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温妮

重获自由的头两年，曼德拉屡受重创：在不断上演的暴力事件面前，他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在引领这个国家走进新时代的过程中，这个老人有时会显得有些步履蹒跚、力不从心。但与此同时，带给他更大压力的，是逐步暴露出来的家庭危机。

只要曼德拉出席公众场合或出国访问，他的身边总少不了温妮这个完美的伴侣。50多岁的温妮仍然美丽惊人，她依旧目光有力、令人感到温暖。尽管受“斯通派・塞佩被害事件”的影响，温妮在黑人斗争中的威信丝毫不比曼德拉逊色。表面上，这对明星伉俪彼此相互支持：温妮会巧妙地把曼德拉介绍给政界好友，曼德拉对温妮也关心备至。曼德拉入狱后，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温妮的肩上，受到牵连的她也遭到了政治迫害。为此，曼德拉至今非常愧疚，并对曾经支持过温妮的人都心存感激。

然而，事实的真相只有极少密友知道。正如曼德拉在1996年告诉离婚法官的那样，自从他出狱之后，“温妮就从未在我醒着的时候踏入过我的卧室一步”。他告诉法官说，他想过与温妮好好谈谈，“但是她总是拒绝。她是一个惧怕对峙和冲突的人”。他们的女儿也证实说：“他们就没办法好好说话。从父亲重获自由的那天起，我们就不得不和整个世界分享他。”

从曼德拉的狱中书信里，可以看到他理想中的温妮的样子；但在现实中，理想终会褪色，曼德拉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在他家中所表现出来的也截然不同。正像法蒂玛描述的那样：“被迫分离时他们的心在一起；但终于相聚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对方早已远离。”

显然，曼德拉仍眷恋着温妮：他总会注视她，出门在外也不忘常常给她打电话。如果去他们家做客，你常常会看到两人在一起，坐在他们的特大号床上，旁边孙辈绕膝玩耍。法蒂玛说曼德拉“特别渴望温妮陪伴在自己身边，渴望爱她，也渴望被她宠爱。他希望自己回到家时温妮也在。简言之，他希望温妮能扮演好普通妻子的角色”。但温妮显然并不满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也从未打算放弃与其他男人的联系。

温妮的不忠对媒体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1990年4月，伦敦《每日镜报》记者在索韦托采访曼德拉时就发现曼德拉对温妮情深一片；而相较曼德拉的热情，温妮表现出的则是异常的冷漠和不耐烦。

曼德拉不单单是和温妮的关系紧张。长期牢狱生活的影响使在公众面前平易近人的曼德拉早已筑起了高高的心防；他完全把私人生活抛在了脑后，这即使在领导人中都是非常极端的个例：“他极度热情却又把真实的自己紧紧包藏了起来从不轻易示人。即使是在老友和家人面前，他也很难放松。”阿米纳・卡查利亚说。

孩子们跟他也很疏远，曼德拉的两个小女儿都和妈妈更亲近。温妮甚至在6年后谈及此事还颇为不满：“我的孩子还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的父亲回家。但他再也没有回来，即使仅仅是情感上的回归。他再也不能像家人一样和我们交谈了。斗争占据了他整个生命。”

曼德拉和温妮在他们的旧居、那个火柴盒一样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之后，两人就搬入了位于贝佛利山一个更大的居所里。这是温妮特意找人建造的。新住所有7间卧室和一个可容纳25人开会的会议室。温妮说：“看他在这所新房子里有多么自在吧。这可都是他的妻子一手为他打造的。”事实上，过分的奢华令曼德拉很不习惯。很快，房屋维持的费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有关温妮的负面消息不断见报：她常常凌晨才跌跌撞撞回家，醉得甚至需要人搀扶着上床。这对明星伉俪成了媒体笔下举国的闹剧。法蒂玛说，他们不明白“一个神一样的英雄怎么会和一个巫婆一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

