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三维

[摘要]从文化学的视角看，中国儿童电影是一种文化符号。要诠释它的文化内涵，就要把握影片中儿童的文化视域，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同，构成影片中儿童文化视域的维面就不同。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主要有三个维面：一是地位团体维面，二是民族、种族维西，三是性别维面。这三个维面形成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主体结构。

[关键词]视域；地位团体；民族；种族；性别

正如儿童没有自己的语言一样，儿童也没有自己的文化。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说到底是化在儿童电影中的折光反映，这个折射窗口就是儿童影片中的儿童文化视域。化只有进入儿童的文化视域才能在儿童电影中得以表现，并被儿童观众所接受。要廓清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揭示儿童文化与化的内在联系，应该从解剖影片中儿童文化视域的结构入手，把握了这一结构，就把握了影片表现文化的深度结构模式。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主要有三个维面：地位团体维面；民族、种族维面与性别维面。这三个维面构成儿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的三大视角，它们错综交叉，构成儿童的文化视域之网。

一、新时期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地位团体之维

所谓地位团体是文学社会学的一个概念，社会上一切由不同的职业、阶层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社会团体，都可称之为地位团体。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有不同的职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家庭既与它所属的社会阶层、阶级保持紧密联系，它又是一个独立的最小的地位团体。儿童是家庭的产物，他的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家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状况。他的文化视域则主要受家庭这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影响。即便是多媒体时代，儿童认识世界也不是从抽象的符号开始，而是从具体的形象入手。近在他们身边的父母与家人是与他们的生活、情感关系最密切的形象。父母带着深厚爱意的一言一行对儿童的感染力最大，记忆最深，也是儿童最喜欢模仿的对象。来自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意识就是在家人与儿童的耳鬓厮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传递给儿童，这是儿童接受文化传承最古老、直接和有效的渠道。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三岁以前是儿童行为习惯形成期，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就成为儿童行为的自然，影响儿童的一生。童年又是儿童文化视域的形成期，地位团体文化视域一旦被儿童所接受，就成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和他文化视域的基本维面，成为他日后认识世界的深度模式。比如《金蝴蝶结》中的朵儿认为妈妈给她买的中国娃娃最漂亮，这一审美判断是她的，同时也折射着她所在家庭的地位团体视域。朵儿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是某部火箭基地的工程师，母亲是随军的军医，他们常年不在朵儿身边，坚守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为的是使祖国的载人火箭早日升天，实现国防现代化。他们的爱国热情对朵儿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朵儿说中国娃娃漂亮，既寄予着对妈妈的想念之情，又是对妈妈的审美眼光的肯定，因为娃娃是妈妈买给她的；而朵儿的同学则说她的芭比娃娃比朵儿的中国娃娃更漂亮，这既是朵儿的同学的审美判断，也是她的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外显。朵儿的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个大款，她自然是班上吃得好穿得好的孩子，在玩具上也追求高档次。在有钱人眼里自然是越值钱的东西越好。朵儿的同学称赞芭比娃娃漂亮是因为穿在穿娃娃身上的衣服漂亮、头上戴的金蝴蝶结更漂亮。这种视阈的本质仍是值钱的就美，这种审美观显然与她所受的家庭影响一脉相承。其实两个孩子所处的文化大环境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审美情趣却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大相径庭。表面上看两个孩子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本质上她们是在竭力证明并维护各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真理性。儿童视域与地位团体视域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金蝴蝶》通过一个平凡的生活细节，将儿童的地位团体视域做了最质朴而又深刻的表现，可谓小中见大。对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得入木三分、举重若轻，水到渠成。

又如《微笑的螃蟹》也表现了两个不同地位团体中的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意识。宫晓娅听说阿斯卡尔的父亲为保护集体的两只羊冻坏了自己的腿，她颇不以为然。她对阿斯卡尔的爸爸说：“就算一只羊值300元钱，你为了两只羊――600元钱就冻坏了自己的腿，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你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阿斯卡尔却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牧民的本分。尽管两只羊值不了多少钱，也是两条生命，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能救助时总该竭力救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同样是他们的家庭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反映。宫晓娅的父亲是某养殖公司的总经理，应该说，根据一个人的业绩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这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都要遵循的原则。宫晓娅耳濡目染学会了父亲看问题的方法，以生意经的眼光来看阿斯卡尔父亲救羊的事，她的结论自然是否定的，阿斯卡尔的父亲是新疆地区的普通牧民，牧民与他所放牧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会给他带来喜悦，都会给集体带来财富。羊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之源。他对羊的感情阿斯卡尔从小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能在暴风雪来临之际，奋不顾身地救助两只羊。宫晓娅与阿斯卡尔属于两个差别悬殊的地位团体中人，她如何能理解一个老牧民的感情呢?这部影片同样是通过生活细节将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视域的冲突作了细腻的展现。

