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大星峪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

【关键词】蓟县；大星峪；小石器工业；旧石器时代晚期

【摘 要】大星峪地点发现于2005年4月，其位于天津蓟县城关镇大星峪村以南400米的黄土台地上，在其浅黄色粉砂质黏土层和地表发现石制品30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古人类选择地点附近的阶地底部河卵石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硬锤锤击法为剥片的主要技术；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和微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刮削器是主要类型；石器多由古人类在石片的一侧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而成。石制品特点显示中国北方主工业的文化面貌，地貌与地层对比则显示该地点时代大致属于晚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一、引 言

2005年3—5月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对天津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3处，主要集中于蓟县周围，共采集到各类石制品千余件，包括各类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以及石核、石片等，还发现少数细石叶石核和若干细石叶[1]。2005年5月中下旬，该单位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上述地点进行复查，确定石制品产生的原生层位以及考察旧石器地点周围的地貌情况。大星峪地点就是此次调查发现的一个重要地点，它位于天津市蓟县东北部城关镇大星峪村以南400米的黄土台地上（图一）。地理坐标为北纬40°03.244′，东经117°22.436′，海拔为29米。此次调查共获石制品30件，其中地表采集25件，地层中获取5件（包括石片3件，石器2件）。

二、地貌和地层

（一）地貌

大星峪地点位于蓟县地区东北部，这一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天山—阴山—燕山纬向构造带。经历了长期的海陆变迁过程，至中生代燕山运动，该地区发生了强烈的断裂、褶皱、隆起和岩浆活动，北部地区褶皱隆起成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南部断裂下沉堆积为平原，主断裂线方向也呈东西走向[2]。新生代第三纪末期的喜玛拉雅运动和以后的新构造运动，在该地区表现为继承性活动[3]，使北部地区继续隆起上升，南部地区继续下沉，造成遗址所在地区北高南低的地势。

（二）地层

地层剖面由上到下依次为：

1. 耕土层，厚20厘米至30厘米；

2. 浅黄色粉砂质黏土层，夹杂钙质结核和角砾，厚约100厘米，未见底。

三、石制品

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石制品表面棱脊清晰，未见有水冲磨的痕迹，但有不同程度的风化，严重者失去光泽。

（一）原料

通过对遗址周围地区进行小规模区域地质调查和石制品原料统计，原料应采自附近河床和基岩，均为黑色或灰黑色燧石。

（二）形态大小

根据最大直径将石制品划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和巨型等类型[4]。经对石核、完整石片和石器的统计表明，此次所获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占60%；微型次之，占33.3%；中型较少，不见大型及巨型标本。经对重量的统计表明，总体以5～10克的为主（n=9，30%），其次为

石制品形态的分类依据标本的长宽指数和宽厚指数，应用黄金分割点（0.618）划分为四种类型：宽厚型、宽薄型、窄薄型和窄厚型[5]。该地点出土的石制品以宽薄型为主，窄厚型次之，宽厚型、窄薄型较少。完整石片和石器均以宽薄型占绝大多数。

（三）石核

2件。均为单台面石核。

DXYP.28，I1型石核，形状呈长条形，长34毫米，宽17毫米，厚13.5毫米，重7克。素台面，长17.3毫米，宽30.2毫米，台面角73°（图二，10）。

DXYP.26，I3 型石核，长、宽、厚分别为40.4毫米、28.3毫米、11.2毫米，重23.2克。台面为素台面，长37.1毫米，宽27.3毫米，台面角78°。剥片面上可见3次剥落石片后留下的痕迹，其中最大片疤长11.5毫米，宽11.1毫米（图二，3）。

