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话剧的希望

今年（2005年）是话剧中心成立十周年，从上半年起包括院庆在内的各种活动和演出非常热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颇有几番盛世的气象。那时，秉性硌涩的小零就想着说两句不冷不热的言语，道一些不三不四的道理，来给话剧中心的大庆帮衬帮衬。谁知这一落笔竟拖至今日。时间跨度太长，文中的一些意思怕是早已时过境迁

一是市场营销

关于话剧中心的市场营销，有个小例子很能说明些问题：上半年有一段时间我打电话到中心去订购话剧票，却被很客气地告知没有订票了，需自己到窗口去买。我很礼貌地把电话挂掉后，心里却开始恼火，因为这样的回答已经听到不止一两次。

更要命的是，一些快要上演的剧目，往往会因各种原因推迟或罢演。如果偶尔为之，我们可以理解，但经常没来由地来这么一下，倒让我觉出里面有大问题。

话剧中心有一个名为“戏剧沙龙”的所谓戏迷组织。但实际上，这个“组织”似乎并没有很好展开运作，比如买票时好像就不需要出示会员卡，而续费方式（到话剧中心亲手缴费），我总觉得过于古老了。更何况，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样的续费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以上种种，虽然中心的朋友们都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解释，我们也相信这些解释多少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上述现象难道不显示了某种观念的落后吗？作为演出市场的主体，市场营销理应是一个极受重视的流程，只有通过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才能更好地吸引消费者，这是市场经济中最浅显的道理，对话剧中心来说就是要服务好观众。但现在话剧中心的朋友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一点。

因此，为中心的发展大业计，我觉得中心至少应该注重两点：一要更注重常规票务系统的发展和完善，而减少非正常渠道的留票、蹭票；二要更注重票务系统的现代化运作，而改进老套古板、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门售传统。

同时，注重受众细分、注重基本消费群的培育和发展，也是现代市场营销的题中之义。我曾建议：中心可以依托沙龙会员的资料建立一个数据库，每次会员购票时，通过记录会员号，便可以掌握究竟是哪些人在看戏，职业情况如何，什么学历水平，意向何种票价？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话剧？这样，随着数据库的日积月累，一个相对固定的观众群就自然出现，而这就是中心要努力维系并不断壮大之的基本观众群。就相对数来讲，现在的话剧毕竟是小众艺术，我们没有必要幻想话剧像电视连续剧那样被大众趋之若鹜。只有摆正位置，认清形势，埋下头来、静下心去踏踏实实地把基本观众群经营好、服务好，真正树立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品牌，才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碧梧荫浓凤来栖，正是这个道理。

二是多元化的话剧市场

希望话剧中心要有培养自己竞争对手的胸襟，为培育上海多元化的话剧市场多出点力。

不客气地讲，话剧中心乃至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艺团体的人士，至今仍有从对所谓高雅艺术的话语权垄断中获得的潜意识。在我们的专业人士眼里，在一些观众朋友心里，“高雅艺术”究竟是发自内心对善和美的渴求与倾慕，还是用以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标志，是很难分清的。

现在的上海话剧存在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演出剧目质量上的乏善可陈；二是话剧制作人员结构上的单一；三是话剧演出场所分布上的偏颇。

第一点很多朋友批评过。第二、三个问题分别提出了上海话剧的内外部环境问题。

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培养，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同一个学科体系，有着相差无几的人生经历，甚至连价值观念都趋同的他们，在同一个场所，要想制作出色彩斑斓的话剧作品来。谈何容易。因此，这里讲的内部环境，指的就是现今体制下国家文艺团体封闭自足的、内循环的人员结构和制作环境。这本身就容易造成贫血。看看国内外的戏剧历史，凡高潮，似乎都是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为了同一个戏剧梦走到一起才铸就的辉煌。因此我觉得，话剧中心的人们，在满足了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贵族情结的同时，还是应该保有一些清醒的谦卑为好。

