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和重建探析

时间:2022-10-08 01:16:50

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和重建探析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引发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巨大变革,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转型客观上也要求道德转型,但由于道德建设明显迟滞于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使得在社会的一些领域里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并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揭示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探索道德重建的思路与途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Abstract:Along wit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unceasingly thorough, initiated the social life domain huge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society entered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reforming also requests moral reforming objectively, but because moral reconstruction obvious sluggishly in transition period society's development, causes the morals to deviate from the norm the phenomenon in society's some domains to be serious, and is restricting society's further reforming. Promulgates and studies our country society transition period morals to deviate from the norm the question, the exploration morals reconstruction mentality and the way has the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转型期 道德 探析

key word:The transition period morals search analyze

作者简介:张 警 ,男,1972年出生,福建省莆田市人,政工师;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研究。工作单位:莆田市工程建设监理所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变迁,或者说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这一时期的特征有诸多方面,其中道德的失范是最突出、人们最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引领社会价值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从而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当务之急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在实践中的主要表现

(一)政治上:权力寻租、腐化堕落、贪赃枉法、权色交易等官德失范现象较为严重

腐败,被各国政治家称为“政治之癌”。在我国现阶段,腐败成为危害社会、损害党的形象的社会毒瘤,“权力商品化”是一种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官员腐败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据中纪委新闻会公布:2010年全国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有些在枪林弹雨中不曾倒下的英雄,却成为“糖衣炮弹”的俘虏;一些不畏艰险的改革勇士,却落马于钱魔之下。在现实生活中,某些领导干部巴结上司、施惠下级、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一些没有特殊背景的人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往往通过向领导干部行贿,用金钱、实物,甚至色相等换取官职或利益。诸如这类权力寻租行为刺激了一些领导干部把权力当作发财腐化的资源,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当前在政治领域里官德沦丧和败坏的最突出表现。

(二)经济生活中: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背信弃义等信用缺失现象司空见惯,经济主体耻感缺失严重

当前,我国经济信用缺失主要表现为:经济主体从自身所处的利益关系出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愿诚信的基本道德原则,制造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侵犯他人的经济利益;破坏自由公平交易的原则,引诱、胁迫他人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虚假广告宣传,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等等,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现象比比皆是:企业不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为耻;商人不以坑蒙拐骗为耻;生意场不以非法经营、欺行霸市为耻;消费者不以挥霍无度、奢侈浪费为耻;为了追求更豪奢的享受,不惜贪赃枉法、不惜出卖肉体和人格。市场的信用缺失和经济主体耻感缺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思想上:对理想和信仰价值的追求淡化,导致消极道德观和价值观蔓延

近年来,人们对职业、事业和家庭生活理想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理想。理想对个人生活的激励作用被庸俗地实用化。一些人对信仰及其意义非常模糊,体现理想和信仰价值的道德人格对一般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呈弱化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一项“有无信仰”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信仰”的仅占28%。这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当前社会转型期中理想信仰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从而又导致了消极道德观和价值观膨胀,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恶性蔓延,伦理观念肆意践踏、社会公德严重缺失、职业道德普遍匮乏。于是,对传统优秀的伦理观念熟视无睹,对公共道德的排斥和蔑视现象是无处不有,对市场经济运行中本应遵守的职业道德更是不屑一顾。反映在人际关系上,人情淡薄冷漠、人心叵测,见危不救、见困不济、见险不上、明哲保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互助互爱、同甘共苦的行为日渐减少,诚信理念岌岌可危。总之,无论是社会宏观或者微观层面上,反映出大量的损人利己、丧失公德的行为,凸显了当前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失范泛化的不良趋势。

二、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一)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法律制度正以政治为本位向以经济为本位的转变,目标是以公平、公正、平等、责任、互惠、效率等市场经济伦理取代体现平均主义、强调无私、奉献、牺牲等计划经济下旧的伦理原则,这种制度伦理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社会伦理和个体道德。但是,由于目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社会主义法制本身也不够完善,所以新的制度伦理正在形成过程中,道德失范现象难于避免。

