不难得知为何媒体称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国经中心目前出版有4本内部刊物，其中每周两期的《要情》，针对的主要是相当级别的高级官员。郑新立说，国经中心把社会上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将其以政策建议的形式供决策者参考。“用曾培炎理事长的话说，《要情》所追求的就是‘临门一脚’效应。”

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智库影响力的最佳指标。这从智库对其珍视程度可见一斑。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高校一贯被视为中国智库的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校本身上报内部材料只有教育部一条组织渠道，但是，不少高校学者有各自的资源，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例如，被称为国情专家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1999年创办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即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其递交内部材料的渠道为中科院。

人大重阳则通新华社等数个渠道，2013年共递送了内部材料14件。

通过舆论扩大影响

即便是民间色彩浓重的智库，也将上报内部材料等资源作为其核心影响渠道，更将其作为自身优势广为宣传。

易鹏常年关注地方产业、城镇化等问题，对于自己是否有影响官方的私人渠道，他毫不避讳。

北京一家致力于为产业研究及地方政府咨询的民间智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在寻求课题时，亦会主动将其拥有的内部渠道作为主要竞争力展示。

另一家非官方智库为《瞭望东方周刊》展示的2013年内部年终工作汇报中，亦将两位中央领导的批示作为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这些民间智库，大多依靠私人关系疏通影响渠道，进而产生影响力。

不过对于非官方智库来说，追求舆论影响是多数智库的选择。

在担任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之前，王文曾担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这一经历，使他非常重视舆论影响力。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重阳与百度合作推出“六组数据看清两会经济”；6月，当“钱荒”问题突显时，人大重阳推出了“八成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未发生金融危机”的调查报告；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3小时，人大重阳就推出了关于全会的“十大解析”。

作为中央电视台等多个媒体的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易鹏对于营造舆论影响力极度重视。他说，智库的20个学术委员会成员，每天大概会接受5～10个新闻采访。

中改院虽然能够将政策建议直接报中央有关部委、通过内部材料向高层反映，但他们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力，“进而影响决策”。

即便是前高官汇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同样重视媒体宣传。

郑新立在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 “影响力”时特别强调，它除了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对公众观点也有影响力。他注意到，布鲁金斯通过出版研究成果、召开面向公众的研讨会、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因此，在谈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时说，除了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建立工作联系与学术交流，中心还通过举办重大活动展示中心研究成果，并通过各类媒体扩大宣传。

公共政策与商业课题

“中改院自主研究的课题比接受中央有关部委、省市委托的政策咨询课题略多一些。”苗树彬说。

尽管地处海南，但中改院始终把影响全国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放在首位。

例如，1995年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建议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1998年，中改院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建议。

中改院将自己的研究总结为四类，一是围绕我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并快速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四是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在做好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同时，中改院也做咨询和培训等有偿服务。这些收入也是中改院日常行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易鹏很看重研究是否接地气，因此，地方政府项目是智库重要的研究内容。不过，他说，“智库不能只跟课题追热点。”

除了委托课题，智库目前提出了20多个自主课题，都是“对国策有影响”的课题，例如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这类课题计划每年做4个左右。

“很多智库需要内部平衡，通过商业咨询来平衡组织结构解决生存，没有必要做纯粹的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这块不赚钱，考虑的是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贾西津说。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近日在《科技日报》专门撰文，分析中国智库在经费方面面临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智库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把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分开，中国智库应该有能力和条件来自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而且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之所以强调分开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是因为“课题性支持取代了机构性支持，所有研究人员的收入和薪酬水平完全寄托在课题的多少和大小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研究机构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