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式记者”调查

在美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对“调查式记者”这个特有名称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一些特大的新闻报道大都出自调查式记者之手，像纪实新闻片《伊拉克的军法审讯――伊拉克监狱美军虐待战俘报道》也是CBS调查式记者的杰作。还有“水门”事件，是《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调查式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典范之作，他们把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国家总统，最终导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总统辞职。

在中国，除了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明确告诉了受众“记者还可以调查”的概念外，调查式记者还鲜见于相关媒体上。具有新闻划时代意义的“首届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也没有在权威的新闻媒体上露面，仅在广东的《南风窗》作了有限幅的报道。然而，即便如此，广泛意义上的“调查式记者”群落在我国已经存在。

在对我国调查式记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调查式记者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当他们的调查侵害了“黑恶势力的权益范围”时，伤害就伴随而来。所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还有，尽管不能否认调查式记者对中国新闻发展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存在也对相关新闻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揭露真相，他们在行动

文/李广森 贾国勇

【聚焦一】他们有着孤独的身影、质疑的精神、平等的视角

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构成了中国调查式记者所必须具有的职业操守。在中国，调查式记者担负着探明、揭露个人或集体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真相的使命。

什么是调查式记者呢？西方对一些优秀的调查式记者的评价是：不愿意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尊重报道的客观中立立场，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新闻的纯洁性，不惜牺牲已经获得的职业成就和丰厚待遇。

在中国，由于新闻体系有别于西方，难以用他们的理论来为调查式记者进行定位，人们往往用权威的媒体观来为其进行定位，并取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央视《新闻调查》对调查式记者的定位是：质疑的精神，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平衡的意识，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平等的视角，在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平静的心态，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人们在评价一个记者是否属于调查式记者的同时，也对调查式记者的工作形式进行了定位。调查式记者，顾名思义记者应该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一件新闻的完成，需要调动多种有限资源，但是，调查式记者在其中的表现必须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所以，人们常说一件调查式记者在其中而又缺乏良好表现的新闻，不能说是完美的新闻。

在中国，虽说调查式记者在近些年来崭露头角，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体制的规范性约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仅仅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存在。尽管是这样，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其存在的理由，通过记者的调查发现，调查式记者在各家媒体的地位备受推崇并做出骄人的业绩，其寻找新闻的毅力、体力和智慧让新闻同行敬佩。

提起中国的调查记者，业内人士总要说起报道“陕西第一贪周长青”、“枪下留人”和“夫妻看黄碟事件”的《华商报》记者江雪，还有在非典时期走进病房和患者面对面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以及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王克勤、《羊城晚报》记者的赵世龙等也是调查式记者中的精英人物。当然，调查式记者的群体中还应该有《调查记者》的作者曾华锋、《卧底记者》的作者石野。

35岁的赵世龙，曾为《羊城晚报》机动部记者。他在广州做了整整10年的记者，因其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而闻名，2003年8月初，他却在“记者的家”网站上发了可能遭受迫害的呼救贴：“面临着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问题……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XX戒毒所所长所为。”

事情的起因是赵世龙领衔报道了这家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的黑幕，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也播出《阿文的噩梦》专题报道，但是，赵世龙却被这家戒毒所以“诽谤罪”告上了法庭，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世龙不无气愤地说：“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

赵世龙曾先后在《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当记者，后来，到了央视《社会记录》栏目，成为主攻各类重大社会、时政新闻的调查式记者，他因独家推出对三峡工程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等力度极大的报道，被海内外媒体誉为“时代的良心”。同时，他也是率先揭露“南丹矿难事故真相”的主力记者之一，独家策划并主持偷拍曝光了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独家调查陕西商洛地区大面积爆发艾滋病事件。

赵世龙发表有新闻作品300余万字，获得过全国晚报新闻评比特稿奖、一等奖、二等奖；广东省新闻二、三等奖多次。著述有《闯荡广东》、《探险怒江》、《丛林密境》、《解毒金三角--中国记者跨境采访手记》等多部新闻记录专著，是一位多产的调查式记者。

谈到调查式记者时，人们常要和“流浪记者”联系在一起，在广州，深圳，北京，在全国许许多多城市里，都可以看到流浪记者的身影。在别人的城市里，他们是一群外来打工者，通常被那些“正规记者”称为流浪记者，在这些流浪记者的群体里，都能看到调查式记者的身影。或许是同是天涯打工人的那种漂泊的心情，使得他们更为关注来自打工部落的和哭诉，也影响了新闻媒体的舆论视点以及关注层面。