非国大领导逐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深知温妮的政治号召力，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更是如此。曼德拉发现温妮具有平民气质，而这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坦博把温妮视为联系非国大与年轻人和失业者之间的关键纽带：他发现温妮有些激进的朋友来历不明，但非国大的阵营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温妮的支持者和狂热崇拜分子对坦博等有抱负的领导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在法蒂玛看来，真正对曼德拉的婚姻构成威胁的是非国大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曼德拉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革命斗争中，这让温妮伤透了脑筋。温妮后来抱怨称：“非国大把他整个人全部接手了。他被训练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只听从组织的召唤。”第一次听到曼德拉称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时，温妮感到非常震惊。在温妮看来，德・克勒克“和博塔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在德班，曼德拉呼吁支持者们放下武器，温妮终于愤怒了：“敌人的杀戮还在继续，数以百计的非国大党员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在这种状况下，你怎么能呼吁大家把他们的刀枪扔进大海？”曼德拉一心想着结束武装斗争，而温妮却想穿上民族之矛的制服，“用武力开出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她甚至威胁曼德拉说想要只身返回丛林，与白人展开斗争。对于温妮，曼德拉只能是不停地安抚。他解释说，温妮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她很难理解这些决定。

温妮越来越失控。非国大希望吸纳温妮入党，以此来约束她的行为。1990年9月，非国大任命温妮负责党内的福利事业。事实证明，这实为失策之举。非国大的这一举动令很多捐赠大户颇为惊慌：主教特雷弗・赫德尔森、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主席等人都很不放心把那么一大笔钱交给温妮管理。对此，曼德拉坚持站在温妮一方。

但温妮对很多非国大领导仍心存记恨，特别是那些曾因1988年“斯通派・塞佩被害事件”公开谴责过她的人。她抨击西里尔・拉马弗萨，嘲笑墨菲・莫罗贝是印度人的朋友。她对曼德拉说：“有他（莫罗贝）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选吧。”温妮认为他们是在图谋驯服曼德拉，破坏他们的婚姻。

然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1991年初，温妮因“1988年12月斯通派以及其他5名孩子被绑架事件”而面临审判。曼德拉希望温妮能得到最好的辩护。为此，他请来了乔治・比佐斯为她辩护，并希望国际防务和援助基金会能承担这笔费用。

审判于1991年2月正式拉开帷幕。曼德拉对温妮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作为丈夫应尽的责任。

法庭最终判其有罪，并判处6年监禁。温妮对判决不服并提出上诉。1993年6月，上诉法院下发最终判决：判决认定温妮“绑架罪名”成立，但不是袭击事件的同谋。在经过“审慎而焦灼”的考量之后，上诉法院将刑期缩短为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并处以1.5万兰特的罚金。这一判决相当手下留情。

审判过后，温妮在非国大德班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她还不顾曼德拉的反对一心想竞选妇联主席，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93年8月，非国大重组福利部门，温妮的权力被削弱。她变得越来越放肆而一意孤行，甚至公然和自己的年轻律师情人达利・姆珀夫出双入对，令曼德拉颜面尽失。她自称因公事要飞去美国，在遭到曼德拉的反对之后，温妮不仅丝毫没有理会曼德拉的劝阻，还带着姆珀夫一起去了。

温妮突然与在“斯通派事件”中与她一同对抗保罗・维利恩的老同盟索利斯瓦・法拉第反目成仇，并把她赶出了自己在索韦托的住所。这令曼德拉陷入了新的危机。作为报复，法拉第撤回了自己在法庭上为温妮作证的证词，转而声称温妮不仅默许和纵容了对斯通派的迫害，还下令杀害了其他敌人，这其中就包括了在索韦托工作的印度医生阿布贝克・阿斯瓦特，因为他手中握有的证据可能会温妮的不在场证明。温妮的司机约翰・摩根也了自己的证词，声称温妮是“斯通派事件”的主使。

事到如今，曼德拉再也无法对温妮的疯狂举动视而不见了。4月13日，曼德拉召开记者会。在会上，曼德拉首先感谢了温妮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和她为之作出的贡献，但紧接着他又宣布，由于两人性格上的分歧以及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已达成一致，认为分开也许是对双方来说最好的选择”。他还补充说：“从我第一眼见到温妮，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这一点无论是在狱中还是我出狱后都没有变过。如今我们虽然忍痛分离，但心中并无怨恨。我对她的爱始终如一。”说完他便起身离开，眼中满是凄凉。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曼德拉传》 作者：[英]安东尼・桑普森 译者：陈子博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