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7 09:45:59
内容摘要：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传，但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合传，《汉书》为其单独列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多少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却称其为“王佐之才”;司马迁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班固为董仲舒增加了许多生平。究其原因，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及时代的背景等都不同。
关键词：董仲舒 《史记》 《汉书》 不同
《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都对西汉的儒家大师董仲舒进行了叙述，但是司马迁是将董仲舒与公孙弘等儒生合载于《儒林列传》中，而班固却为其单独立了《董仲舒传》，可见董仲舒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据此，我便仔细分析了《儒林列传》、《董仲舒传》中董仲舒的不同之处。
首先，作者对董仲舒的态度不同。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并没有过多的正面评论或赞扬;而班固既以实例证明董仲舒的学养和学术成就，又称赞其能力。作者这样写道：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班固引用刘向的言论显然同意其说，将董仲舒列于伊尹与吕望、管仲与晏婴这些公认的贤相之上，其溢美过度是很明显的，他还认为董仲舒是群儒之首，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先儒的钦许。对董仲舒形象的人物塑造进行比较，也不难看出班固对董仲舒更多的是敬仰之情，在“灾异之变”事件中一比较就可看出。《史记》这样写道：“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汉书》中则这样写道：“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虽然司马迁也写出了董仲舒后来不言灾异与主父偃有关，但是“有刺讥”一语似在表述咎由自取，用一个“竟”字表达出董仲舒的胆小与怯弱;而班固先写主父偃“候”、“私见”表现了主父偃的处心积虑，再用“窃”字不仅表现了主父偃行为的卑劣，让读者看到完全是主父偃蓄意的谋害。两者态度相差很大。
其次，内容详尽不同。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仅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形象。《儒林列传》曰：“故汉兴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这里司马迁也只是肯定了董仲舒“明于春秋”、传公羊义、颇有著述，但并没有详细介绍。相比之下，班固在《董仲舒传》中不仅加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内容，还在传文结束时缕叙了他的生平著述。“天人三策”是董仲舒为了回答汉武帝“关于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而上的三篇策论作答。第一策中主要讲“天命”和“性情”问题;第二策主要是调和孔老，而归宗于儒本;第三策董仲舒主要进一步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进行说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传》中认为董仲舒提出了后来令人们津津乐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而在《儒林列传》中却没有提到这一说法。参考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他认为董仲舒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孙先生认为关于董仲舒的内容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除内容抄袭司马迁之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汉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这确实值得我们去探究和考证。
通过《儒林列传》与《董仲舒传》相比较，我们觉得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更加可信。理由如下：①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而且当时董仲舒名声显赫，如果确有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天人三策”一事，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遗漏或有意删掉。司马迁42岁著述《史记》，为人严谨，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情是绝对不会疏漏的。②董仲舒在汉武帝七年的五经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若再加上他提出了“天人三策”的理论，并被武帝采纳，那又为何被下放到江都为相而远离京师呢？③司马迁与汉武帝关系密切，曾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多次侍从汉武帝出游，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也应该记下来，这毕竟该是整个朝廷都知道的事情，即使是武帝私下和仲舒交谈的话，他都可能亲耳听到，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不知而东汉的班固反而知道得那么清楚？毕竟班固与汉武帝、董仲舒在时间上相距一百多年。
此外，“儒”的定义不同。《史记・儒林列传》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所说的“儒”不是严格意义的儒，这些名单中的名士都是专治《五经》的人，即司马迁所谓儒就是儒家《五经》的经师。而班固在《董仲舒列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可见班固心目中的“儒”是指“儒学”、“儒家”学派，内涵拓展了。
除了以上的比较大的不同之外，两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点，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思考的是同一个董仲舒，为什么《史记》与《汉书》会产生这么多不同。我们觉得，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两人家庭背景的不同。司马家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家族，但是其身份和地位在历史中也是有变化的，但“世典周史”的家族传统确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不能忘怀的。《太史公自序》曾记载司马谈是一个道家型的人物，曾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旨。他临终时放不下的是家族史职“绝于予”而命司马迁“续吾祖”。就这样，家族的使命感、史官的责任感以及其父的遗嘱，使得司马迁撰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如此，即使处于儒学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的武帝时期，他也不附和随大流完全附和儒家，而是有所保留，以史家的严谨和直笔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班固的家族势力在历史上是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的，班氏家族又因为班况之女成为婕妤而得到巩固，这也说明了班氏家族必须要为汉王朝服务的性质。因此司马迁仅仅把董仲舒放进了儒林中来评述，而班固则是为了体现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而给予董仲舒高度的评价。第二，时代背景的不同。儒学在司马迁所处的时期逐渐上升，被统治者确立为意识形态基础，但在士林还没有完全成为主流思想。班固所处的时代是董仲舒学说最为盛行的时期，儒学经过几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制度化推广，此时的儒学正一步步成为封建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已经被神圣化，因此班固强化了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甚至把诸子学说说成是儒家六经的支撑。这也就告诉我们，班固的思想与当时社会崇汉、尊汉的时代心理有关。班固时期汉朝国力强盛，他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撰写的《汉书》，由此看来，司马迁与班固对董仲舒的不同处理也是顺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作者介绍：李静，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