和赵世龙一样，吴贤德在担任《西部发展报》驻河南记者站站长的同时，也在尽着一个调查式记者的职责。他从1997年开始，义务为民工追讨工钱，通过调查走访，发表多篇揭露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现象的新闻，迫使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拱手认输，为民工追回了超过五十万元的拖欠工资。

吴贤德也是一位“流浪记者”。同是天涯漂泊人，面对迷惘和无助，他深深地感受体会着打工生活的种种不公和不幸，使他成为了打工者的代言人。

在盛泽镇为江苏吴江的外来妹讨回工资后，老乡告诉他，老板在发放完工资后，有一个丝织厂的老板，在吴贤德的新闻曝光压力下，在发回女工们被拖欠的工资时，曾恶狠狠地对她们说，要找人打断吴贤德的腿。为了安全，吴贤德有时只好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从没有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而后悔。2005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报道了《吴贤德：我为民工讨工钱》。他在《面对面》录制现场接受主持人王致的采访时说：“支撑着我的力量就是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我本人就是一个打工者，更知道打工者的辛苦，更了解打工者受到欺负、欺辱后的欲哭无泪，帮民工讨要工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责任！”

【聚焦二】他们的职责定位：探明、揭露真相

作为调查式记者，要学会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只关注事实的本身，更不要作为倡议者出现在政界。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同时，做好对舆论自身的监督，要学会不接受任何的捐赠，目的就是避免受其影响。

不受版面或节目的限制，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做纯粹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成为美国调查式记者的职业选择。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的总监查尔斯・刘易斯曾经是美国CBS的调查类节目“60分钟”的记者。由于他自认为非常漂亮的节目被经常否决，其内心常陷入痛苦的挣扎，最后只得选择离开，在1990年，办了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调查和报道。1997年，刘易斯发起成立了全球唯一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目前拥有46个国家的92名成员。到目前为止，联盟已经进行了6个大规模全球合作调查报道，每个报道都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2004年5月，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新闻学院主办的首届纪实报道电视节上，查尔斯・刘易斯说出了定位于调查式记者的经典语言：已经释放的激情是无法控制的。2003年2月，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刘易斯收到一个线人的电话，获知美国白宫和司法部长联名提出了一个“爱国者第二法案”，布什在里面提出了更多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要求。通过努力，查尔斯・刘易斯得到了这个秘密的法律草案文本，并向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进行核实。刘易斯对司法部长秘书不要公布的请求没有理会，及时将其公之于众，从而引起全美各大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甚至为该报的相关报道做了评论，最终迫使布什总统收回了这项法案。“我们当然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刘易斯说，为CPI工作的记者，生命每时每刻都在遭到威胁，其中有些记者遭到殴打和枪杀、谋杀。据美国公众诚信中心调查，“全世界80%被谋杀的记者都是与报道腐败案件有关”。有些国家甚至对调查式记者提起刑事诉讼，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压制。

在中国，调查式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探明、揭露真相”。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说：“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真相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和黑幕，那就是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那是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所遮蔽的真相。”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可谓中国调查式记者中的佼佼者。1998年10月7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来到《焦点访谈》栏目组，题写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赠言。确实如此，《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报道了大量的调查性新闻，切实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成为改革的尖兵。

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内也聚集了一大批对党忠心、对人民有责任心的调查式记者，他们通过内参或公开报道的形式揭开了一个个黑幕，向读者推介了一批批先进典型，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南丹7・17特大矿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出来的重大安全事故。在这次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社驻桂记者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功不可没，是他们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冲破了想像不到的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调查采写任务，充分发挥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作用，成了调查式记者学习的榜样。四位记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激起他们义愤填膺进而坚决揭露这个特大矿难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信息。一是听说这个导致重大死难的特大透水事故竟然被责任人死死捂住隐瞒不报；二是听说广西一些地方记者最早根据传闻前去南丹调查时竟被蛮横阻挠、追踪和威胁。

这两条信息让他们强烈感觉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寻常！强烈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和疯狂！他们调用所能调用的全部“关系”展开多方调查取证。7月30日，向总社发回了关于南丹事故的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31日，又向人民网传回了关于南丹矿难的第一篇新闻《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

事后证实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第一篇自采新闻。这篇报道点破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报道立即被众多网站广为引用。然而，就在31日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和南丹县、河池地区主要党政领导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没有发生透水事故”。面对依然被紧紧捂着的重大事故，8月2日，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走访掌握了南丹矿难的一部分死难者名单，同时获悉了事故发生后一个逃生者讲述的令人震惊的矿难内幕，加上从其他渠道获知的情况，他们迅速形成“再次紧急报告”，并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上报总社编委会。编委会对这一信息十分重视，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基总理对此做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至此，对南丹特大矿难，《人民日报》成为第一个进行报道、第一个上送内参、第一个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媒体。

