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journalism公共新闻

公共新闻运动在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中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它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是对政府和公民、新闻机构和受众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的回应。也就是政治选举中选民参与的下降,更普遍的说,是公民参与本地社区事务的衰退,这被视做公民普遍退出民主进程的例证。同样,学者和记者们经常批评新闻机构对政治运动的赛马式报道,认为公众对选举的漠不关心证明公众对以媒体为中介的政治话语的普遍不满。作为回应,许多新闻机构尝试增强公民义务和在民主进程中的参与,反思其与受众的关系。与将其自身视为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不同,一些新闻机构尝试各种方式以促进公民间的对话。

尽管公众对新闻机构和政府的不信任似乎是众所周知,但记者能否,或者是否应该致力于改变这样一种疏离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从诞生之时起,对公共新闻就有极不一致的评价。一位并非完全支持公共新闻的著名社会历史学家称公共新闻是“一个时代以来,新闻业内部对新闻实践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Schudson, 1999)。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担心公共新闻从历史而言是幼稚的,即使不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营销策略,对受众关注事务的强调可能会服务于发行、媒体所有者和广告主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民主需求(Hardt, 1999)。记者经常嘲笑公共新闻是一场布道者们宣扬的“类宗教”运动。其他则认为它仅仅代表了有道德的新闻业。此外,各种批评相互作用的同时似乎也相互佐证。Mindich认为公共新闻是重新激发美国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尽管这似乎是可以解决他提出的问题,但仅仅因为许多记者和媒体评论家反对,他也拒绝接受公共新闻。2003年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的关闭被看做公共新闻终结的标志。

这里我们对最值得注意的学者和相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批评做一分析和回应,从一般理论质疑开始,转向更具体的指责。尽管针对公共新闻的批评经常是矛盾的,我们使用它们来大致描绘出公共新闻是什么和可以成为什么样。换言之,为促进关于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角色问题的辩论,我们对哲学批评的回应既是描述性的,又不失规范,同时对公共新闻的长期发展提出建议。

指责一:公共新闻缺乏明晰界定

最常见的是,公共新闻的倡导者仅仅贡献了公共新闻作为一场运动的模糊概念,其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公共义务和对民主进程的参与。在公共新闻产生初期,这种笼统的界定可能是战略性的,但定义的含糊仍旧是公共新闻受到的最根本的批评之一。与记者们认为公共新闻被过度理论化不同,学者们,甚至是那些对公共新闻的精神实质抱有同情的学者,都批评公共新闻的倡导者未能阐明公共新闻是一种新闻哲学或具有一种新闻哲学,批评其未能说明公共新闻如何区别于其他新闻样式。一些学者抱怨,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公共哲学,倡导者就不能对批评做出回应,或评估其效果(Glasser, 2000; Meyer, 1998)。也就是,必须先有明确的公共哲学,从而加强与具体实践的勾连。

当然,知识和历史资源可以用来帮助提出一种明晰的公共哲学,尤其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如Fraser。早期的资源包括李普曼-杜威对新闻业的民主角色和责任的辩论,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对新闻自由的报告,Siebert(1956)的社会责任理论。此外,其他新闻改革运动,如揭丑运动和发展新闻学,都与之相关。

指责二:公共新闻的操作性定义及它如何区别于主流新闻实践仍不明确

一些学者较少关心公共哲学的缺失,而是担心公共新闻是否可以或已经有效操作。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公共新闻仅仅是一套新闻实践和技巧的集合。但是另有批评者认为公共新闻的倡导者未能阐明在公共新闻的框架下,公共新闻报道如何区别于传统的主流新闻(Lichtenberg, 1999; Voakes, 1999)。

我们认为公共新闻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主流新闻的明显反差和质疑,公共新闻记者强调对公民的倾听,了解其所想,体现公民视角而不是政客、专家或其他精英,在实践中致力于公众如何处理问题。除了个别例外,大量关于公共新闻选举报道的实证研究、专门项目,以及日常新闻报道显示出这样的显著差异。相对于传统新闻机构的政治报道,公共新闻:(1)更多选举相关的报道;(2)新闻故事包括更多的主体参与;(3)更关注实质性竞选议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以及候选人的政策记录;(4)不再强调民意测验、竞选活动、候选人竞选策略以及形象管理策略;(5)包括更多的动员性信息;(6)更依赖于非精英的信息来源,包括妇女、少数民族。(Haas, 2001; Kurpius, 2002; Massey, 1998)。

