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中的语言选择

摘 要： 英语和汉语都是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英国和中国都有过被外族入侵和统治的历史。在英国，统治者的语言成为官方语言；而在中国，被统治者的语言却占统治地位。选择哪一种语言有多种原因，可能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也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差距。英语史和汉语史告诉人们，一种语言是否具有重要性并不是取决于它本身内部结构的优劣，而是由使用它的人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权势决定的。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语言选择 汉语 英语

1.引言

语言是在社会中发展。一种语言完完全全地处在一个孤立的环境里，其使用者与其他语言使用者毫无接触，这种现象很难见到。更多的情况是，某种语言的使用者与至少一两种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可能比这要多得多――天天都在打交道。不同语言使用者间不断地接触常常会给语言的发展带来许多的影响（Trask，2000:308）。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即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陈原，1983：3）。语言既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那么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种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陈原，1983：285）。

不同的民族语言相遇，互相发生影响，这就是语言接触（邢福义，1990：389）。历史上有过因为外族入侵和统治而产生的语言的融合。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有时从政治制度上施加压力，提倡或迫使人们使用某种语言，从而使他们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语言，加快语言替代形式的融合（邢福义，1990：406）。“历史上某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他族语言（不论愿意与否），这种现象并非罕见。有时他们采纳的是统治者的语言，有时是被统治者的语言，或是融合在同一国家中的某一民族的语言”（Baugh and Cable，2001:34）。在英国，统治者的语言占了统治地位，而在中国，被统治者的语言占了统治地位。

在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有一种语言会战胜其他语言，成为官方语言。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的语言会成为统治性的语言。英语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也有例外。比如汉语的发展史就是另外一回事。外族入侵统治了汉民族，他们的语言大量地进入了汉语，但汉语却统治着外族的语言，并始终保持着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本文试图探索在与外族接触的过程中语言沉浮的原因。

2.语言接触中语言的选择及其原因

一种语言之所以成为该国的通用语言，其原因并不在于它自身的内部结构优于其他语言，而在于一些外部的决定性力量，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有很多因素使一种语言成为通用语言。

2.1统治者的偏好

出于某种原因，统治者会通过下令迫使臣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语言。这种高层人物的偏好通常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取向，从而模仿高层人物所说的语言。

2.1.1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后法语对英语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果根据英语在11世纪中叶所达到的状况，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就形态、句法和词汇而言，英语大概是会变成像今日的荷兰语或德语那样的一种语言，就是说，它会成为一种大体上是日耳曼语而掺杂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希腊、拉丁和罗曼诸语的借词的语言。但是现代英语并不是这个样子。其所以会如此的主要原因需要到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英语这件事里去找，它把事物发展的方向改变了（费尔南德，1990：47）。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英语的影响远远大于英语史上其他的事件。如果威廉当初没有成功地登上英国皇帝的宝座，那么今天英语会是什么样子，无人能知。诺曼统治彻底改变了英语的发展轨迹（Baugh & Cable，2001:105）。

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军入侵，同年10月进入伦敦，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史称“征服者威廉”，诺曼王朝（1066―1154年）由此建立。威廉一世统治英国之后，法语，而非英语，成为统治阶级及其服务者的语言，因为大多数前英国的贵族被夺去了土地。在教会方面，威廉一世也采取了剥夺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土地的政策。说法语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被任命担任重要职务，还有许多说法语的僧侣进入修道院。皇室和贵族也都说法语。结果，法语词，如“prince，duke”自然就进入英语语言，取代了它们在英语中对应的词汇，而这些被取代的英语词汇不再被使用了。法语成了交际中的上流语言（Freeborn，2000:80），英语沦落为未开化的语言，是下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在其后的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语都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语言。会说法语在当时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由于诺曼征服，英语沦为英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

2.1.2北魏时期

英语这种语言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发展起来，汉语也是如此。汉语文化世界就是在同许多文化世界的激烈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自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至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作为汉语起源的语言就不断地影响着其他民族的语言，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在与其他语言不断地接触中，有一种语言被突出出来，成为标准语或官方语言。

在汉语发展史中，同样有因为统治者的偏好而使某种语言成为官方语言的例子。然而，所不同是这种官方语言并非统治者的母语，而是被统治者的语言。有些统治者会在本国提倡使用学习被统治者的语言。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386―534年）。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统一北中国。孝文帝极其崇尚汉语及其文化，因而大力提倡使用汉语而放弃他的母语：鲜卑语。孝文帝为了学习汉族文化，以废除燕太子丹，禁说鲜卑语为代价，使汉语的燕京方言逐渐成为北中国汉族共同语的中心（赵杰，2001：19）。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迁都后，一律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并提倡与汉族通婚。孝文帝实行这些促进语言融合的措施，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汉族的文化发展程度比鲜卑族高，而且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都洛阳之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做全社会的交际工具（邢福义，1990:406）。

除了客观的因素外，孝文帝个人的喜好亦对汉化起了重大的影响。孝文帝的祖母对他影响甚大，他生而丧母，为太后所养。而太后本是汉人，通书知礼，更亲授其教育，使孝文帝学识优异。并且，孝文帝在位时，正值儒学文学并盛，朝中济济多士的时代，故而孝文帝仰慕华风，且有杰出的文才经术。再者，太后驾崩后，孝文帝坚持以古礼行事，改变原有的丧葬制度，废革鲜卑族的传统习俗，格外显出孝文帝对汉文化的喜好，以及对汉化的执著。因此，汉语取代了鲜卑族语言的地位，同时也借用了鲜卑语言中的一些元素丰富了自己。