至于外部环境，放眼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常年上演话剧的场所只有安福路288号，而许多自发组织的话剧团体根本得不到包括演出场所在内的一些基本支持。按说，只有一个正规话剧演出团体，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一定是不相符合的。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且流动量很大的现代化都市，市民成分复杂、层次多样，但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中，他们都需要有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来缓解压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他们对艺术的观点、要求，或者具体些说，他们对话剧的喜好和态度可能会因为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因此，细分观众群，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话剧演出市场，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便成为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当然，这就需要有针对不同观众的细分的演出团体和场所。这不是话剧中心一家能够做到的。但作为上海唯一的正规话剧团体，无论如何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观念和胸襟，然后才能去努力实践并促成之。而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剧中心所缺乏的。这么说或许有些言重，因为这些毛病多半其实仍是体制上的弊端造成的。谁让我们只有话剧中心这一个专业演出团体呢？谁让话剧中心也面临着既要承载塑造上海文化外衣的责任，又不得不面向市场自己找饭吃的尴尬呢？而且从深处说，我国几十年的文艺体制，导致了艺术团体在教育、生产乃至演出各个环节上都过分体制化、官本位化。当艺术被权力浸染，无论其初衷如何美好，艺术终会变质发硬。陈丹青愤而辞去清华教职正是出于这个缘由。而绘画毕竟还是个体艺术，及至话剧这样的需要众人集体来完成的综合艺术，问题就更突出了。

但是，有些事情话剧中心还是能够办到的。比如培育和扶植上海的业余话剧演出团体。对于大学生话剧节的支持，话剧中心就做了很好的尝试。但这只是起步，更大的作为应该是尽力帮助培育更多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业余演出团体，廉价提供场地和指导，提供市场运作的一系列帮助，直至让这些演出团体也可以公演剧目，从业余走向半职业化，走向俱乐部化，走向NGO――说白了，就是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让上海的夜晚到处都有话剧在上演，让不同流派、不同层次的各路神仙都能各展所长，争奇斗艳――这才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应有的气度和胸襟。不用怕别人抢了你的饭碗，你是上海话剧的老大，是官方团体，把上海话剧市场培养起来了，最终受益仍是你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当然，以上都是外在的东西，关键还是要看作品。具体到作品内容，还存在一个我们应该具有何种城市美学观和文化发展观的问题。总结一下关于话剧乃至所有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产品的批判文章，我们会发觉，很多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两个立场的争斗，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矛盾。但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这个城市的文化病症远不止两种文化立场之争那么简单。笼统地将缺乏好的话剧作品乃至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的症结归结到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其实是思维惰性或者缺乏批判精神的结果。更多的症结其实在于这个城市的文化政策制订者和具体的文化生产者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发展观。或者说，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文化？

三是我们的城市文化

文化是个大概念，我们试着围绕包含话剧在内的传统艺术门类在上海的发展来探讨一下上海的城市文化。

1关于艺术在城市中的功能（兼谈话剧的困境）。

这实际上是承接了上述话剧外部环境的探讨。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对于艺术向来是比较尊崇的：一年到头都是艺术节；大剧院永远在上演着《剧院魅影》、卡雷拉斯之类的“美国大片”；我们的艺术生活总是和世界顶尖的名流、名团、名剧相联系，甚至包括F1赛车场、磁悬浮、东方艺术中心，只要是带有上海标志的，就一定是国际化的超一流的！仿佛整个华夏民族的百年屈辱都可以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中获得解放乃至彻底扬眉吐气，上海成了国家盛世的最完美的LOGO。于是，艺术在这座城市的经营者手中，总是得以一种近乎狂欢的姿态驾临在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头上。这就是艺术对上海这样一座正在崛起的神奇都市所必须做的贡献，而我们的上海，也正毫无愧疚甚至略带仁慈地索取着我们卑微的艺术。

那么，这仅仅是城市决策者的问题吗？不，是时代的宿命把我们抛到了当下此地这个时代，注定要背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块巨碑艰难前行，这条前行的道路自“五四”以来就被命定为“现代化”，而城市化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化标志。于是关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所有的热切盼望及翻身感，都被强烈地在了城市化的进程中。而上海无疑又再次成为现代化的标杆。于是，它的经营者们乃至所有“此在”的人们，都开始了一场兴高采烈的追逐，一场似乎胜利就在眼前的狂欢。而这座城市便被赋予了一种宏大、奢侈乃至辉煌的人文品格，我称之为“纪念碑似的城市”。