公共新闻并未改变那些仍然反对这场运动的新闻机构;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报道就充满了大量赛马式报道,记者们互相辩论竞选策略,抨击竞选双方的辩论和演讲。

尽管如此,公共新闻报道仍产生了影响。不完全的小规模研究表明,前述特征增加了公民的:(1)对选举和社区事务的知识和兴趣;(2)对候选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立场的了解;(3)参与投票;(4)人际间就重大问题的讨论;(5)对解决社区问题的参与;(6)就社区问题与政府官员联系的意愿。

更多的研究需要完成,包括公共新闻报道如何对特定社区产生影响。研究人员还应该论述公共新闻报道是否帮助改善低社会经济阶层人群的政治知识和参与的匮乏。我们还需了解,谁从中获益,以及民主参与的政治收益如何在社会中分配。此外,长期的评估需要由外部研究人员来系统进行,如果他们可信而且能够不受皮下注射理论的影响;如果更详尽的概念性研究由于更关注争取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的支持而陷于停顿,现在强调进行短期的评估则会使建立一套基本原理的尝试淡出视野。

指责三:公共新闻忽视它自身的商业语境,或者更糟,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取向的策略

一些学者接受公共新闻旨在加强公民参与的哲学取向,但鉴于商业媒体所受之限制,他们也质疑其在实践中促进这一目标的能力。公共新闻的倡导者们被指责忽视了绝大多数公共新闻的商业语境,更具体地说,他们不承认促进公民广泛的参与民主进程的机会天然受到媒体所有者和广告主商业旨趣的限制,他们迎合人口统计学上引人注目的受众,这些受众的需求并不一定是政治上最引人注目的(Iggers,1998; Pauly, 1999)。其他学者认为,诉诸编辑和记者的个体公共意识,以及将新闻业的问题描绘为写作层面而不是结构上的,公共新闻的倡导者既不能要求也不能促成新闻机构商业逻辑的根本变化(Peters, 1999; Schudson, 1999)。甚至有学者嘲讽,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公共新闻强调对受众的关注并非是革命性的,而且可能服务于发行以及媒体所有者和广告主的利益。

即便激发了许多由公司官员首创和主导的新闻业改革,学者和记者们仍可能视公共新闻为增加收益的策略而拒绝接受。实际上,甘尼特报业集团,公共新闻的长期支持者之一,于2004年启动“真实生活,真实新闻”行动。通过各地方媒体市场部发起的读者调查,这一行动目的很明确的指向增加发行和收益,这一行动鼓励各地方媒体更重视新闻故事对读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公共新闻强调公民作为大量的参与政治的公民群体成员,参与协商和解决问题。与此不同,这一行动将受众视做单独的新闻消费者,更关注其对受众私人生活的影响。至少,这表明商业利益和民主追求共存于新闻机构的公共新闻实践中。而且,鲜有倡导者明确考虑到在商营体系内公共新闻运动追求其目标的能力。因此,良好愿景可能天真了些。换言之,公共新闻运动的效果充其量不过是读者人数和订阅数的适度增加。在至少一个案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共新闻的先锋Davis Merritt, the Wichita Eagle的发行量都下降。没有证据表明公共新闻增加收益,实际上这一运动代价高昂。

