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诊断

“9・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信用度在美国达到顶点――“亨廷顿一说话，全人类都倾听”，尽管这样的吹捧之词有些肉麻，却也真实地反映出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时无两的学术地位。2004年5月，亨廷顿新著《我们是谁?芽》新鲜出炉，正如其副标题“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所提示的，这一次亨廷顿把目光放在了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上。

亨廷顿警告说，尽管今天少有美国人放胆预言美国的解体，但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同样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因此如果美国人依旧无动于衷，任由目前局势蔓延下去，那么2025年的美国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意外”――这一对美国民族认同造成空前威胁的因素就是移民问题。

说到民族“认同”就必定预设“他者”存在，这一点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这个他者不仅是“敌人”，而且还是“内鬼”，那可就不得不防了。亨廷顿没有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移民，在肤色不同、背景各异的移民大潮中，他独独挑出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说事，自有其道理在：首先，墨西哥移民人数庞大，2000年已达800万之众，占移民总数的27％；其次，墨西哥移民喜欢聚族而居在美国南部少数几个州市，与他们的故国近在咫尺；第三，这些墨西哥移民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兴趣，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英语，而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则使得他们安于贫困，无视“美国梦”，并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

除了上述理由，墨西哥裔移民对亨廷顿的最直接刺激来自于1998年的美洲足球金杯赛，在目睹了无数墨西哥裔球迷高举墨西哥国旗狂嘘星条旗之后，作为“爱国者”的亨廷顿自认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些“墨西哥旗下的蛋”能否成为真正的美国孩子。亨廷顿担心，一旦墨西哥对美国南部各州提出领土主张，这些墨西哥裔移民将会成为潜在的“敌后武工队”；而且随着更多墨西哥移民的涌入，将使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不断萎缩，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芽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这并不新奇，亨廷顿的与众不同在于，他认为这些抽象的普遍信念“其实”来自一个特定源头，即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体说来包括操持英语，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恪守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和工作伦理，相信人们有能力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天国等信念。他相信，如果美国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亨廷顿的逻辑与钱钟书正好相反：光认识鸡蛋是不够的，一定要熟悉乃至崇拜下鸡蛋的老母鸡。所以，要想正面回应墨西哥裔移民的挑战，重建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信念，就必须“再次确认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并且首先是基督教的国家”，就必须怀抱“坚定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说英语，保存欧洲的文化遗产，承诺?穴美国?雪信条的原则……”

亨廷顿的这些观点极富挑衅性，一经发表便遭到群起攻之。

有人点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阵亡将士，指出截止到2004年2月，在525名阵亡者名单里面西班牙裔的有64位，占总数的12％，恰好与西班牙裔的全美人口比例相一致，证明西班牙裔移民同样热爱美国。

激愤者清算旧账，从2004年的《我们是谁?芽》开始，由此上溯到11年前的《文明的冲突》，34年前的《民主的危机》，以及47年前的《战士与国家》，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亨廷顿从来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更具学术深度的批评则指出亨廷顿缺乏基本的美国思想史知识：首先，美国建国之初，盎格鲁―新教徒虽然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教堂，但是与此同时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主要定居者却是德国新教徒，马里兰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罗得岛州的定居者是浸礼会教友……其次，即便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内部也存在着观点分歧。一句话，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和民族认同绝非由盎格鲁―新教独力形成，亨廷顿一贯以“撒谎”作为治学方式。

上述指责可以用“政治不正确”这个标签一言以蔽之。亨廷顿虽然自称老资格的人，但在移民问题上却和新保守主义者站在了同一阵营。

抛却“政治不正确”、“事实描述有误”等硬伤不谈，亨廷顿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即国族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他的错误在于把国族认同混同于文化认同，尤其是混同于对某一特定宗教文化的认同。当人们通过移民方式获得一国国籍，就表明他以明示的方式认可了国家权威和宪法，也将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求移民认可该国的主流文化乃至某一特定宗教，这―点对于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和多元文化社会尤其如是，对此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过详尽和令人信服的论述。

美洲金杯赛后，一个饱受酒瓶和柠檬攻击的美国球迷说道：“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甚至不能举起美国国旗，一定有些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这就是亨廷顿的困惑，那么它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它极有可能宫外孕出―个政治上不正确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