2.2使用者的影响力

除了统治者的需求或偏好以外，语言取得自己的地位还因为它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来自语言自身，而是其使用者在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影响力。

2.2.1军事政治力量

英国最早的居民是凯尔特人，我们对其语言知之不多。凯尔特语可能是在英国最早的印欧语。而现在的英语是日耳曼部落居民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公元449年，一些日耳曼部落开始入侵不列颠，这些部落居民是英国的开创者，他们比凯尔特人更强大。许多凯尔特人被驱往西部，在威尔士和康威尔等地避难（Baugh & Cable，2001:43―9）。公元5世纪时凯尔特人的语言曾被广为使用，而现在则再也找不到痕迹了。正如Bede记录的那样，那时不列颠人要么被驱往西部威尔士、康威尔，要么沦为受人支配的农奴。而统治语言当然是统治者的语言盎格鲁―萨克逊语（Freeborn，2000:20）。早期的苏格兰人很可能也是说凯尔特语的。尽管在当今的苏格兰地区，凯尔特语言文化的残留仍然处处可见，但是随着历史上苏格兰地区多次遭到不列颠岛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格兰人），以及来自北方海上的诺曼人的征服，再加之英格兰人在经济上的强烈影响，苏格兰人逐渐被这些日耳曼入侵者（英格兰人和诺曼人都属于日耳曼族）所同化，最终丧失了本民族的凯尔特语言文化，成为了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

由军事入侵继而殖民化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在语言接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罗马帝国时期英国的凯尔特人学习入侵的罗马人的拉丁语。“毫无疑问，对不列颠的军事统治之后就是整个不列颠的罗马化。只要有罗马人居住和统治的地方，你就会发现罗马人的方式”。“罗马化当然也包含拉丁语的使用，因为拉丁语成为了官方语言”（Baugh & Cable，2001:43-5）。不仅是罗马本族官员、军官和居民说拉丁语，就连不列颠人自己，因为要为罗马人服务，或需要同他们打交道，也说拉丁语。罗马人用武器征服了英国，他们的语言也征服了英语。

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各种战争就没有停止过。伴随着战争而至的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往往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从而产生语言融合的可能性。征服者与殖民者往往强迫被征服与被统治者放弃他们的语言，转而使用征服者或殖民者所属文化群体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强加给被征服与被统治者，从文化上来同化他们，以利于征服者从根本上建立维护自己统治的基础（邢福义，1990：406）。

2.2.2经济文化力量

经济地位是影响语言维护或更换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地位较低的语言集团总是向经济地位较高的语言集团的语言转变（祝畹瑾，1992：195）。

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经历过两次外族统治，即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然而，蒙古语被吸收到汉语中的借词寥寥无几，满洲语就更属罕见（潘允中，1989:141）。汉语之所以能在融合中占主体地位，是因为汉族移民带来的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他们的文化在当时民族杂居的环境中逐渐成为主导文化，使当地土著逐渐被汉文化所同化（邢福义，1990:407）。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被外族统治。当蒙古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占政治领导地位时，蒙语与汉语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统治阶级用的语言（蒙语）理应成为全国唯一的公用语，但因为汉族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比较高，汉语仍然不失去它的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蒙语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能同汉语达到平起平坐的情景（陈原，1983：362）。元政府将汉语――曾在金代使用的官方语言――作为标准语或普通话，而不是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作为官方语，并把其中的大都话作为标准音向全国推广。

清代是东北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中央政权，他们在东北使用的通用语就是汉语。满族占统治地位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情景同元朝相类似，而满语比蒙语的生命力更小，满语在几百年的期间中甚至渐渐退却。（陈原，1983：362）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满族就将汉语作为全国的通用语言。清政府宣布汉语为官方语言，国人都应学习官方语言。雍正皇帝曾命令全国官员都要掌握这种官方语言。西方传教士称这种官方语言为“mandarin”――“man da ren”（满大人）的音译，即满政府官员所讲的汉语（赵杰，2001:20-22）。清初虽鼓励旗人使用满洲语，但未能遏止汉化的大趋势，所以没有推行开（太田辰夫，1991：214）。

3.结语

从英语和汉语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语言不是因为其内存的优势而具有影响力、重要性。某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是因为它反映了各政权之间的力量的对比（Baugh & Cable，2001:3）。一个强大的国家，其语言也具备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的力量，艺术、科学的优势也能从语言中表达出来。“作为交际语言来说，标准语本身并不高人一等，但采用何种语言或发展某种语言作为标准语是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因此人们才会做出这种模仿社会中权威人士、强权人士的决定”（Freeborn，2000:224）。语言不能独立存在，使用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成功，语言便跟着获得成功；使用者失败了，语言也跟着失败。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会使该国语言成为有支配地位的语言。语言的选择取决于诸多因素，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态度都起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Baugh，A.C，& Cable，T.，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eijing。2001.

［2］Freeborn，D，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2nd edition），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eijing，2000.

［3］Trask，R.L.，Historical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eijing，2000.

［4］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5］费尔南德・莫塞.英语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6］李赋宁.英语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太田辰夫著.江蓝生，白维国译.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

［9］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11］赵杰.汉语语言学.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

［12］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