同时,市场至上未必妨碍新闻机构促进公众广泛参与民主进程。证据表明公共新闻运动所关注的议题和公民群体在商业上并不受欢迎。2002年进行的650个公共新闻项目中(绝大多由商营新闻机构主导,其他由公共广播机构主导),超过1/5的项目面对的主要议题包括种族关系、贫困、城市犯罪(Friedland and Nichols, 2002)。其他的公共新闻议题特别是与弱势群体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人群相关的议题包括酗酒和滥用药品、儿童看护、家庭暴力、医疗保健、无家可归、移民、公共住房、种族定性、失业、福利(Friedland and Nichols, 2002)。也就是说,新闻机构耗费相当大的实质和象征性资源,来记录部分被剥夺的公民困境。在其他活动中,新闻机构发起针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审慎讨论,如小组座谈、圆桌会议、市政厅会议。这些群体并不是受到广告主和媒体所有者青睐的公民分子。因此,与指责公共新闻代表迎合相反,公共新闻计划并未迎合富有的、强大的,即对新闻经营颇具吸引力的公民成员。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传统观点相反,超过90%的公共新闻项目围绕长期的、植根于社区的议题,而并非个别的短期事件。同时,迄今为止已经实施的650个公共新闻项目中,不到10%的项目聚焦于竞选运动(Friedland and Nichols,2002)。当公共新闻项目涉及竞选运动或类似事件时,新闻机构常常(但并非总是)将其与社区事务相关联,例如,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形成报道。反过来这也表明,公共新闻的主题式报道(基于议题)避免了商业媒体对情节式报道(基于事件)的依赖。

商业新闻机构超越有限的竞争性议程的意愿还源自大量多媒体的合作经营。在截至目前进行的230个合作公共新闻项目中,超过160个项目是报纸与商营及公营广播机构合作进行(Friedland and Nichols,2002)。与媒介间联盟使新闻报道同质化的说法相反(e.g. Grimes,1999),参与公共项目的新闻机构协调报道,相互补充而不是重叠,以使到达率和影响最大化(Denton and Thorson,1998)。无论如何,竞争并不确保多样性,连锁式的所有制方式对意见多样性的影响远大于这种合作。

指责四:公共新闻缺乏一种明晰有效的对公众和共同理性的观点

一个更具体的辩论着眼于何种公众概念可能促进公共新闻。有学者假设公众共享一个对公共利益的愿景,认为公共新闻应置于社群民主的框架内。另有学者认为公民共享的仅仅是自由选择的兴趣,他们只是凑巧生活在一个特定国家,公共新闻应置于自由民主的框架内。然而,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没有为公共新闻提供民主上可行的框架。社群主义低估了矛盾的存在,如果不是相抵触的,对公共利益的愿景存在于社区内部和外部。自由主义缺乏一个共同目标以加强公民参与共同协商和行动。

我们认为从“理性公众”概念开始,假设公民共享对“共同理性”的诉求。毕竟,在650个公共新闻项目中有近一半包括公众协商的形式,如焦点小组、圆桌讨论以及市政会议,这些协商由新闻机构发起(Friedland and Nichols,2002)。此外,通过鼓励公民深入讨论报道涉及事务以及鼓励其参与解决问题,许多公共新闻项目激发了公民对共同理性的意愿。如哈贝马斯所表达的,公共记者有这样的义务,使每个人的意见以及赞成特定意见的根本因素能服从于理性批判评估。这暗示记者应该帮助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的所有公民都可进入的公共领域,所有公民关注的议题和所有有效的意见均可在公共领域内明确表达并协商。

此外,Glasser and Craft (1998)认为面对面的对话和以媒体为中介的协商指向不同的民主形式,并因此暗示了记者的不同角色。对话模式代表了一种直接参与民主的形式,记者提供公民参与实际社会互动的机会。协商模式代表了一种协商民主,新闻报道旨在激发所有公民的审慎判断。为实现此目标,记者需要设计议题而不是事件,不考虑对话者在社会中的权力和特权,鼓励辩论及评论。如前所论,公共新闻项目满足这两个要求。几乎所有的项目聚焦于长期的社区议题,更多依赖非精英信息源,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

公共新闻的实践表明,对话和协商是共同理性必要的、互为补充的方面,可以融合为连续的循环。简言之,新闻机构通常召集公民小团体进行焦点小组讨论,以确定公众乐于看到的报道议题;将公众在社会互动中能够用到的焦点小组讨论作为新闻故事的基础;为了更广泛的受众利益反馈报道公众的社会互动。因此,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协商显示出一个广泛受众群体的各种观点。面对面的对话使辩论成为可能。此外,在面对面对话中形成的判断可以回馈至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协商过程中,经由更广泛受众的考虑。