激情一旦释放出，确实是无法控制。虽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记者的使命感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壁上观”，而是再次深入“雷区”进行调查采访，进行深度报道。当首批4人深入远离南宁500公里外的南丹矿区调查时，通过相关程序约请3名便衣警察随行暗中保护，晚上三名警察分别与我们的同志同住。事实证明，这种小心并非多余，在深入矿区调查时，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到旅店打听有无《人民日报》记者住宿；在第二次深入南丹调查时，就在他们住宿的一家私人旅店中，也就在他们住宿的门前，发生了血淋淋的凶杀案。

在对南丹矿难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社驻桂记者站先后三次到南丹调查，累计投入20多人次，耗费100多个工作日。每一次调查采访，都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是对他们党性、良知、责任和意志的检验。在中央工作组到达南丹时，他们的文字记者竟被地方官员拒于门外，摄影人员的胶卷被强行曝光――这在《人民日报》和平时期的采访中成了“零的突破”！

《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的记者通过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独家材料，为党中央、国务院查处此案提供了舆论支持，对矿难责任分子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舆论震慑力，同时也为《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赢得了良好声誉。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争看人民网，传颂着“欲知南丹事，先看人民网”。同时，《人民日报》对南丹矿难的揭露和报道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有10多家世界大通讯社及大报要求对《人民日报》记者进行采访。国内媒体在评选“中国在进步：2001年影响民生的十大新闻”时，南丹矿难的揭露位列第二，紧随中国加入世贸的新闻之后；另一家媒体在评选“2001年十大传播突破奖”时，南丹事件的揭露和报道入选第六。一直密切关注着南丹矿难调查进程的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多次对《人民日报》记者顶住巨大压力和风险揭露这一矿难真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如“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调查式记者的激情来源于对新闻事实的充分了解，当他们被眼前的新闻事实所蛊惑时，记者的使命感促使他们把眼光投向新闻的纵深，从而把激情释放到极致。

说真话的力量

胡展奋的《疯狂的海洛因》发表前后

文/曹阳

上海资深“调查式记者”胡展奋的成名作《疯狂的海洛因》，曾产生巨大的震撼力，被新闻界称为“全国第一篇全景式披露卷土重来的调查报道”，被文学界誉为“中国禁毒第一声呐喊的优异报告文学作品”。本文作者曹阳系发表《疯狂的海洛因》的《萌芽》杂志原主编，他披露了胡展奋采写毒祸在云南重现的前前后后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相信，这些内容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禁毒工作仍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并且对于今天的“调查式记者”和正在投身到“调查式记者”队伍中去的年轻记者们，都有不同凡响的启迪。

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民主与法制麦田的守望者

胡展奋，并非一开始走上记者岗位便确立当一名“调查式”记者目标的，但他很早认识到当一名记者的职责：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民主与法制麦田的守望者。这使他很自然地有了一个当一名优秀的“调查式”记者的良好开端――

许多双眼睛在一份内部资料上闪过，并未留下丝毫热情，而上海一位科普杂志的记者，却非常激动地反复阅读着一则简短的、震惊了他的消息：云南西部吸毒现象死灰复燃！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缕缕忧伤的光，脑海里翻腾着许多疑问：有多少人吸毒？这现象刚刚发现吗？从哪里来？是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吗？国内有没有种植、制贩的地区和据点？为什么媒体从未公开报道过的情况？不让全国人民知情，能有效防止泛滥成灾吗？……他夜不成眠。他渴望亲眼去看看，到现场去看看，去深入调查。时届1990年5月，他还是一位从事新闻工作才5年的年轻记者。

不久，云南美丽的土地上，出现了胡展奋文弱书生的身影，留下了他一行行刚劲踏实的脚印。

“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胡展奋，无意欣赏云南如诗似画的风景，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便去走访卫生、公安等部门。

对于饥肠辘辘的他，竟遭遇到普遍的生硬的“闭门羹”。在他的耳边轰响着：“不，不，不！”“什么杂志的记者证？人民日报的也不行！”拒绝采访，拒绝答问。

胡展奋沉闷了。他的脚步越走越沉重。

当一个民情、社情、国情的望者，还真不容易哪！自己恪守复旦大学新闻系老师的教导：“记者就是客观反映生活的真情实况，不要对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去指手画脚。”当一名望者、守望者，该是低调了吧？为什么不受欢迎，甚至被粗暴地拒之门外呢？

