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看庞德汉诗误译的根源

摘　要：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术界对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误译的典型范例，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来分析其误译的根源，据此认为庞德的翻译是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要素的制约下，对原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其误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庞德 误译 中国古诗 改写 “三要素”理论

一、引言

作为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人的代表，埃兹拉·庞德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将许多中国古诗译成英语，并大胆创新，发起了一场意象派运动，改变了当时文坛的诗风，开创了美国现代派文学的先声。他的诗歌和翻译作品在西方广受欢迎，产生了巨大影响。艾略特称庞德“为我们的时明了中国诗”。人们谈论庞德的成就，多是评价其“意象诗”在美国诗坛的美学感染力，少有探讨其译文的忠、信问题。近几年，有很多学者对庞德的翻译作品持质疑和批评态度，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批评《华夏集》是“假李白之情”，实为“改写”“重组”“剽窃的创造”。

二、庞德的误译

从翻译角度看，庞德的翻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倾向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翻译，所以从其译诗中不难发现很多误译。误译有有意和无意之分，无意即是无目的，纯属语言理解有误或表达不当所致；故意则是有目的，其目的有文学的、文化的、政治的……不一而足（王东风，2010）。庞德的译文有无意的误译也有有意的误译。以庞德英译中国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故人西辞黄鹤楼，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

ro，

烟花三月下扬州。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孤帆远影碧空尽，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唯见长江天际流。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庞德并没有忠实地传达出这首诗的准确意思与意境，其中有很多误译之处。首先，“西辞”指的是从黄鹤楼往东到扬州去，而庞德译为“goes　west”（到西方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西方并不是个好去处，例如形容人去世常常是“驾鹤归西”。其次，“kiang（长江）”“ko-jin（故人）”“ko-kaku-ru（黄鹤楼）”等词是根据日文音译的，容易让中国读者困惑不解。再次，原诗传达的是诗人既为友人升迁高兴又为将与友人惜别而感伤的复杂心情，而庞德将“烟花”译为“smoke-flowers”，将其理解为江上朦朦胧胧的“薄雾”，将译文的整体意境塑造得凄凉、伤感、惆怅而茫然，并没有译出“烟花三月”即暮春时节扬州繁华似锦的热闹景象。

庞德对上述古诗的误读，客观原因可能是庞德翻译的是二手材料，即英国著名汉学家Giles　（1845～1935）和东方学家Fenollosa（1853～1908）的译文手稿。前人的误读与误译会直接影响庞德的翻译。主观原因是庞德自身中文水平有限，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从而出现很多误读误译。然而除了无意误译之外，庞德在很多译作中都留下了他有意误译的痕迹。以庞德译李白的《送友人》一诗为例：

送友人 Taking　leave　of　a　friend

青山横北郭，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白水绕东城。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此地一为别， Here　we　must　make　a　separation

孤蓬万里征。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浮云游子意，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落日故人情。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挥手自兹去，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萧萧斑马鸣。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不少国内学者批判了庞德这首诗中的误译，比如，“送友人”不应是“taking　leave　of　a　friend（告别友人）”，而应是“seeing　off　a　friend（送别友人）”；“青山”应译为“green　mountains”，而不是“blue　mountains”。除此之外，“横”“孤蓬”“挥手”等译词也备受诟病。然而，细读这首译诗，不难发现其中的特点：

1.省略主语、谓语、物主代词，去掉宾主、逻辑、因果和时间等关系代词，直接突出意象。例如，“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庞德的译文照搬中国语法，借鉴汉语简短凝练的句式，选用了无主语句，却忽略了英汉两种句子结构之间的微妙差异，使之缺失主谓一致的形式接应。

2.模仿汉诗的对仗结构，直接呈现意象，创新意象，保留意象并置，如“blue　mountains”“white　river”“dead　grass”“floating　clouds”。或许庞德有意将“青山”译为“blue　mountains”，其一，突出整篇诗歌的画面感和视觉效果，其二，取“blue”的英文内涵“忧郁、深沉”来突出送别时忧伤凄婉的氛围；其三，注重押韵，译诗富有音乐性，节奏平稳而舒缓。这些特点与其《政论文》（1937）中所总结的诗歌翻译三条标准（音乐性，视觉性，直接意义和双关）不谋而合。众所周知，李白的诗古朴明丽，音节和谐，格调清新，是诗歌艺术的上品。虽然庞德的译诗句式长短不一，音韵不定，但感情细腻、意象丰富、风格质朴且有较好的音乐感，基本能够再现原诗的神韵。此外，庞德诗歌翻译的阐释性观点，是主张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古典诗歌语言。可以说，其翻译是以变形的李白的面貌出现在西方的，他使用现代语言翻译加上自己的阐释、创造，还有下意识的误译，因此不少中国学者将其翻译称为“创意英译”“创造性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的破格”等等。