由于旧的政治体制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自身存在诸多弊端:如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泛化;机构臃肿,编制缺少立法;行政权利过分集中,行政决策缺乏科学论证;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无“程序”,行政监督无“法”等等。这些体制方面的问题,为不道德的组织行为预留了空间,导致了官员腐败与官德失范,其实质就是他们改变公共权利的性质,以达到私人或小集团为目的,干扰和破坏了公共合法的社会资源与价值的分配过程。另外,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但长期以来,道德建设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与支持。综观进入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的法制建设,多数仅限于对经济行为的规范,很少和道德建设相联系。道德建设是通过社会教育与自我修养,借助于社会舆论与良心对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是偏重于思想意识规范的“软”建设,所以,其效果不尽人意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社会的转型是全方位的,在新旧的伦理体系交替过程中出现道德失范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就是忽视了道德他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过分地强调自律,轻视了通过法律保障和支持来促进道德的自律。

(二)市场经济原则的异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要建立起一套诸如西方发达国家“公平、公正”等新的伦理原则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活动追逐利益和利我的本质有改变,市场经济运行的驱动杠杆就是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在特定条件下,利益的总量是一定的,由于“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因此就产生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及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当个人所追求的利益不能实现,就会心理失衡甚至行为失范。当整个社会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存的唯一目标时,人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市场经济运行中通行的价值法则要求商品以价值为基础等价交换,然而由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突出了货币的特殊作用,在货币的驱使下,人之为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原则指导下的市场竞争,会诱发市场主体为保存、发展自己而排挤攻击他人的自我保护倾向。正如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由能力的平等,便产生对于达到我们目的之希望的平等,因此如有任何两人欲求相同的事物,而这事物却不能为他们所共同享受,他们便成了敌人”。利益的驱动与满足,会把失去理智的人们引进冷酷无情的金钱战场,展开不择手段的生死博斗,从而把应有的人间温情、友情、正义,一律抛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之中,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更是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人们谈什么道德与良心,还有什么廉耻、荣辱可言?于是,就大量出现经济信用缺失和经济主体耻感缺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三)价值观的扭曲和多元化,道德评判标准呈现混乱状态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这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是两千多年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基础。经过鸦片战争、、等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儒家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传统价值观被颠覆了。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的日趋全球化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加快了多元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一方面,使我们能更多地接触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更好地发挥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丑恶东西,如纳妾重婚、吸毒、黑恶势力、武装犯罪等,成为当代道德文明正向发展过程中的逆流;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西化”渗透,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民主、人权等口号推销其价值观,加上个人本位意识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极度膨胀,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价值观沉渣泛起,腐蚀人们的思想,助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盛行。原先视为神圣的道德理想、人生准则以及崇高的精神追求,遭到肆意反叛与亵渎,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丧失了终极关怀的精神慰籍。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引发价值迷茫,人们关注的问题日趋现实化,追求的目标日趋功利化,传统的道德规范就丧失了神圣的主导地位。于是,在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领域,客观上就存在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计划经济时期道德价值观、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观并存的局面。这种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使道德评价丧失了统一的标准。众所周知,道德评价是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因产生“敬意”而做出肯定;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因产生“耻感”而做出否定。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对荣辱、善恶、美丑等是一目了然或约定俗成的,不需多加思索即可做出价值判断。但是,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由于受多重价值观冲突的影响,似乎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行为的是非善恶没有明确的界线。由此导致了道德领域内的空前混乱,其直接后果就是道德秩序失范现象广泛地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四)传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规范自身存在缺陷,道德理论建设和道德教育相对滞后

传统道德在当前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失落,有自身的原因,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社会条件下造就的伦理道德观,是建立在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血缘为本位的封建宗法等级的基础上。它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过高估计了人性,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它否认个体的独立性,压抑人的主动性,如:一些束缚人性的规范,不仅严重抑制了自然人性,也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它的某些价值取向、个人心性的狭隘和文化保守主义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被发展到极端,以致于连谈情说爱、举止打扮等纯个人行为,都被蒙上了浓重的道德批判色彩,强烈地压抑了人的自由、活泼的天性,已经明显体现出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所以,这种传统道德不应该也不可能仍处于当代社会道德的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规范强调垂直奉献,藐视人的求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人性的,体现了这一时期道德理论存在片面性、政治化。当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一样,甚至相反,这本身就在大面积地消解着道德。所以,垂直奉献型的道德观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讲求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的分配体制,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现实相矛盾,因为这种道德规范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道德层次。用先进分子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人,道德失范是在所难免的。