（四）石片

11件，占石制品总数的36.7%，其中完整石片5件，不完整石片6件。依照完整程度、台面性质和背面特点，可以将这些石片进一步划分[6]。

1.完整石片（I型），占石片总数的45.5%。均为人工台面，属I2-3型。石片以点状台面（n=3）为主，素台面（n=2）次之。石片背面大部分均为非自然面；从石片边缘形态来分析，边缘平行或近似平行以及三角形的石片为主，而边缘不甚规则者较少，表明多数石片形状较为规整。绝大多数石片远端为羽状尖灭，个别为内卷，未见外翻的现象。石片角多集中在92°左右，最小值78°，最大值110°，平均值94.3°。

DXYP.27，出自地层。呈长方形，长27.07毫米，宽15.13毫米，厚12.16毫米，重7.2克。点状台面，背面近端有连续的浅平疤痕；腹面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凸（图二，8）。DXYP.03，点状台面。近似梯形，长13.1毫米，宽12.1毫米，厚2.2 毫米，重4克。腹面半锥体明显，打击点微凸；背面均为石片疤。

2.不完整石片（II型），占石片总数的54.5%，均属II2-3型石片。

DXYP.07， 整体呈三角形，长25.2毫米，宽19.1毫米，厚8.2 毫米，重7克。腹面微凸，背面均为石片疤（图二，7）。DXYP.29，近似长条形，长26.2毫米，宽34.3毫米，厚16.3毫米，重17.4克。腹面较平坦，同心波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图二，2）。

（五）断块

9件。断块是指剥片时沿自然节理断裂的石块或破碎的石制品小块，尺寸变异较大，在统计分析时很难将其归入某种特定的石制品类型[7]。调查所获断块个体变异不大，最小者（DXYP.24）长、宽、厚为18.3毫米×12.1毫米×8.2毫米，重4.1克；最大者（DXYP.17）长、宽、厚为51.5毫米×46.4毫米×23.5毫米，重65.7克。

（六）石器

8件，占石制品总数的26.7%，包括刮削器、雕刻器和琢背小刀三类。

刮削器 6件，占石器总数的75%。均为单刃器。根据刃口形状和位置，又可分为单直刃和单凸刃。

单直刃刮削器 5件。DXYP.11，出自地层。片状毛坯，长45毫米，宽28毫米，厚19毫米，重27克。刃缘采用软锤法正向加工而成，修疤连续，刃缘较为锋利，刃长36.2毫米，刃宽7.2毫米，刃角55°（图二，4）。DXYP.09，片状毛坯，长46毫米，宽37.1毫米，厚11.3毫米，重24.5克。刃缘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而成，修疤连续、浅平，刃缘薄锐，刃长38.3毫米，刃宽3.4毫米，刃角42°（图二，1）。

单凸刃刮削器 1件。DXYP.13，以石片为毛坯，长22.1毫米，宽11.2毫米，厚4.2毫米，重4.5克。背面微隆起，端部布满细长、规整、浅平、紧密排列的修疤，整个刃缘呈弧形。刃缘为锤击法正向加工而成。刃长12.2毫米，刃宽4.3毫米，刃角45°（图二，9）。

雕刻器 1件。DXYP.14，片状毛坯加工而成，在毛坯一端交互打击，形成屋脊形刃口。器形规整，呈长条形。器身长24.2毫米，宽17.3毫米，厚3.4毫米，重6克，刃角为64°（图二，6）。

琢背小刀 1件。DXYP.12，以锤击石片为毛坯，长38.1毫米，宽24毫米，厚7.2毫米，重7.4克。石片背面微凸，较厚的一侧边琢出一列疤痕，薄锐的一侧边作为使用刃缘，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后留下的细小疤痕，边刃角34°。推测其可能作为复合工具的刃部（图二，5）。

四、结语与讨论

（一）石器工业特点

根据以上对石制品的分析，现将其石器工业特点归纳如下：

1.原料均为黑色或灰黑色燧石。

2.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微型次之。类型简单，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及断块。