我们这样认识问题目的不在于将儿童的文化视域唯地位团体化，而在于揭示长久被各种儿童文化意识所遮蔽的儿童文化与化间的联系。以前我们过于强调儿童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殊不知儿童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以家庭为核心的地位团体文化时时包围着儿童，并对他们施以强有力的影响，甚至成为儿童文化视域的基础维面。《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以慧眼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地位团体间文化视域的差别，以及化视域对儿童文化视域的重大影响。这正如路易一让・卡尔韦所说：“一种出身，一种血统，这个由祖先构成的‘身体史前史’意义不大吗?我们在此认为，出生在某一阶层和某一文化中不是没有后果的，系谱树的这些枝丫有助于我们明白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这些微不足道的归属关系叠加起来，就为形成人格做出了贡献。”《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先进地位团体文化对落后的地位团体文化的克服，从而对儿童施以良好的文化影响。朵儿的同学在收到朵儿寄来的漂亮的金蝴蝶结以后，很惭愧当初错怪了朵儿拿了芭比娃娃头上的金蝴蝶结，与朵儿相比她太小气了点；宫晓娅的价值观在新疆处处碰壁之后，她终于认识到世界上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爱，后来她真心实意地帮助阿斯卡尔的妹妹治好了耳聋，与阿斯卡尔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而使儿童电影发挥了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二、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民族，种族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文化视域除了具有地位团体维面而外，还具有民族、种族维面。那是因为儿童除了属于家庭团体之外，还属于民族和种族的团体。民族与种族的文化视域除了遗传的渠道之外，还有家庭与社会多种传播渠道，从儿童出生的时候起，就向他们发出信息，影响他们的灵魂与视域。儿童文化视域的这一维面在新时期以来的表现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电影中表现极为突出。比如《熊猫小太阳》中的珠玛是个藏族少女，她虽身为哑巴，却从来不自卑。她认为人不说话，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多了；她的一件旧衣服穿破了，她没有丢弃，而是将它烧掉，以便让旧衣服的灵魂升天；当熊猫闯进她家时，她认为这是菩萨带来的朋友，要让它在这里多玩几天。她还送给熊猫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太阳”，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珠玛还将熊猫当作家里的一员，带它去参加村里藏民的婚礼。汉族女孩文泉同样喜爱大熊猫，她的爸爸就是为保护大熊猫而牺牲的。但是她爱大熊猫的方式与珠玛绝然不同。在大熊猫将要回到哪儿去的问题上，文泉主张送大熊猫去卧龙自然保护区，这样最安全。珠玛却认为让它呆在笼子里很不舒服，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最后孩子们一致决定送熊猫回山。当乡亲们听说送熊猫回山的孩子们要在山上过夜时，都非常担心。有的汉族干部主张派人进山接应，藏族同胞却认为山神会保佑孩子们平安，于是一齐向山神祈祷。无论是珠玛与文泉爱熊猫的不同方式，还是汉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之间的分歧，都鲜明地表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视域，在这里，同一个民族中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文化视域差别并不大，而不同民族间的成人或儿童的文化视域的差别却很大。这再一次表明，儿童没有自己的民族视域，他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维面完全是域民族维面的翻版。

这类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民族视域与种族视域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比如热爱动物，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不仅是藏、汉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且也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因此表现一、两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表现了华夏种族的文化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和睦相处，这一点在《熊猫小太阳》中也有表现。藏族老爹的家除了有珠玛这个女儿之外，文泉也是他的干女儿，一个回族孤儿后来也成了藏族老爹的儿子。藏族老爹的家正是中华各族儿女和睦相处的缩影。影片通过这个情节弘扬了华夏种族的“合”的文化意识。

