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探源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对自身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和处境还心存疑虑，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却空前高涨。究其原因，一是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固有品格，二是近代民族危机磨练出了他们救亡图存之热情，三是他们在中共领导的爱国反帝运动中对中共民族气节、民主作风的体认，四是新中国较为理想的政治经济环境。

[关键词]民族资产阶级；爱国思想；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周苏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管学院讲师，史学博士，广东广州420510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164－03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自身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和处境还心存疑虑，对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也很不乐观，但他们却在外敌来犯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于一般民众的爱国热情。笔者认为这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他们的政治做秀，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

一、爱国主义是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

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存方式，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是全民族各阶级及其成员爱国主义思想的共同基础。而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又特别有利于国人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形成。爱国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通过文明的代代相传烙印在了每个国民的头脑深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濡染下的中华民族，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较别的国家民族尤甚。经过中国近现代反侵略斗争锤炼出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进而凝聚成为伟大的民族觉醒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国民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其绝大多数成员都具备了爱国主义这一最基本的、也是最崇高的品格和很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历史上民族资本家的爱国事例屡见不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情怀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展示。诸多民族资本家鼎力抗日，如上海商会主席王晓籁、银行家吴鼎昌、工业家胡厥文都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牺牲；有的婉拒或抗拒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如唐山启新洋灰厂经理周叔、上海地产商包达三；有的宁肯去职甚至削发为僧，也不向日本侵略者屈服而苟且偷生，如中华造船有限公司厂长杨俊生；等等，类似能以阶级利益让位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民族资本家不可胜数。不管国内阶级矛盾如何激烈，对外始终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些都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具体表现。正如1956年带头公私合营的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在答记者提问“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时所说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二、民族危机催生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外侮迭至、栋折榱崩。中华民族的国家共同体观念在国难中接受了锤炼。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在这种传统与异质相互荡涤的氛围中萌蘖和蹒跚发展的，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养成并得到检验。

面对祖国的危亡，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赴国难、雪国耻，甚至以身殉国。民族浩劫深深地刺痛了敏锐而有思想的这一群中国先进分子，知耻转化成了一种精神动力和民族凝聚力，他们“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直都在不懈的探索与实践之中，企图从最基础的“根”做起。此途充盈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救国爱国热情。有些民族资本家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直接受到过洋人对其人格国格的侮辱，这种直接而强烈的刺激激活了他们内心深埋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反过来又成为其励精图治的外在动力。如1901年赴日留学的范旭东，有感于日本的强盛国势，曾摄像立誓，决心救国。1905年，他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想“习兵救国”，为此找校长商议，校长“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的回答，深深刺痛了范旭东的心，也改变了他的救国道路：他看到日本的强盛与其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于是改循“实业救国”之道。1912年，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主修应用化学学成回国，创办实业。他创办实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名利，而是源于救国。因此，危机催生出的爱国主义是民族资本家鲜明的思想特色。

甚至作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人的买办阶层，也在做买办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利权大量丧失，激发出民族忧愤意识，从而形成了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展开“商战”的思想，将其从事买办所得用于投资民族实业，部分还转化成了民族资本家。早期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买办郑观应不仅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名言，而且进一步寓救国于“商战”之中，提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郑观应实际上已经把经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联系起来了，开始把民族意识引入工商之中。在商战中，“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人注意到，民族精神对商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张商战之本，在于精神战”。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远谋之士一经解悟出精神的能动作用，也就开始了对自身精神状态的改造，上述著名买办资本家郑观应即是显例。这说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观念的日新，其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在民族危机催生下已越发成熟。