不难看出，庞德的中国古诗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模仿了中国古诗的意象叠加和简练短句的技巧。他的译诗，与其说是将中国古诗介绍给英美读者，不如说是通过创造性叛逆对中国古诗进行了一定的重写、改译，然后将改头换面的中国古诗呈现给英语读者。同时，他模仿中国古诗的艺术手法，学习其中丰富的意象设置和句法特征，从而自成一派，促成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诞生与发展。

三、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是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所有改写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通过操纵文学，“改写”在特定的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改写有助于某种文学和社会的进化，可以引进新的概念、新的风格、新的手法（勒菲弗尔，1992）。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勒菲弗尔介绍了“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和操控，翻译不能忠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是因为它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受此影响，译者会任意增加、删除或者改动原语文本，使译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些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并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同时英美文坛各种思潮涌现，流派纷呈，“反传统”“反常规”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庞德早已厌倦了当时社会无病、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的诗风，于是提出革新诗歌创作的主张。他在接触意象丰富的中国古诗过程中，得到了灵感与启示，提出使用意象以呈现出具体的画面，创造节奏以表达新的情绪。因此，他在翻译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而是倾向于采取创意翻译，在翻译中注重意象的叠加和并置，节奏和韵律的和谐，写出了半翻译、半创作的诗。由此可见，当时“反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庞德自身的诗歌创新意识也促进了其诗歌翻译与创作。事实表明，他的汉诗英译及其意象派诗歌推出之后广为社会所接受，且获得颇多赞誉，可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了庞德的“误译”。

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学技巧、体裁、主题、人物和象征，其二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翻译操控理论认为，诗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文将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程度（勒菲弗尔，1992）。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在一定诗学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作为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提倡者，庞德认为，诗人应该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意象派诗歌的特点是，含蓄凝练，形象鲜明，诗情藏而不露，文字简洁，通俗上口，并富有流畅的音乐美（刘军平，2010）。庞德的译学和诗学同步发展，他翻译激励并加强了他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创作又反过来引导和促进了他的翻译。庞德在翻译汉诗时遵循了一个总的原则，即在翻译时打乱句式，重塑原文，将之改写成一首英语风格的诗歌。其主要特点在于，翻译时译者有充分的创造性，或者用韦努蒂的话来说，是一种“阐释性翻译法”。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庞德大胆删改原文，采用“阐释性的翻译方法”，将翻译和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显而易见，庞德的翻译观和诗学观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为庞德的“误译”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赞助人，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勒菲弗尔，1992）。赞助者可以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德鸿、张南峰，2000）。庞德在1910～1920这十年间，与许多英美文学界人士广为交游。他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得到了华盛顿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及很多文学精英的支持，并与一群诗人一起发起了意象主义活动。不仅如此，他和许多文学刊物有关系，发表过不少作品。《华夏集》一经出版，广受欢迎，西方读者认为《华夏集》打开了通往东方的窗户，西方评论家则认为该英译本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是“英语诗歌中经典的经典”。斯坦纳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的生命的源泉”，庞德的翻译，就是这样幸运的误读。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译，非但没有被打进冷宫，反而深得英美读者的喜爱，并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庞德的译作得到了专业人士、出版社、大众等赞助人的大力支持和赞誉，正是这一原因，庞德的汉诗英译才能得到当时译语读者的认可，由此也为庞德的“误译”提供了条件。

四、结语

本文首先列举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误译的典型范例，然后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和“三要素”理论分析其误译的根源，得出“庞德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受到了制约，从而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和操纵”这一结论。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了庞德误译的局限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即庞德在当时“反常规”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平台上，在当时诸多赞助人的支持下，凭借自己独特的翻译观和诗学观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出了一批虽不够忠实却很有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并发表了一系列意象派诗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庞德达到了其翻译目的，并且促进了美国当时的诗歌创新，为西方文坛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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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爽　许希明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