我不喜欢这样的城市，就像我也不喜欢瓦格纳。现在似乎很流行所谓的“瓦格纳精神”。在我看来，瓦格纳和他的拜鲁伊特是在编织着一个关于音乐的神话，而不是让音乐自由地说话。这种大而奢侈的“瓦格纳精神”，代表着一种辉煌而极近奢华的、刚性而追求宏大叙事的艺术观，这恰好符合我们这个“史诗”时代的需要。同时，大众文化（商业娱乐文化）的侵入适时地与这样的艺术观形成共谋。于是，在这座城市，艺术被瓦格纳和默多克们堂而皇之地摆上了祭坛，其结果便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城市审美趣味的粗砺化。而在这样“纪念碑似的城市”中，在伟大的神圣事业面前，个体的人却往往最先被忽视了。以整体的名义剥夺个体的审美自由，这就是我不喜欢上述艺术观的原因，要反抗乃至修正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除此之外，娱乐化浪潮也正侵蚀着我们的艺术田野。这并不奇怪，一方面，娱乐化作为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利器已席卷全球传媒；另一方面，在一个纪念碑似的城市里，人们出于对这种艺术观的反动而宁愿沉入娱乐来放松自己。严肃的思考便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又反过来促使艺术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于是，我们看到了娱乐化到仿佛电视连续剧般的话剧、看到了那些多得几乎要引起我们消化不良的“海内外名剧”。平心而论，其实受限于观众群的多寡，话剧还不是受灾最严重的艺术门类，我们本该以此自我安慰了。况且，话剧中心又何尝没有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呢。可问题是，开拓市场没错，但一味以市场为导向就是误解了艺术的自在规律；引进海内外名剧也没错，但是不是也该存在个量与质的问题，存在着诠释、导向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理解艺术创作者们为稻粮谋所做的市场妥协，也不反对有娱乐性的艺术作品（娱乐本身并没罪过），但我们确实反对“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语）的艺术。

令人十分沮丧的是，这恰恰正是我们讨论这个城市文化乃至所有艺术问题的前设语境，也包括我们话剧的困境。

2 关于城市文化生活中的艺术表达和艺术批判（兼谈话剧创作和话剧批评）。

有一句话似乎成了话剧中心的广告语：看话剧是一种时尚，看话剧是一种格调，看话剧是一种生活方式――看来话剧中心是铁了心要把话剧打造成城市生活的一种时尚标志了。但这句话的矛盾之处在于：看话剧（乃至欣赏所有艺术）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时尚？

照我看，那曾经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则更是一种时尚。问题是，生活方式与时尚之间真的可以如此轻易地划等号吗？

关于时尚的话题，我以前曾多次提及，主要针对的是2004年以来话剧中心演出剧目的娱乐化和白领化倾向。事实上，娱乐本身没错，白领作为上海正崛起的中产阶级主流，成为艺术作品观照对象也属正常。但问题在于，你所表达的内容是否真正贴近实际生活，是否表达了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于是这个话题便显出其本来面目――时尚（或者说娱乐化）至多只是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摇曳生姿，也可以变幻无穷，但它无法涵盖生活磨砺的本质，无法表现人生虚幻的苦痛。你确实可以把时尚称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可生活本身仅有积极的一面却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时尚生活的所谓亮丽若没有人生真实苦难的相衬，难道不正如空中楼阁，虚幻且无法长久吗？而生活本身却依然日复一日展现着它繁杂乏味和苦痛多难的真实面目。

那么，仅仅把话剧当成一种时尚的人们，仅仅为了娱乐一把的人们，将如何从艺术作品中看到他们所处的真实生活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城市生活，而这几年的话剧作品又反映了多少这样真实的城市生活呢？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和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少部分强势群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占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利益高度分化而政治、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各弱势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很难用其他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的严重挫折感。同时，信仰的缺失又使得正处于失落中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焦躁，所有的人都在被自己追逐，并与生活形成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用钱去消费来时尚，却无法享有将艺术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乐趣。因为艺术，本质上是“慢速”的。

遗憾的只是这个时代，这个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它慢不下来。因此，时尚不可能代替生活方式，而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却看不到这一点。当所有从事艺术创造的人的眼睛都仅盯着“时尚”二字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期待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艺术会描画出这个时代无数真正丰富而深刻的题材呢？

且看上海。作为走在中国现代化前沿的特大城市，上海的人群也正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和多元化。话剧创作题材不是太少了，而应该是足够丰富。比如所谓的新上海人，他们的生活怎样，他们快乐吗，对他们的梦想和苦痛，我们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诚然，很多时候，个人的苦难确实不是旁人能够帮助解决的，可艺术的功效之一，难道不就是为了让痛苦的人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继而获得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吗。

再把视野放开些。中国的经济腾飞不是仅仅依靠如上海这些中心城市的贸易功能，真正的功臣是那些丧失了耕地的进城农民，是被迫下岗的产业工人，是每天在地下500米和死亡并肩的矿工们