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建设长期滞后于现实,道德理论创新寥寥无几。从研究现状看,道德理论建设并没有取得像经济建设那样令人欣喜的成就,不能及时概括当代道德建设的新内容,表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公德体系;许多行业也没有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的推广也无章可循;有时,面对道德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几乎一筹莫展。总之,由于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中存在许多与新形势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使得道德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流于空谈,变成了无力的道德说教,甚至反碍社会、行业和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行。转型期的社会变革给道德教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呼唤着道德教育变革与创新。然而长期以来,道德教育忽视了现代社会开放和价值观多元化的事实,忽视了现代社会对自主性和创造精神的呼唤,并对道德教育固有的主体性本质认识不足。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在解释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尤其是价值观冲突的问题面前日显苍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彰显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滞后性。

三、社会转型期道德重建的对策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原因,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着道德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努力探索道德重建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为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创造和谐的伦理道德环境。

(一)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新的政治伦理

当前,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府管理机制,建立新的政治伦理,为转型期道德建设提供公开、民主的政治环境,从根本上拆除产生腐败现象和官德失范的温床。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性,要求公共权力为人民的权利服务。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提高行使公权力的官员的道德水平,充分发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良好道德示范作用,促使整个社会向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道德秩序的方向发展。现阶段,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改变政府管理机制:首先,转变政府行政管理的重点和方式,将注意力和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和满足公共需要上,营造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政策、规章要体现健全的道德规范要求,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种行政规章及道德守则和公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再次,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使政府真正成为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经济环境的创造者、广大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最后,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通过强制性的制度约束,避免政治权力对资产分割和收入分配的过分介入,为高尚社会道德的形成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此外,在社会转型期,建立新的政治伦理还要注意将公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状况纳入其绩效考核中,在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下,树立其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使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束得到强化,形成自控能力,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滋生。

(二)通过道德立法促进道德他律

要扭转道德失范的局面,有必要加强道德外部保障和支撑体系的建设,也就是道德的他律,特别应加强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在社会转型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把有关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的框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公民道德分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三个方面,所以,道德立法范围和内容也应相应地包括:家庭生活领域的道德立法、职业道德立法和社会公德立法。在实践中,对以上三个领域存在严重的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可采取与行政法律法规相结合的措施,使之制度化,直至法律化,以此提高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完善道德他律机制的功能,从而实现道德建设中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职业道德立法方面,近年来虽然颁布了如《执业医师法》、《会计法》、《检察官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但有关“官德”方面仅仅是颁布了准则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上述准则、规定只是制度,未上升为法律,就没有强制性作后盾,加之规定不具体,不便于操作,所起的作用有限。为此,必须尽快地把它们上升为法律规范,来约束那些严重失德的领导干部。同时,还要强化道德立法执法的监督机制,把道德立法、执法的各种活动始终置于广大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之下,这是实现道德立法的根本保证。当然完善道德立法,并不是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更不是用法律代替道德,只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去调整道德无法调整的范围,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完善道德立法要有度的限制,不能把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上升为法律规范。

(三)弘扬我国传统优良伦理道德与吸收西方进步道德理念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伦理道德方面,虽然具有消极的一面,但仍有很多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和民族传统美德,如讲文明礼貌、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节约、团结互助等等。对于这些优秀成果和积极因素,我们要充分发掘和整合,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融入现代化,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成为新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做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工作,就是要对历史文化传统作一番严肃认真的分析和审视,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道德中有价值的精神成果,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另一方面,还要克服盲目排外心理,注重有选择地借鉴汲取国外先进的道德理念:如西方伦理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公正观念、信守社会公德等等拥有崇高的精神因子,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文明、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我们都要大胆地借鉴与吸取,使社会主义新道德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一致;又如西方社会重要的价值观是个人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这种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不可以机械地仿效。因此,借鉴他国道德建设的经验,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通过对西方道德文化及其建设的系统研究,用批判的眼光进行辨别和审视,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优秀道德成果,才能使新的道德体系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总之,只有在弘扬和发展本国道德的同时,借鉴和吸收西方的进步道德理念,并尽可能地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转型服务。