《红象》是又一部集民族文化视域与种族文化视域重叠聚焦的作品。影片以埃尼族老人讲会飞的红象的传说开头，接着引出埃尼族少年阿依罗、塞罗和傣族女孩依香不约而同去寻找传说中的红象的森林探险，结尾以三个孩子找到红象告终。影片的重头戏是森林探险。一路上，他们既看到了林中美丽的景象，也不小心掉进沼泽地，好在他们团结奋斗才逃过一劫。最惊险的要算遇到了尖牙利齿的豹子，然而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他们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红象。红象的出现使豹子望风而逃，孩子们才转危为安。红象救了孩子们，孩子们后来又救了被困在陷阱中的小象。这时，红象以长鸣的方式表达它对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小象则跳起舞来，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红象跪下一条腿，让孩子们爬到它的背上，背着他们走出了森林。儿童与大象共舞，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理想境界! 《红象》是一个寓言，将华夏种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通过埃尼族与傣族儿童的现代探险故事表现出来，使种族意识与民族意识再度重合。《红象》对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景观也作了传神的再现，比如三个孩子用竹筒做饭、乘一段旧木头过河、在树上睡觉等，都体现出森林之子人性中最自然的一面。对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无启示。

《我是一条鱼》在表现种族文化方面独辟蹊径。它不以表现某个民族的个性为主，而是将点子打在对一个种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入开掘上。像打井一样，影片采掘的生活面并不宽，却以对种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挖掘见长，影片的节奏感正是通过对主题掘进的不同深度层层显示出来的。第一乐章提出问题：人是鱼变的吗?人死后能否再变成鱼?这是影片中的少年想要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华夏种族世世代代都在探寻的人类起源与归宿问题。它以陆小春祖孙两个的一段对话被提了出来，可惜在陆小春还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在陆小春心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悬念。第二乐章叙述这个问题在陆小春请教长辈马常有的时候得到深化。马常有告诉他：“人是鱼变的，当人走向陆地以后，不需要鱼鳍和鱼尾了，就进化成人的双手和双腿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山融化，有一天，人类会由陆地走向海洋，那时人的双手和双腿还会再变成鱼鳍和鱼尾。至于你爷爷死后变成鱼，那是因为你爷爷打了一辈子鱼，欠鱼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死后自己变成了鱼。”马常有与爷爷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是加上了一些现代元素，并且把问题延伸到人类未来的归宿问题。马常有与爷爷认识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认识都出于一种古老的直觉智慧，甚至有一种转世和因果报应思想。马常有的一番人类过去、未来谈似乎让陆小春明白了许多，但他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悬念更加深了。第三乐章是陆小春有幸参加了横渡海峡的游泳比赛，途中他看到有一条鱼总是在离他不远的前方游着，鱼成了他的向导，他就跟着鱼向前游。终于胜利到达彼岸，创造了一个13岁的儿童横渡海峡两岸的奇迹。这时他猛然感到这条鱼正是爷爷变的。在游泳途中他还感到自己的手和脚变成了鱼鳍和鱼尾，他也变成了一条鱼。这种直感立即与爷爷、与马常有完全贯通。这一结尾表明以爷爷和马常有为代表的华夏种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直觉已在当代少年陆小春身上重新闪现光芒，成为他理解和感悟华夏种族由来与人类未来的最高智慧。这时祖先的灵魂就活在当代少年身上。正是相通的血脉、相通的思维方式，将种族的过去与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部影片正是当代儿童灵魂深处不断响起远古回音的艺术表达。它对种族视域的表现更加内在而深刻。

三、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视域的性别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另一个重要维面是性别。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性别差异人们是承认的，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儿童电影中，对儿童的表现常常处于无性状态，也就是说，在银幕上儿童的文化视域中缺少性别维面。直到新时期这种无性话语才被性别话语取而代之。将儿童的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表现，这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深刻的表现。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儿童的恋母情结；二是表现儿童性意识的觉醒；三是挑战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比如《为什么生我》即表现了男孩松松的恋母情结，松松在父母离异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他非常想念妈妈，常违背爸爸的禁令，偷偷跑到妈妈工作的医院去找她。妈妈见了松松总是给他买好吃的东西，还带他到公园或她住的地方去玩。他最喜欢妈妈给他买的积木玩具，为此他还挨了爸爸的打。当爸爸相对象，将他藏在楼上，假装他不存在时，他感到非常委屈，更加想念妈妈。有一次他丢 了家里的钥匙，爸爸上班还没回来，他无法进家门，于是跑到妈妈的住地去找她。当他隔着玻璃窗看到他妈妈正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子时，他才真正尝到被剥夺了母爱的滋味，于是他拿起泥巴向玻璃窗砸去。影片以一系列情节和细节生动揭示了隐藏在松松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恋母情结，谴责不负责任的婚姻给无辜儿童造成的精神创伤。