而这些，又是否真正进入过我们艺术创作者的视域？我们的话剧创作者们看到了吗，想到了吗？

同样，在艺术领域，特别是话剧领域，真正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批评也少之又少。遍览把持上海公共话语的主流媒体，你很少能看到关于话剧的精彩评论，更罔论关于上海话剧创作及其文化内涵的有效批判。有的只是搀杂着广告和演员幕后花絮的新闻报道。究其缘由，恐怕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一仍然是行业内循环的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前苏联式的国家文艺院团体制，造就了最有可能进行批判的文艺评论家们几乎与创作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偏偏中国人的处世规则又最讲求人情潜规则，于是便形成了要么你捧场，要么你就闭嘴的现状；其二是利益的无孔不入。所谓娱乐化，其背后也是因为有着利益的驱动。社会阶层的巨变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流阶层（工人、农民）精神地位的普遍失落和新兴阶层（典型的如城市中产阶层）的广泛兴起，进而造成了国民精神领域的巨大落差。在这一落差中，尘世欲望得以疯狂滋长和泛滥。娱乐便成了获取市场利益的最有利武器。而话剧评论乃至文艺评论无不被绑上了市场的战车，利益各方的博弈和共谋，都决定了没有独立地位的文艺评论必然是“小骂大帮忙”。可笑的是，现在连“小骂”都不常见到。于是偶尔的批判声音便显得特别刺耳，而让我们一些话剧专业人士很不习惯。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的存在，习惯了它带来的享乐和，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暖风里，别说看到那些失地农民和每天与死亡相伴的矿工了，就是《南方周末》上薛涌的一篇文章（2005.3.20），提出“究竟谁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都引得不少人侧目，以为其辱没了知识分子。

于是，我们的艺术（话剧）创作乃至批判在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变得束手无策，而集体失语。它们无法进入真正的时代内核，便只能以制造娱乐来取悦现实。

而当前上海艺术（话剧）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失语，归根到底是城市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精神文化领域的应变和跟进出现了滞后。

一方面，时代的飞速发展和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受的屈辱，迫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处在一种急起直追的潜意识当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民族急功近利的心态。而市场化、娱乐化又牵引着我们无暇停下脚步去细细品咂时代需要我们警醒探究的细节和奥妙。另一方面，城市对于我们大多数正处在话语权高峰的人（权且算是80年代以前生人的吧）来说，其实多少都是一个陌生的生活场，我们的童年经历都是乡土中国的经验，我们城市化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足以使我们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认知来统摄我们浅薄的城市经验。同时，生活在城市中（尤其是上海）的我们对真正的乡土中国又存在了太多的隔膜。于是，我们城市的艺术创造者和批评者们一边因无法深入体验都市以外真实中国的现状而自动“屏蔽”了那些确实存在着的苦难；另一边又因为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内核而停留于“物质”、“欲望”等所谓都市概念的表面，无法深入捕捉那些关乎生存本质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话题。于是，他们要么驻足于城市生活的表象，满足于描绘虚假的城市浪漫；要么便因无法把握而索性失语，转而吆喝起消费主义的时尚小挂件。而那些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人在时代面前相同或不同的困窘、疑惑、挣扎和绝望，便都被所谓的都市时尚所遮蔽了。

再从艺术创作者和批评者自身修养的角度看，中国几十年传统艺术教育体制的熏陶，使得他们知识结构的储备往往习惯于对宏大叙事的书写和对工具理性的膜拜，而缺乏必要的批判眼光和与此相匹配的思维深度。仅靠体验是不够的。失去了思维深度的体验，便只能委身于生活表象的描摹。同时，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又诱使大多数创作者和批评者们丧失了对自我思考意志的锤炼，而只能在高度商业化的艺术蜜糖里随波逐流。于是，这些把持着艺术话语权的人们最终放弃了艺术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人文热情和怀疑精神，听任利益的巨大杠杆在艺术的外衣下翻云覆雨而日渐媚俗。而他们自己要么沾沾自喜、懵懂不知，要么自知无力回天而装聋作哑。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城市的话剧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要想凭借几篇批判文章就改变这样的现状无疑是天真的，但这无妨于我们提出自己的理想。面对纪念碑似的城市，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期盼一种森林公园般的城市气息。这个城市的艺术观和审美趣味应该与以下一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鲜活、睿智、力量、旷达、嬉游、自在、敏感和生命力。这很需要一些改变，但更需要的是时间。而在时代的宿命面前，我们只能等待，或许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我们都是等不到那天的，但改变无疑仍在继续，未来仍值得期待。

编注：该文成于旧历2005年底，略有删改，原文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网站论坛/Ch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