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高官异地受审探秘

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因为事关重大，通常由中央统一协调。党内首先会确定如何指定管辖，然后“两高”具体实施。

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王立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而此前，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根据其反映的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一事，对后者的死亡进行了复查。薄谷开来已因谋杀罪在明20日被判处死缓。

该案案发重庆市南岸区，按常规应该由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管辖。但两人的案件都实施异地审理，王立军在成都中院受审，而薄谷开来杀人案则在合肥中院审理。

近年内地高官贪腐案件异地审理已成常态，90%以上的高官腐败犯罪案件都在异地审判。如上海前市委书记在天津受审、广东前政协主席在重庆受审、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陕西西安受审等。

2012年7月19日，就在贪腐官员许迈永（杭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苏州市原副市长）被核准死刑当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会通报称，最高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酝酿出台文件，扩大各地法院异地管辖适用范围，推动异地审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部分受访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认为，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理，这一司法模式跳出了腐败犯罪高官的“势力范围”，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护和不当干预，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

但他们同时也担忧，这种普遍化的异地审判，极可能导致当地司法机关的职能萎缩和公信力下降，并可能进一步弱化司法机关对地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司法系统的良性成长。

异地审判，迫不得已

在内地，高官贪腐案件此前大多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比如，1997年北京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受贿案在北京一中院审理；1998年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受贿案在贵阳中院审理。江西省原副省长被批捕后一直关押在北京，2000年1月底又从北京秘密押回南昌，2月13日在南昌市中院受审。

2001年，轰动全国的辽宁“慕马案”（辽宁省原副省长、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贪污受贿案）开启了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异地审判的序幕。该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62人移送司法机关，最高法院指定了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法院同时异地审理。

“这种审判方式完全是办案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称，地方权力错综复杂，司法体制纠缠于各种干扰束缚之中，难以正常办案，最高法院迫不得已才出此决策。

在查办“慕马案”时，中纪委发现马向东之妻在背地里大肆活动，同时多方联络，贿赂看守人员，干扰案件查处，企图帮助丈夫逃脱法律的制裁，于是决定实行异地办案。“这种大要案、窝串案恶性爆发的情况下，如不采取异地审判的断然措施，在当地显然是很难查办下去的。”赵说。

按《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本应“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地方法院受地方党委领导，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有关个人，都有可能干涉和影响案件的审判。

高官在一个地方经营多年，为了确保既得权势和谋取更大利益，必然要利用职权，在重要部门包括公安、司法机关安插亲信和培植势力，编织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构筑一道牢固的保护层。这些人一旦东窗事发，司法机关查办案件时便会遭遇重重阻力，而异地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地方主义”干扰。

自2001年辽宁“慕马案”之后，大陆对高级官员职务犯罪进行异地、审判，几成惯例。譬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受贿案由北京二中院审理、湖北省原省长受贿案由天津二中院审理，都沿袭这一惯例。

早期异地受审的贪腐高官，在当地政法系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2006年11月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院审理安徽省原政协副主席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就是考虑到作为曾长期分管安徽省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其案件在安徽省审判显然不合适。

从后来的司法实践看，落马官员级别越高，异地审理的可能性越大。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一般是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犯罪才异地审判。”

再后来，异地受审的规则渐趋明晰。通行做法是：省部级腐败高官实行“跨省异地”审理，而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则在“省内异地”审理。如前上海市委书记在天津受审、广东省原政协主席在重庆受审，而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宁波中院、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南京中院受审等。

谁来指定审理法院？

王立军案此次在成都中院审理，虽属异地管辖，但仍有外界质疑地域距离太近――重庆曾经是四川的一个市。

王立军长期在重庆工作，曾拥有公安局长的特殊职位。此次最高法院指定四川省来管辖，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主要考虑成都距离重庆较近，检察院和法院调查、了解、核实证据时，都会比较方便。

与之相反，薄谷开来案选在离犯罪现场几千公里远的安徽合肥进行审理，有关部门却未作出解释，引发外界不少猜测。

法学界人士相信，这种安排可能有法律背后的政治考量。据传，负责处理薄谷开来案审理的是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而王曾任安徽省政法委书记，选择安徽的法院来审理这一重大案件，驾轻就熟，便于控制，自在情理之中。还有人指，薄谷开来的户籍地北京，工作地东北以及祖籍地山西、河南等地，都要相应避嫌，选来选去，只有安徽最合适。

“指定哪个法院来审，这本身就是大要案的机密之一。”不少受访法学专家表示，目前大陆司法还有很多不公开的因素。“指定给谁，最高法院说了算。或许，他们说了也不算。”

此前将辽宁“慕马案”中主犯马向东转到江苏受审，正是中纪委的决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这种指定安排，是在目前权力架构下，由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直接介入，将党内决定过渡为国家司法程序。