《草房子》、《我和乔丹》等影片表现了儿童性意识的觉醒。《草房子》中的男孩桑桑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可是已经有了懵懂的性意识。当蒋一伦老师与白雀姑娘恋爱的时候，他是信使，有一次竟因为好奇偷看他们的信，结果意外弄丢了信，以致造成二人关系破裂。这是桑桑的好奇心惹的祸；当纸月转学到他们班以后，他喜欢这个美丽温柔的女孩，于是想方设法想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放学时，他先跑到纸月路经的桥上等候，纸月一过桥，他故意装作没发现她的样子大声背诵诗歌，夏日的一天，他竟穿着棉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纸月注意他，多看他两眼，当他发现纸月在放学路上总会遭到一伙坏孩子的围堵和挑衅时，他挺身而出，宁可自己挨拳脚，也要保护纸月不受欺负；每逢天下大雨，纸月无法回家时，校长――桑桑的爸爸总要让纸月留住在自己家里。这时桑桑会快活地在大雨中边抡雨伞边大声唱歌。这些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个男孩对异性同学纯洁无瑕而又略带性别意识的感觉，这正是儿童性别意识的萌芽。

《我和乔丹的日子》则堂而皇之地表现少年的性意识的觉醒。影片中17岁的田小波是个篮球迷，一天他在操场上见到一位漂亮女孩，目光立即被她吸引，心中顿生爱慕之情，于是他情不自禁跑向这个女孩，向她作自我介绍，表示愿意与她交往；当他应邀去参加女孩的生日派对时，他花了不少时间打扮自己，出现在派对上的他俨然一副帅哥模样。为了讨女孩欢心，他还谎称自己是校篮球队员，拿出模拟乔丹签名的背心赠予女孩；在校篮球赛场上，当他发现自己心仪的女孩也来观看比赛时，正坐在看台上的田小波心中很为谎言被揭穿而感到无地自容。后来他发誓一定要积极努力，并真正成长为一名校篮球队员。田小波的喜怒哀乐与他的成长都与这个女孩有关，充分表现出花季少年性别意识的觉醒，影片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男女的初恋感觉，将它表现得栩栩如生，直逼少年男女的潜意识深处，张扬了银幕上儿童文化视域的性别之维。

在表现儿童性意识的影片中，价值最高的是向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挑战的作品。如影片《上学路上》的主人公王燕的妈妈提出只供弟弟上学，不供她上学。因为她是个女娃，读多少书也没用，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然而王燕却非常渴望读书受教育。于是王燕决定暑假自己去挣学费。这个过程尽管很坎坷，但是她想尽办法、不怕吃苦，终于在开学的那一天凑够了学费，为自己重新赢得受教育的权利。王燕的行动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表现出当代女孩自信、自立、自强的道德风尚和银幕上的女性儿童新的性别视域。

以上论述表明，地位团体、民族、种族和性别是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三大维面，它们支撑儿童文化视域的主体结构，同时它们也是我们诠释新时期儿童影片文化内涵的深度模式。文化视域即儿童心灵的眼睛，它的不同维面就是儿童灵魂的不同侧面。正是通过儿童文化视域，化才能转化成儿童自己的文化，并通过这一视域的表现，为儿童观众理解和接受。新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三大维面，揭示了当代儿童的时代精神特征，正是在这三个维面错综交织的组合中，新时期的儿童电影才获得复杂、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弘扬当代先进文化的窗口，显示出新时期儿童电影强烈的时代特征。分析还显示了儿童文化与化的紧密联系，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儿童的文化本质具有重大价值。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影片中儿童的文化视域说到底是当代社会化的折射，是影片编导文化理念再现的儿童版。为了使新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对当代儿童发挥更大、更好的文化影响，为塑造当代中国儿童的文化人格做出贡献，就必需不断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编导人员的文化素养，这样儿童电影还缺乏力作的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作者简介]马力，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