指责五:公共新闻不当地预设共识

个别学者指责公共新闻项目错误的预设所有社会群体同等程度地遭受某些问题,进而努力寻求可达成共识的解决方式(e.g. Hackett and Zhao, 1998; Pauly,1999)。这些批评者声称公共新闻对共识的追求可能会压制对公众间相冲突利益的认识,妨碍公开的公众协商,甚至支持伪装成代表所有公众利益的议程。我们承认对共识的重视是有问题的,因此鼓励记者培育一个包含若干领域的公共领域,在达成共识前,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相互协商。公共新闻应该促进公共协商,这有助于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成员的人了解他们有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某些利益相比其他应受到更多保障。因此,记者应促进公共领域中的参与平等,保证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社会群体具有与优势社会群体同样的机会表达他们的具体关注。记者凸显低社会阶层群体的议题,强调显著的社会不平等,提供给公民机会思考其特定社会定位以及这些社会定位如何影响其对问题和解决方式的认识,通过这些,可以实现上述目标。

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新闻项目是否一贯地使低社会阶层人群在公开表达其关注方面享有同优势社会群体一样(更不用说加强的)的机会。一方面,至少一些新闻机构致力于促进低社会群体和优势社会群体间的参与平等。另一方面,the Beacon Journal倾向于请教专家而不是居民,来阐明种族不平等的原因、结果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

指责六:公共新闻放弃其专业责任,或者相反,未能正式对公众负责

一贯是针对公共新闻的最有说服力的批评之一,Glasser (2000)指责公共新闻放弃设置媒体议程的专业权力和责任。他补充,由公众设置媒体议程,用社群的判断代替记者,这混淆了社群价值观和正确的价值观,阻止了记者阐释他们的价值观如何与社群价值观一致或背离。记者承认由公众来设置议程损害了记者保持对社群批判的编辑和报道立场的能力,迫使记者为使不冒犯特定社群成员而掩盖社群冲突。

但在某种程度上,绝大多数的记者已经和公众共享议程设置的权力,尽管这对公共记者而言更具系统性和策划性。许多公共新闻机构制定了将公众纳入议程设置进程的规范方法(即便是非正式的),例如在确定公众感兴趣的议题前,针对公众进行焦点访谈或市政厅会议,公共新闻记者强调公众作为协商团体成员,关注那些超越其切身利益的议题。与此相关,与将读者仅仅想象为信息接收者不同,公共记者将读者设想为有兴趣努力将既定议题付诸实践的公民。此外,公共记者必须明确表达其自身议程以区别于特定社群的议程,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为了司法和民主的平等,为何他们凸显某些社群成员的议题和意见是正当的。

讽刺的是,Schudson (1999)批评公共新闻保持了记者作为托管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威,认为他们比公众自身更了解公众所需。Schudson嘲笑公共新闻是进步的时代传统中一种谨慎甚至保守的改革运动,认为公共新闻未能摆脱记者的控制。Schudson批评公共新闻远未打算赋予公众权威:它没有建议更正式的媒体问责制,比如国家新闻委员会、公民媒体审查委员会或公开选举的发行人和编辑。

我们同意公共记者未能培育出一些学者所称的新闻业的公共领域(e.g.Rosen,1991),也就是,向公众提供根据明确阐明的新闻价值来公开批评新闻报道的机会,和保持记者的责任。公共新闻仍然需要更好的回应公众批评的机制。尽管一些非正式的措施比如读者意见反馈(通常是积极征求的)可能会使记者对公众的观点敏感,更多正式的措施会确保公众持续的有意义的参与。