从近年高官异地受审案例中，法学界逐渐寻出一些规律。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实行指定管辖时，一般选择办案比较规范、执法环境比较好的法院，同时兼有过大案、要案审判经验的优势。

此次审理薄谷开来案的合肥中院，审判法庭多达21个，音像设备先进，北京中院的硬件设施甚至无法与之相比。2008年，该院还审理了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受贿一案。

不过，从以往案例来看，高官贪腐案件还是以北京中院审判居多。这是因为北京法官的总体水平偏高。另外，腐败高官大都关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在北京审讯也便于中纪委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协调案件。

比如，黑龙江省原省政协主席受贿案、原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受贿案、原四川省副省长案，都由北京一中院审理。由于案情特殊，有些厅局级官员也被提到北京审理，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绥化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慎义受贿案等。

与此相对应，一些腐败京官则外放到地方审理。如北京市原副市长受贿案交由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受贿、贪污案交由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跨省审理的大要案，其指定管辖法院通常是省里重点城市的中级法院。天津、山东等地的中级法院近年也常常得到这种指定的机会。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案件，就被指定在天津市二中院审理。该院在审判之前，还审理过原湖北省长案。

“哪些高官腐败犯罪案件需要实行异地审判，指定异地审判的主体、被指定地是否特定化等等，实践中的做法并不一致。”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说，司法实践中指定异地审判的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实行异地审判，缺乏一个具体的评判标淮，更没有一项完善的制度可供遵守执行。

由于缺乏硬性规范，一些“异地审理”案件让人看不懂，甚至引起外界质疑。比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兼副厅长褚之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由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褚之田曾经长期工作并担任钦州市委书记多年、人脉关系深厚。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受贿、非法持有枪支案，经指定交由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衢州也是许晓刚入团、入党的工作地方。

职务犯罪异地审判背后，还涉及异地侦查、异地羁押、异地公诉等公检法机关的协调配合，需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如果规定不明、协调不力，办案机关会相互冲突，造成司法尴尬。

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缺乏事前沟通协调，当地检察院和法院有时会发生协调不力，在异地管辖过程中往往“好事多磨”。比如原安徽省阜阳市中院院长刘家义受贿案，之前由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后又指定滁州市中院管辖。据透露，淮南中院此前刚审理了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受贿一案，花费很大，因而向省高院提出拒绝审理该案，才另行指定滁州市中院管辖。

“异地审判的困难其实在侦查环节比较突出。”一些办案人员反映，一个省的检察官到另一个省去办案，人生地不熟，办案成本急剧递增。在马向东受贿案的查办过程中，江苏省有关部门先后派出了478人次赴沈阳、大连等地调查取证，共谈话1300佘人，调取书证、物证材料5800佘件。

上海社保案中的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陈超贤被指定给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审理。该院副检察长鲁建武在自述文章中称：“每一个环节都会慎重地按规定逐层请示，光是公诉专报就呈递了二十多份，到省院汇报不下10趟。”2008年初，他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来遭遇连日大雪，从合肥到宣城整整走了13个小时。

对于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因为事关重大，通常由中央统一协调，党内首先会确定如何指定管辖，然后“两高”具体实施。高官贪腐案件也是由中纪委介入查处后，通常先给腐败官员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则移交最高检；再由最高检下发指定函，将案件指定给某个省级检察院，进入司法程序；然后由被指定的省级检察院或它的下级检察院立案侦查，再向同级法院提讼。这种由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出面、亲自部署督办的案件，在异地管辖办案中较少出现摩擦。

依照惯例，负责侦查的公安局、审查的检察院、审理的法院，一般都在同一地域。据新华社报道，这次薄谷开来异地受审，实际上是由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三家分别指定合肥市公安局侦办，合肥市检察院审查和合肥市中院审理。

不要轻言“制度化”

经过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如今最高法、最高检已形成了一套异地审判的司法模式，大有进一步推广和制度化的趋势。学界也有人呼吁扩大异地受审的司法对象，将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职务犯罪也纳入异地管辖。

这些人认为，县长、副县长、镇长、副镇长等官员虽然级别不高，却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的职务犯罪案件如果仍由本地司法机关侦查、审判，也会遭受干扰和阻力，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基于以上考虑，不少地方法院正在尝试推广异地审判，但此举也招来不少非议。“审判机关不能把司法公正的赌注押在异地审判上。”北京燕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辉说，对高官腐败案件实施异地审判，既不是治本之策，也绝非法治进步的标志；恰恰相反，它是国家法治缺乏权威的表现，是审判机关不能坚持司法独立的表现。

一些受访法官对此颇为认同，称高官贪腐案件异地审判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最高司法机关来说，不应轻言异地审判“制度化”。

“它注定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学教授洪道德说，异地审判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特殊司法惯例存在，绝不能上升到“正式制度”。他认为，当前对抗不当干涉司法的关键并不在异地审判，而在于增强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抗干扰能力”，让司法机构最终独立于地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