3.剥片主要采用锤击法，石核主要为石片石核。

4.石片中不完整石片多于完整石片。石片均为人工台面，其中以点状台面为主，素台面次之，且石片背面均为非自然面，应为次级剥片的产品。

5.石器以小型为主，微型次之。类型简单，刮削器是主要类型，其次还有雕刻器和琢背小刀。石器毛坯均为片状。

6.石器由锤击法加工而成，单向加工为主，多为正向加工。毛坯加工部位多集中在侧边。

（二）对比与讨论

大星峪地点石制品组合中以各类刮削器为主，其中单刃刮削器数量占优势，为北方典型石片石器工业中的常见类型。根据该地点的埋藏环境和其他石制品特征分析，其石器面貌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的鲜明特点。通过对遗址周围地区进行小规模区域地质调查和原料开采方略分析，该遗址古人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石器，所用的石器原料应采自附近河床和基岩，主要为黑色及灰黑色燧石；石器原料具有高含量、低质量的特点，这对原料的开采和石器加工有着重大的影响，导致原料的利用率较低。遗址内存在较多废片、断块，绝大多数个体较小，边缘不甚规则，一些边缘锋利、个体适中的石片可能被直接使用。综上所述，该地点可能为一处古人类活动场所，在该地点进行过简单的石器加工。

小石器工业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工业类型。目前，在我国华北地区内发现的众多小石器文化，尽管在时间上明显的存在着许多缺环，但是从已知的各时期文化性质和面貌上，似乎能看出小石器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演变趋向及时空关系。早、中期小石器文化的面貌在主要方面是相同的，共有的特点是：锤击法打片为主，砸击法辅之，石器普遍细小，加工较简单。而中期时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发展为板井子[8]、新庙庄[9]和许家窑[10]文化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故中期小石器工业的石器加工水平较之早期存在着显著的提高，显示出了鲜明的文化继承性。晚期的小石器工业上承早、中期传统的小石器工业，而下开旧石器晚期晚段细石叶工艺的先河，在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传统的发展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强烈地继承早、中期传统小石器文化的特点，石器细小，加工较细，刮削器居多，尤以圆头刮削器最为发达。大星峪地点存在单台面锤击石核、刮削器、雕刻器等典型器型，具有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器工业传统的特征。该文化面貌可能受到了以泥河湾盆地板井子、西白马营[11]等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典型小石器工业传统的影响。

（三）年代分析

该地点虽然未发现可供测年的动物化石，且只有5件石制品出于二级阶地的浅黄色粉砂质黏土层中，而其余均采于浅黄色土出露的地表，但石制品的出土情况和相关地层学研究材料可为该遗址年代的确定提供参考。浅黄色土层也应该是其他石制品的原生层位，根据天津地区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可以确定其原生层位属于上更新统[12]，即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后记：天津地区考古调查工作由陈雍先生全面主持。参与调查和复查的人员除本文作者外，还有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俊生、甘才超，河北省阳原县考古技工高文太、武进何。

中科院古脊椎所对此次调查给予鼎力支持。先生对此次工作倾力颇多，听取了天津调查工作汇报，观察了所采集的全部石制品，并亲赴蓟县旧石器地点复查，对天津旧石器考古调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此次考古新发现的价值认定、材料整理、后续工作等方面给予了指导，提出了全面、中肯的建议，为天津旧石器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斯人已逝，在此谨向张先生表示怀念。

此外，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研究员、卫奇研究员、裴树文博士观察了此次调查的石制品，并现场复查了部分旧石器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小庆研究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全家教授观察了此次调查的部分石制品，并给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作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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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盛立双等：《天津蓟县东营坊旧石器遗址发掘》，载《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2] [3] 蓟县志编修委员会：《蓟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4] [5] [7]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载《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

[6] [8]李炎贤等：《河北阳原板井子石制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9] 谢飞：《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人类学学报》1991年4期。

[10]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

[11] 谢飞等：《河北阳原西白马营晚期旧石器研究》，《文物春秋》1989年3期。

[12] a.河北省、天津市区域地层表编写组：《华北地区区域地层表（河北省、天津市分册（二））》，地质出版社，1979年；b.天津市地质矿产局：《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地质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