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三大隐喻

摘 要：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思想，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借以哲理思辨与图表分析的方式旨在对《理想国》中的太阳之喻、线段之喻、洞穴之喻与noble lie进行分析，以新的视角审视《理想国》一书中理念世界、表象世界、最高形式的善与其启蒙思想。

关键词：太阳之喻；线段之喻；洞穴之喻；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69-02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以“正义”为主线，以追求永恒的理念――“真善美的统一”为最高目标[1]11，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充满正义、智慧、勇敢、节制的理想城邦的画面。《理想国》一书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思想[2]164-165，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本文旨在对《理想国》中太阳之喻、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隐喻进行分析。

一、太阳之喻――“善”是智慧的最高点

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3]35，没有人在理解善之前能够理解正义和美。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4]。

柏拉图将太阳比作“善的儿子”[5]，把视觉比作理智，把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真理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们臣服于善，它们虽是相，但是却是相的相，即善的某个个体，它们分有了善这一个相，却不是善这个相本身。这就好比眼睛和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世界万物，它们是太阳这个至高无上存在的具体存在，而太阳本身无法直视，只能通过形象去感受。如图1。

由于比喻修辞的不确定性，它与实体事物永远存在不同，因而造成学者们的不同理解，引发诸多讨论，间接使得太阳喻成为《理想国》的三大比喻之一。纵观全书，柏拉图并未对善和太阳之间的具体关系做详尽的叙述，而是给人们留下一个以供讨论的大纲，并且以太阳喻，为线段喻和洞穴之喻埋下伏笔。

二、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柏拉图的理性启蒙思想

陆尔奎先生于《辞源》一书中指出，启蒙是“开导愚昧，使之明白贯通。也指教导初学”[6]。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正是柏拉图援借形下经验而意味形上反思的理性启蒙之作[7]。

洞穴之喻大致是说：假设有一批囚徒从小就被铁链束缚、困在洞穴中，他们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如同木偶戏的屏风。人们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认为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初会感到困惑；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甚至会认为影子比它们的原物更真实。如果有人进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阳光下的世界，他会更加目眩，甚至会发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到那时他才处于真正的解放状态，会开始怜悯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来的信仰和生活[1]227。在洞穴之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为便是“看”[6]：从解除桎梏并转头后，从看水中的倒影到看事物本身，从看夜里的天象到看见太阳本身。这种不断地“看”，即为被遮蔽的理性不断开显、澄明，为理性启蒙。

柏拉图借由线段之喻，对“看”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指出理性的启蒙是一种梯度上升的线性过程[8]，如图2。

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如何理解一个世界的两个部分呢？用一条线段来看作整个世界，然后按照不同的比例将这条线段分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进一步划分，将现实世界的这一段再分为两个部分，即影像和可感物（人类能亲身感受到的事物），同时，理念世界的这一段也分为两个部分，即数理对象（算学、几何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善的形式。

如果说洞穴之喻是理性启蒙的形象描述，那么线段之喻则是这种描述的理论阐发。在困于洞穴，是“表象世界”中的黑暗的、没有理性自由的、想象层面的生活，极其可怕而可悲。相反，如果解除禁锢，走出洞穴，背弃“可见世界”的意见，那么在“善的理念”关照之下，灵魂的理性才足以去直面“可知世界”里的真、善、美，并使自己真正自由。

从认识的维度来看，理性启蒙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扬弃的动态过程。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形象而逼真地相互映现，展示了灵魂的理性不断澄明的梯度递增过程。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工具理念盛行，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道德生态危机，人类也正需要进行一场新的理性启蒙。面对此类问题，回溯并树立柏拉图的经典理性启蒙思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Noble Lie――谎言的正当性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以腓尼基人的传说列举了一个“Noble Lie”（高贵的谎言）：人们虽同为一土所生，彼此是兄弟，却又有根本的不同。只因老天在铸造他们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因而其最可贵，为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铁和铜。人们应当根据老天的分工，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苏格拉底认为：“（Noble lie的）影响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2]151据此赋予了高贵的谎言以正当性，使之广为流传。

然则，所谓的高贵的谎言，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谎言的实质――“欺骗”入手，欺骗与撒谎为公认的失德之事，缘何堪称“高贵”？如若“高贵”涉及特殊界定，那么所指“高贵”，是指说谎的主体（统治者）高贵，还是说谎的目的（实现有序的社会控制）高贵？谁，有资格撒这样的谎？谁，是谎言所针对的听众？

其次，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而言，政治统治是否必须完全真实，绝不能欺骗民众？如果允许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欺骗，那么可以进行欺骗的条件是什么？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欺骗，是否天然具有正当性？还是，只要是进行统治，便可以肆意制造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