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及对策

摘要：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接着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若干防范和控制资本外逃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外逃 资产组合 收益 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加快而日趋严重，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又被称为资本逃避，是指由于恐惧、怀疑或者为规避某种风险和管制所引起的资本向其它国家的异常流动。资本外逃不同于资本流出，它是一种出于安全功能或其它目的而发生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动。在当今世界上，经济的开放性不仅体现为商品和劳务的国际流动，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为资本的跨国流动。资本外逃作为资本跨国流动的一种特别方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中国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已构成我国开放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已日益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现状

中国自1994年起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仅在“九五”期间，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就达2900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长了80%多。然而在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资本也在加速实现外逃。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资本管制制度，国内居民要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尽管如此，许多资本还是通过非法手段外逃了，把各式各样的资本外逃算起来，其总数与引进的外资规模几乎可以旗鼓相当。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5年中国已是世界上第资本输出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的都属于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1993年至1996年，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额大约均在100亿美元以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1997年从中国外逃的资本约为200亿美元。1998年，据樊纲博士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当年中国外逃的资本额达到了400多亿美元。又据《经济学家》估计，1998年到2000年中国外逃的资本额分别达到364亿、386亿和238亿美元。

有资料显示，我国1985—1994年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为52.3%。进入90年代，资本外逃已经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最重的国家的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资本的大量外逃使得中国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墨西哥、韩国等国家。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远大于1994—1995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韩国。考虑到中国的外汇管制相对比较严格，以进出口伪报形式逃匿的资本以及其它隐性外逃资本可能远大于墨西哥和韩国。

资本外逃可以通过种种合法与非法途径进行。在实行资本和金融帐户自由兑换的国家里，资本外逃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在我国这样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里，资本外逃则一般是通过种种躲避管制的非法途径实现的。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国际贸易中伪造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在进口时，国外供应商开出高于合同价格的发票，进口商根据发票的数额向货币当局申请外汇并汇出到国外供应商。国外供应商再将多付部分存入进口商在国外的帐户，这样资本就转移出境了。在出口时，本国供应商开出低于合同价格的发票，国外进口商将少付部分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帐户，这样资本也转移出境了。

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从短期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会带来经济的混乱和动荡。从长期看，资本外逃降低了我国可利用的资本数量，减少了政府从国内资产中可获取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我国的外债负担，从而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创造一个持久稳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并在过渡期内采用较严格的资本和金融帐户管制，这样才能减少和预防资本外逃行为。

二、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

资本外逃实际上是国内资本的所有者在国际范围内对其所拥有的资产的重新配置，只不过其配置的手段是通过逃避管制的途径进行的，因此境内外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差异是形成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利用马柯威茨所创立的“资产组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资产组合理论是关于资金流动的存量理论，存量理论区别于流量理论之处就在于将风险因素引入了资金流动问题之中。资产组合理论从市场有效和投资者是风险的厌恶者的前提出发，衡量了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并据此勾勒出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同时与投资者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相结合得出最佳资产组合模型，该最佳组合就是资产组合有效边界与最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那一点。因此投资者对某项资产的需求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一需求与该资产的预期收益正相关，与该资产的风险负相关；其次，这一需求与投资者财富总量正相关。当投资者资产总量增加时，对各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最后，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其它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协方差负值越大，对该资产的需求也就越大。因而不难看出：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主要是追求预期收益，但他们一般都希望能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实行风险与收益的最佳组合。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战略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扩大，部分私营企业主和一些通法贪污，受贿、寻租以及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诈骗、偷漏税而获得巨额财富之人，或出于追求收益或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将其资本外逃到国外。大量资本在私人部门的积聚成为中国资本外逃的前提条件。资本外逃对于他们来说是合理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资产的理，但他们这种追逐利益、逃避风险的理却导致了中国目前日益扩大和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

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在于：

第一，追逐收益。在外逃的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增加投资收益的目的而将资本由收益率较低的国内市场转移出去的。这种国内外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管制的减少和国际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收益率较高。其次，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了各自市场上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对于一些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其资本收益率通常要高于其它国家的收益率。最后，在资本外逃过程中，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会带来额外的利益。汇率变动中所蕴含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因而某些资本出于主动捕捉可能存在的汇率较大变动机会以获得投机利润的目的而外逃。