尽管没有一个真正独立而又强大的祖国能够给他们提供独立办厂的坚强后盾，但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和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外来侵略的加深，他们“挽回利权”、“救穷”、“救国”的呼声日增。而且，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民族资本家群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较普通民众更为强烈，表达得更加直接与凸显。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非实业不足以立国”、“若打算救国，必先救穷；若打算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若打算提倡实业，非维持国货不可”等一时成为社会的最强音。设厂兴业、提倡国货是民族资本家爱国强国思想、实践救国抱负的重要体现和物质载体。在没有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祖国做后盾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张公百忍”，以积蓄力量达最后抗争之目的。唐廷枢在脱离洋行后运用在外国公司习得的知识和经验去击败这些外国公司；吴蕴初则以苦学研得日本制造“味之素”的化学成分，最后以自制的天厨味精将日货“味之素”驱出中国国境。充分体现了民族资本家们抵御外侮，捍卫国家利权与尊严，以促进本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不断增长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己任，造福桑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捍卫国家、民族尊严的强烈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正因为资产阶级强烈的民族倾向或说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与实践，他们才荣膺了“民族”二字之称谓。“民族”二字蕴涵了他们明确而饱满的爱国主义精神。岌岌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资本家投身实业、以救国难的内部动力，也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兼爱国主义者。

三、民族资本家对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的认同

面临强大外来资本的竞争，脆弱的中国民族资

本企业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政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它不仅无力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反，由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却有力地推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由此敬佩中共所具有的爱国情怀。

据一些民族资本家回忆，如果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曾有过几次快速发展，大多是得益于中共领导人民群众掀起的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反帝爱国运动。三友实业社就是靠中共领导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抵制日货起家的典型；民生轮船公司也是在万县惨案后，中国人民抵制英货、抵制英商航运中获得发展机会的；荣氏企业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具雏形，但真正的长足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这十多年间；而仅次于荣氏企业的刘鸿生资本集团，真正使其“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那是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因此，民族资本家才得出结论：“抵制洋货一次，中国商人的国货生意就好一次”，“反帝浪潮越高，制造或贩卖国货的资本家得利也越多”。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民族资本家不明了中共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之际，面对少数资本家携眷挟资外逃、而自己却去留两难之际，多数资本家如江西的沈翰卿、上海的刘鸿生等都联想到了所经受过的洋人歧视和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帮助。从理论上讲，资本家与共产党本应是水火难容，而中国绝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在前途未卜的情形下却选择留在了国内，而且几乎所有“大王”级的资本家(如“面粉大王”、“航运大王”、“火柴大王”、“味精大王”、“猪鬃大王”等)都愿意留在国内或是去而复归，有的甚至(如古耕虞、胡子昂)愿意全部放弃私有资产跟共产党走，最后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之前共产党的反帝爱国运动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做法减少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恐惧，提高了他们对共产党民族资本主义政策的信任度。原因虽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但他们的爱国之心是一致的。祖国不仅有他们的事业，有他们的亲情，更有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强国梦、富国结。

四、新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扶持

在几十年与外来资本的较量中，民族资本家都痛心疾首地感到：旧中国的经济命脉，包括海关、航运、邮电、税务、国际贸易和国际汇兑等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一句话，不在中国人手中，外资爱怎么掠夺就怎么掠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只有苟延残喘。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人民政府收回海关自等举措使民族资本家感受颇深，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只有独立自主的祖国，才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后盾。不仅如此，人民政府还花大力气，直接和间接地扶持、照顾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帮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复苏与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那三个朝代(即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引者注)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民族资本家自称这一时期是他们发展的“黄金时代”。理想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自抗战胜利以来严重受挫的心理得到了很大慰藉。优越的经济地位铸就了民族资产阶级效力祖国的物质基础，独立自主的祖国为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展示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开辟了绝好的舞台。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分享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政治权益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收益之余，在国家危难之际，特别是面临外敌入侵威胁之时，竭诚以己之所有，从舆论上声援、从行动上协助人民政府的卫国决策，愿做财政十分困难的人民政府的强大物质后盾，再度彰显了其强烈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当然，民族资本家不会是“清一色”地时时刻刻都以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为己任，但其在民族、人民、领土、等大是大非面前能坚定地站在祖国利益的立场上，主客观上起过维护国家的与统一、人民的团结与社会的安定之作用，具备较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

事实上，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较强的国家共同体观念和在实业救国历程中对中共的民族气节和民主作风的体认，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思维方式的养成，他们才在国家政权更迭的大转折时期留了下来，或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投人新中国的怀抱，与中共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