(四)建立有效的道德信仰机制和道德评价体系

建立有效的道德信仰机制,首先,要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使之将个人道德行为的选择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其次,培育道德情感,建立起友好、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扬善抑恶、爱憎分明的社会氛围。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而言,优化人们的道德情感应着力培养人们的仁慈心、同情心、怜悯心、羞恶感和正义感,努力消除道德情感缺乏症、消弥人际隔阂、摒弃道德冷漠症,凸现社会正义感;再次,激励人们的道德意志,养成良好的道德操守,造就优良的个人道德品质;最后,增强道德责任感,树立人们的道德信念,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道德无信仰不立,重建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道德信仰对于转型期的思想道德建设来说,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新道德评价体系的建立还有赖于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建。在新道德重构过程中,我们既要承认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合理性,又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既要倡导建立和形成全社会统一的一元价值取向,也要注意兼顾和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需求,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构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导向体系。将传统的偏重于群体、他人、理性、精神、理想的价值观的合理成分与新价值观中重个人、重利益、重竞争、重效益的合理成分整合起来,作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以防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消极观念的滋生和泛滥,建立起符合时展要求的道德评价、道德规范体系,为转型期道德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与机制。

(五)改革道德规范中不合理的内容,探索道德理论创新

为了使社会主义道德真正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为了有效调节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了给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安定有序创造必要条件,必须改革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目前,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已由群体本位向个体分化发展,个体合理的利益要求迫切需要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肯定和辩护,传统过于拔高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因抽象和空洞遭到人们的拒绝和悬置。这就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过程中要对道德规范内容进行改革完善,对合理的利己行为予以肯定,具体要求做到:第一、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必须具有全面性。邓小平曾经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社会主义道德要完善,必须用公平、公正、公益的观点来阐述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而不能只讲其一、不讲其二。道德实施的范围应当全面涵盖社会公德建设、社区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等各个领域。第二、树立正确的利益导向,克服羞于言利的观念。现实生活中总是见到“行善者受损、为恶者得益”的现象,那么道德说教再多也没有信服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应克服羞于言利的思想倾向,树立“奖善罚恶”的鲜明利益导向。第三、探索建立个人诚信管理机制,加快道德奖惩体系的建设,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朴素的道德观体现在经济权利上。建立个人诚信管理机制要求在需要时能随时地提取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人“诚信信息”,即个人诚信记录和个人诚信评估。一套完整的个人诚信管理体制应包括经济活动内部的诚信管理机制及监督、监察、法律手段的完善等内容。

转型期道德建设有一个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道德理论的创新。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继承以往优秀传统的同时围绕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中心,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中发掘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其一、道德理论的内容创新要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原有的道德体系适应或超越道德实践的需要。道德要普遍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开放的心态,与其他社会学科交流以此弥补自身远离社会生活的不足。其二、道德理论研究的方法创新要依托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成果。由于受历史原因影响,现有道德理论的建设更多地侧重于纯理论的研究,而对于道德的内化、道德的教育、道德的实践却还是依靠旧手段,简单地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和表面,缺少依靠现代科学的发展成果有效地促进道德理论研究,如道德教育手段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各领域广泛地开展道德教育。其三、道德理论研究的视野创新应立足于世界。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如果还局限于本国范围的研究,势必落后,如目前出现的克隆问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等,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永远不够的。

(六)构建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教育网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防止把道德变成毫无实际效果的空谈,防止道德教育滞后现象,道德教育必须面向实际、面向生活,抓住群众瞩目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具体到现实中,需要针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道德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局面,加快进行道德教育体制改革,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教育网络。首先,要改革德育内容与方式。德育教材的内容在宣扬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同时应更多地弘扬能够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德育的方式除了传统灌输式的教师讲授之外应更侧重于学生的体验与评价,做到自我教育和指导教育相结合。在指导教育上可采取以下一些方法:说理教育法、榜样示范法、陶冶教育法、实际锻炼法、品德评价法和心理咨询法等。注意针对不同的人群因材施教,根据不同人群的年龄、文化层次和生活环境,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其次,德育教育是网络式的教育,是整合校内外各种德育力量,由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沟通渠道构成的组织体系,也就是使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德育一体化,保证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时空上的连贯性,达到丰富德育内容、拓宽德育渠道、优化育人环境、形成工作合力。另外,还要注重立足现实,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做到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系统的工作方法,依靠社会资源;坚持德法兼治,强化德育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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