第二，降低风险。各国的各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比一国国内的资产的相关性要低的多，这样选择资本外逃，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对于我国出于规避风险而外逃的资本来说，其外逃的具体动机又可分析如下：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各经济成分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待遇差异。个体和私营经济一直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性的待遇。私营经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扩大再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因而许多私营经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向国外转移资产。尽管中国的宪法中规定保护公民财产的所有权，但仍有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自己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通法非法途径外逃资本以规避风险。其次，对于一些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巨额财富的人来说，其必然担心其非法所得在国内存放所具有高风险而向国外转移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的人利用体制转轨中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从中获取了大量的非法财富。同时，中国目前的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诈骗和偷漏税等不法行为也很严重，也有不少人通过这些途径聚俭了大量的不义之财。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和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为了逃避被打击的风险，而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财产转移到国外。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外逃主要是为了追求高的预期收益，同时希望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资本外逃体现了个人理与集体利益的严重冲突。

三、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大量的资本外逃无疑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它不但削弱了国内建设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局面的稳定。

第一，资本外逃削弱了中国国内建设的物质基础。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资本缺乏的阶段。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在经济起飞阶段，物资资本的形成对一国经济的腾飞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生产投入的三要素当中，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促进或束缚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资本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以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为此他们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实现“大推进”，求得平衡增长。因而资本的不断形成，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严重的资本外逃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物质积累，从而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二，资本外逃影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资本外逃的一个严重的经济后果必然是导致国内金融秩序的不稳定，削弱政府运用货币政策的能力，同时资本外逃的恶化也给政府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进行预测和估价带来了风险。资本外逃必然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冲击，一系列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将变得十分不稳定，利率上升压力增大，汇率贬值压力强化。资本外逃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内货币的供需机制，妨碍了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由于资本外逃的存在，使得政府对居民所需外币的数量没有一个精确的控制，这就削弱了中央银行对信贷和货币流通总量的控制能力，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设计和操作时，出现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

第三，严重恶化的资本外逃会引发金融危机，降低国家的信用等级。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资本外逃将可能成为导致国民经济破产的一股力量。资本外逃将使得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大大下降。以墨西哥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原因就在于墨西哥本地的投资者资金外逃，而不是市场所推测的是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定争相抛售比索所致。货币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会给一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同时货币金融危机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在各国间传播，给全球经济的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外资持续大量的流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加强，使得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增强，因而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并未使中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潭之中，但严重的资本外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无法排除它在某些时候恶化并产生较大冲击力的可能。

四、关于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若干对策

以上分析表明，大量资本在私人部门的积聚是资本外逃问题形成的前提，而追求利润，规避风险则构成了资本外逃的动力。资本外逃问题的日益严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局势，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加强对资本金融帐户的管制的力度，并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化解资本外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可以积极预防和控制资本的大量外逃。具体而言，这些措施应包括：

第一，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只有在立法程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才能稳定私营业主对政策的信心。从立法层次上确立私营企业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感，才能预防私营企业的资本外逃现象，并造成对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信心激励，化解其财产在国内积聚的政治法律风险。同时在各项规章制度上也要统一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待遇差别，消除对私营经济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性政策。通过对私营经济在法律关系上的调整，明确对其产权之保护，规范对私营经济的平等待遇，必然能有效制止私营部门资本的外逃并为国内建设积累物质资本。

第二，加强反腐力度，加大对走私贩私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对于外逃资本中通过非法手段积聚的资本要从源头上予以制止，因为这些资本从产生开始就是非法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监督，预防国有资产向私人部门的流失。通过从源头上防范形成外逃资本的非法资本的形成，从而可以防范资本的外逃，而且可以起到打击经济犯罪，保护国有资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帐户的管制。资本之所以能够外逃，就是因为我国在资本金融帐户的管制上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完善之处，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从而为资本外逃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因此要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帐户的管制，切断资本外逃的管道。当然即使再严格的资本管制也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资本外逃，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因素是政府所难以直接控制的。因此，在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帐户的管制的同时，应大力调整经济法律利益关系，积极推进整体经济改革，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积极调整相关的宏观政策。

第四，要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能够减少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创造高的收益预期，因而能够加大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减少国内资本外逃的驱动力。因此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必须能娴熟地运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调控，提高政府金融监管的水平，政府的政策应建立起言行一致的声誉，加强政策效力。同时，还应消除金融市场上价格扭曲的现象，建立灵活、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并且能过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允许多种成分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增加交易主体，建立交易活跃，价格富有弹性的金融环境。政府要积极培育短期货币市场，加强外汇市场的建设，从而降低金融抑制水平，推进金融深化，发展本国的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姜波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资本外逃威胁中国》，刘朝，《科学导报》2001年第15期；

（3）《发展经济学》，谭崇台，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