胡展奋翻看着自己的记者证：怎么啦？上海《康复》杂志来了解吸毒、戒毒、贩毒、禁毒的情况，完全本分，很有资格！为什么不准采访？岂有此理！

胡展奋坚信：“新闻，是一门最实证、最创新的学问。消息，就是跑出来的！”他鼓足勇气，“到现场去！”他在云南四处奔波，一跑就是几乎两个月。他深入到少数民族的山寨，亲眼目睹了摧毁了一个村寨的惨状：受此毒害的不仅有老人、孩子，连老鼠也从梁上滚跌下来，有的牛竟在寨子里横冲直撞地狂奔……

他竭力寻访到一位不幸染上毒瘾的上海籍女医生，几乎是含着泪听她十几个小时哀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几年前，女医生作为一名在医学院学过戒毒知识的高材生，志愿到云南来支援戒毒工作。她发现戒毒后的复吸率甚高，为什么？她认定是吸毒者的意志力薄弱。苦口婆心劝说没有用，只有找到如何增强意志力的实在办法，就自己试验吸毒。一次，女医生的坚强意志控制住了自己，没有任何上瘾的迹象；二次，也仍很正常；不由得很兴奋自己的试验效果。她三次、四次吸毒，并且增加吸毒分量……失败了！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偷着吸，耗尽了自己的工资积蓄，偷公安部门保管的海洛因，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如今这位女医生形销骨立，与几年前刚来云南时的她，判若两人。“我不久即将离开人世，告诉大家吧，我的教训，千万不要去试！……”女医生忍不住号啕大哭，胡展奋面对这位为戒毒工作而受之害的牺牲者，也不禁泪流满面。

胡展奋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边防武警的高级军官，他们支持了他，派一位中尉军官驾驶一辆吉普车，陪伴着胡展奋闯进了门禁森严的“戒毒所”，直面一大群吸毒犯，亲耳听取了他们吸毒堕落的许多悲惨故事，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毒瘾发作时的可怕丑态。

胡展奋还深入采访到了贩毒团伙暗设陷阱，以特制的含毒卷烟出售给公安干警，达到报复、拖人下水目的的惊人案件。

胡展奋在云南现场调查的材料，非常令人震惊地证实了吸毒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已经可见其正形成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作为一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记者，胡展奋了解到、预感到毒祸来势凶猛，恐怕不出三、五年，将成为全国的一大灾害，不仅祸国殃民，还将贻害子孙后代！

简短报道难以传递重大灾情《疯狂的海洛因》横空出世

胡展奋匆匆赶回上海，把了解、调查所得，先写成一篇简短的报道《云南肃毒风云》，发表在他所供职的上海《康复》杂志上。由于“语焉不详”，还因“语多暧昧”，影响不大。胡展奋下决心要向全国人民振臂呼吁，要向全社会敲响警钟，埋头奋笔疾书一月余，终于完成一篇信息量大、信息值高、情文并茂，长达5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我国特有的称谓“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因》，送给倡导青年作家直面现实生活的《萌芽》杂志社。《萌芽》杂志社高度评价这篇作品的厚重分量，认为它的新闻性极强，披露的重现泛滥实情震撼人心，作者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以致对人类强烈的关爱和责任感，使它同时具有较浓的文学性，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编辑部一致同意发表它。其实，《萌芽》杂志当时的报告文学责任编辑沈刚早就得悉胡展奋的云南之行，并征得我的同意向他约稿。由于收到了这篇作品出乎意外地震撼了编辑部，大家都很激动，都支持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

能发表吗？客观评估这篇作品的价值，能！能立即发表吗？我日以继夜地反复阅读，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琢磨每一句话的含意，核对每一个数据，删除每一处可能产生歧义或负面影响的提法或论点。当时，在宣传工作中，“问题”还是一个。作为一名负有职责的主编，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将给作者、编辑造成伤害，对刊物、宣传工作以至党和政府的全局造成损失。我不能否定一篇成功的“调查报道”（或称“报告文学”）；为了力争发表它，也不能片面强调“大胆”。我认为越是责任重、危险系数大，越要冷静思考，“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这四个字，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冷静下来，四处打听有关吸、贩毒、禁毒的政策、措施等信息。从北京传来的一则重要消息，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将讨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委员会”。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既要成立这样的专门机构，必定要做调研工作，必定会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发表《疯狂的海洛因》，不是来了“第一声呐喊”吗？对全国开展禁毒工作有大利而无大弊。这时正是1990年的国庆前后，我对这篇作品，再做了一次琢磨加工，下决心定于1991年的1月号发表（如果三月份举行人大代表大会，也较适时）。