指责七:记者解决问题是不合适的

认为记者应该帮助解决问题的观点触发了学者和媒体批评者出于不同原因对公共新闻的最激烈反对。学者们认为公共记者夸大了他们作为政治变化动因的重要性(e.g.Peters, 1999; Schudson, 1999)。同时,记者认为这样的参与损害了他们的独立性,模糊了不偏不倚的报道和鼓吹政治的界限。公共新闻迫使他们偏袒政治冲突的某一方,掩盖那些没有简单解决途径的负责问题。学者和记者都认为只有特定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机构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重申,记者可以而且应该参与问题解决,问题是如何参与。在着手解决任何问题前,记者需要仔细考虑,这些既定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公众的自愿介入得到充分讨论,或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更深层的系统的介入。这些问题通过当地社区的介入是否可以得到充分讨论,或者还需要地区、州、国家、甚至是国际范围的介入。简言之,对那些经由当地社区介入可能解决的问题,记者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对那些需要更广范围介入的问题,记者可以鼓励公众加入大规模的公民组织,鼓励公众争取更大范围的系统介入。两种情形下,如果公众不愿行动,媒体报道应向相关行为主体和机构施加压力。

这一问题解决模式的意图在于避免夸大记者作为政治变化动因的重要性,同时也承认一些问题通过积极的公众参与可以得到解决。有时公众参与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其他问题需要大规模的系统介入。至少,为确保有效的公众介入,新闻机构应当发起更多的协商论坛而不只是特定的讨论或者会议(Glasser,1999;Iggers,1998)。总之,批评新闻机构进行公共新闻实践时很少争取当地社区外的系统介入是公平的。同样,如Glasser (1999) and Schudson (1999)强调,记者应当同时关注公众协商的进程和效果。记者应该确保协商是公开和平等的,协商结果提倡的介入应符合特定问题的本质要求。

结论

15年前公共新闻作为偶然的专门项目诞生于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报业中,自此公共新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到1998年为止,有超过60%的日报已经尝试了各种公共新闻实践(Arant 和Meyer 1998)。Friedland and Nichols(2002)解释到:与公共新闻相关的项目中,45%的项目已经由新闻机构实施了5年及更久,这表明了其对公共新闻强有力的承诺。相反的,这些统计数据也表明无论是基于短期试验的基础还是哲学上的原理,许多新闻组织仍旧反对公共新闻而且没有为其所变。实证研究和概念分析表明一些对公共新闻的指责从来没有公平过,其他也不再公平。但是公共新闻实践仍然有缺陷,理论仍模棱两可。这些问题不仅是结构内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也对公共新闻的长期发展发起挑战。

同时,公共新闻运动面对互联网的机遇自身也在变化中。公共新闻网络主席,同时也是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终身首席教授,致力于推进公共新闻的Leonard Witt认为公共新闻正在转向“公民新闻”。案例包括韩国网站Ohmy News以30000名“公民记者”作为其职业记者的补充。BBC Leeds的Where I Live网站―BBC全国性“Voices”运动的部分内容――提供当地居民作为“社区通讯员”的工作机会。对这些网站特别是对日趋流行的博客行为的热爱,表明公众可以而且愿意使用网络进入公共领域。但这种“主动参与”的新闻模式是否可以视为“公民新闻”仍不明确。实际上,有理由质疑“公民记者”、“社区通讯员”或者博客是否能经过严格调查对重大公共事务进行持续原创报道。OhmyNews绝大多报道内容充满个人兴趣和感受,BBC Leeds仅关注当地公众事务。网站可以使人们参与既定的议题,特别是在媒介批评方面。但网站并不促进某些议题的持续辩论、协商和行动,特别是那些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议题,这些读者的贡献似乎只是作为营销策略。

公共新闻的长期发展取决于理论的明晰和公共新闻在关键方面的实践。第一,它必须承认和强调公众间的差异,避免幼稚的热心拥护以及易受市场影响的公民项目固有的共识概念。即便是在当地社区内,公共领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空间,而是接受那些利益不平等和不一致的公众。第二,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在保护和灌输一种服务公众的责任和对公众的尊重时,必须强调和体现记者专业自主的主张,公众不仅仅被视为单独的思想和行为个体,还是有区别的公众成员。最后,它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批评对媒体的经济约束,同时鼓励公众参与这一批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