1991年1月号的《萌芽》以带头篇显著篇幅发表了胡展奋的《疯狂的海洛因》。很快，《南方周末》报以连载的形式全文转载了它，跨度8个星期。

在连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曲折的情节：

《南方周末》报总编办公室接到了来自中央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询问正在连载的《疯狂的海洛因》何时连载完毕，以及内容是否真实等等。《南方周末》报一一作了答复，并告知江办此文系转载自当年1月号的《萌芽》杂志。江办即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通知我立即送去刊载此文的《萌芽》杂志20本，并告诉我是江总书记要看全文。

是吉是凶？老实说，很少失眠的我，并未能高枕无忧地安卧。我担心自己缺少对大局的认识，也许触犯了某些禁令，好心办了错事，于是有了几个失眠之夜。

可是，不久便从北京得到了信息：江总书记读罢《疯狂的海洛因》，并未提出对此文的任何批评，而是说了“以前只看到一些有毒的汇报数字，想不到情形如此严重，禁毒工作一定要认真抓一抓”等大概意思的感想。我便放下悬着的心，镇定自若了。

与此同时，敏感的国外、境外媒体纷纷转载《疯狂的海洛因》，如《星岛日报》（新加坡）、《明镜周刊》（德国）、《朝日新闻》（日本），以及不少外报外刊都转载或摘载了此文。于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当时的外交部有关部门认为“国际影响极坏”而要求“彻查此事”；云南公安厅将此事移交上海市教委（胡展奋所在单位《康复》杂志属其主管），要求对作者“严惩”；昆明几家报纸联手对作者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声讨、批判，罪名不外是“往云南三千万各族同胞身上泼脏水！”“造谣撞骗”、“记者败类”，一顶顶帽子飞向胡展奋。胡展奋遭到了空前的巨大压力，他几乎要被逐出新闻记者队伍！

说真话的力量――震撼爱听真话的领导和群众

长期以来，在政界和文化界总有些人对“调查式”记者存在偏见，认为他们专挑毛病，专揭阴暗面，站在党政领导的对立面，影响安定团结。就以《疯狂的海洛因》为例，发表后某些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中央领导人的态度，一听说江办催要全文，便“大张旗鼓”地围攻作者，仿佛他们最爱党、爱国，说真话的记者是居心叵测的败类。

事实证明：心中装着人民利益的领导人，才最爱听真话，最痛恨说假话。

当时，同志被《疯狂的海洛因》报道的惊人真相所震撼，曾作过明确的批示，全文大意如下：

类似材料为什么没有看到新华社上报？一、公安部：禁毒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立即组织力量去云南大抓反种毒、反贩毒、反吸毒。公安部每个领导成员都要传阅《疯狂的海洛因》；二，教育部：反吸毒要从小学生抓起，要立即认真地编写禁毒教材。

查阅一下1991年的报刊，我们将读到：全国禁毒委员会的第一号通令――大张旗鼓地宣传禁毒；云南警方重拳打击毒贩毒枭，第一批100余人被判处死刑；大力组建缉毒警察队伍；吸毒危害生命的宣传教育向青少年普及……

《疯狂的海洛因》功不可没，先后得到“萌芽文学奖”等多种奖励。它将载入中国禁毒史，也将载入中国当代新闻史和当代文学史。

胡展奋得到巨大的鼓舞，从《康复》到《劳动报》到《新民周刊》，他坚持走“调查式”记者的道路，撰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专题调查报道（也都是有震撼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诸如：《焦灼的黄土地》、《躁动的陕北》、《黄金的挽歌》、《淮河的拷问》、《一个人的战争》、《山西矿难》、《来自灌云县的暴力取证报告》、《湘鄂赣血吸虫调查》、《皖西职业乞丐调查》、《浙江中部铅中毒调查》、《向马贿选》等等。从事记者工作15年，平均每月发表一万余字，共计180余万字。

胡展奋一双不倦的脚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

胡展奋一双不倦的眼睛，注视着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祖国的生态环境。

虽会有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仍可能遭遇危险和挫折，但他坚定、坦然……

胡展奋的一枝笔，正不倦地告诉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各种真实情况。记者崇高的使命便是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和领导人的知情权。

人民关爱说真话的“调查式”记者；

中国热切希望有更多优秀记者、作家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