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特林为何功亏一篑

2015年北京世锦赛男子100米决赛上，状态最好的加特林遇见了处于低谷中

的博尔特，但依旧无法取胜。国“加速度”贾斯汀-加特林在第二次禁赛复出之后，状态愈发神勇，并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挑战博尔特的运动员”。2015年北京世锦赛男子100米决赛上，状态最好的加特林遇见了处于低谷中的博尔特，但依旧无法取胜。不同的是这次加特林只输给博尔特0.01秒。加特林是否Choking？ 在北京田径世锦赛百米决赛上。左为加特林。

0.01秒，真可谓毫厘之间，然而，最让观众们感到惋惜的却是加特林输掉比赛的方式。整场比赛前90米，加特林发挥完美，与博尔特一直并驾齐驱，加速阶段还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但在决胜的最后5米，加特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前压线动作，自乱阵脚，遗憾地浪费了一次战胜博尔特的绝佳机会。最终，博尔特以9秒79的成绩第三次荣获世锦赛百米冠军，加特林则以9秒80的成绩再次获得银牌。

心理学中有个概念“Choking”，是指运动员的习惯性运动执行过程发生衰变的现象，常常发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或重大比赛中，主要表现为运动员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失误。 加特林与博尔特，两个飞人的交锋。

“Choking”在国内常被称为“克拉克现象”。罗纳德-克拉克是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著名的中长跑运动员，曾17次打破中长跑项目的世界纪录。然而，一到奥运会比赛，克拉克就莫名其妙地发挥失常。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常，比如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男子万米决赛进入最后一圈时，克拉克形同梦游，最终只获得第六名，比自己的最佳成绩慢了2分多钟。

虽然“Choking”在形式上表现为成绩下降，但它不同于“比赛失常”，因为“比赛失常”可以是任何理由引起的成绩下降。里约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加特林进入直道前遥遥领先，却突然放慢速度，最终仅排名总成绩第九名，未能晋级决赛。这并不是加特林故意玩火，而是考虑到自己的脚踝伤势。加特林表示：“也许我应该让它休息一会，而不是继续工作。”这种情况就属于“比赛失常”，而非“ChokinQ”。

“Choking”是一种心理现象，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压力下运动员认识到比赛结果的重要性；二是运动员为获得理想的比赛成绩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并影响了习惯性动作的流畅性。

加特林最后时刻掉了链子，这是否属于“Choking”呢？

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加特林就一战成名，成为世界第一飞人。2006-2010年，加特林第二次被禁赛。4年期间，飞人大战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横空出世的博尔特完全主宰了短跑项目。复出之后，加特林状态逐渐回升，一直希望能够战胜博尔特以证明自己。近几年，两位飞人正面交锋的机会寥寥无几。北京世锦赛时，加特林已经是33岁的“老人”，留给他的机会屈指可数，甚至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重要性可想而知。

比赛前90米，加特林的表现完全不输于博尔特，并有些许领先，哪怕再坚持半秒钟，最后的胜利者将是加特林。然而就在最后5米，加特林却做出了极其反常的拼命冲刺动作。正是这个致命的动作变形让加特林的速度有所下降，最终遭博尔特绝杀。这是一起典型的“Choking”事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体育比赛中，“Choking”是由巨大的压力触发的。在压力之下，运动员的特质性焦虑会对比赛结果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人格特质，在不同时间、不同境遇中均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拥有这种人格特质的运动员容易把外界因素对自己的威胁过度放大，并伴有强烈的焦虑状态。

世界顶级百米选手一般不会属于特质性焦虑，原因很简单，如果属于特质性焦虑，很难成为世界顶级选手。特质性焦虑在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个人项目中更容易导致“Choking”。前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阿萨法-鲍威尔或许是个例外，他曾多次平、破世界纪录，但从未获得过个人项目的世界冠军。而在接力项目中，鲍威尔却能够表现出极致状态。接力毕竟是团队的比赛，成绩好坏不完全是一个人的责任。

自出道以来，加特林历经多次世界大赛，多有上佳表现，其职业生涯波澜起伏，即使已是“大龄青年”，依然具有挑战小辈博尔特的欲望和实力，心理素质上绝对没有问题。因此，加特林应该不属于特质性焦虑类型。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非稳定性因素。

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这两场大赛加特林的表现都堪称完美，因为在绝对实力上跟博尔特有一定差距，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是关键。随后，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加特林的状态日渐爆棚，博尔特却在走下坡路。2015年北京世锦赛之前，加特林已经在100米和

200米项目上保持29场不败，并在赛前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74，而年度世界排名前5位的成绩也都是由加特林跑出，可谓无敌状态。博尔特当时的赛季最好成绩只有9秒87。这使得加特林有了战胜博尔特的巨大可能性。

北京世锦赛男子100米比赛上，加特林先后在预赛和半决赛中轻松跑出9秒83和9秒77，博尔特却比较慢热，踉踉跄跄地跑出两次9秒96，看起来两人已经不在同一个实力级别了。半决赛之后，公司更是一致看好加特林。毋庸置疑，加特林希望在决赛中击败博尔特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据研究显示，运动员对成绩的期望值越高，“Choking”的几率也越高。这是因为过高的期望值会放大比赛的重要性，运动员容易因此增加额外努力，最终引起有意识地控制运动过程。 博尔特与加特林在北京田径世锦赛赛后轻松聊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特林逐渐重回巅峰，并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不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这也让外界对他的质疑增强。就连新任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都表示，如果加特林在北京夺冠，会让他感到“不适”。挪威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也被BBC拿出来说事，该报告认为，兴奋剂的药效可能会长达数十年，似乎意指加特林体内仍残留禁药成分。这些舆论压力让加特林感到“现在是自己最艰难的时刻”。加特林一直希望能够痛改前非，专注于比赛，但外界的环境氛围毕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说实话，我确实为自己担心，我很担心自己的过去是否会成为负担。”加特林受到的外界干扰实在太多，更容易增加“Choking”的可能性。 里约奥运会飞人大战。右为加特林

近几年，一到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大赛年，博尔特总是喜欢玩心理战术。不是声称自己状态不好，就是有伤有病，或者宣布自己何时可能会退役，然后去曼联踢球，抑或来个绯闻转移公众注意力。总之，就是要给对手营造出一个“可能会输”的错觉。实际上，博尔特在家里比任何人练得都辛苦，最终把所有的金牌都拿下。博尔特的实力虚虚实实，也让加特林难以捉摸。研究表明，当运动员不能预测比赛的结局时，认知的焦虑就会增加。加特林唯一能做的就是奋力一搏。但“太努力”的话，就可能增加“Choking”的概率，适得其反。策略失误

种种压力因素交互作用，增强了加特林对比赛结果重要性的认知。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几乎所有运动员都会感受到压力巨大，但并不是都会“Choking”，这取决于运动员能否合理运用应付压力的策略。

运动员所运用的压力应付策略大致可分为两种：回避型应付和积极性应付。回避型应付策略是指当认知的压力增加时，运动员能够尽量避免思考与压力有关的情景和比赛中出现的错误，保持原有的比赛节奏，即平常所说的“以我为主”。积极型应付策略是指运动员会分析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寻找各种办法来减少压力或解决问题。

运动员应该采用何种应付策略，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和具体情况而定。里约奥运会男子万米决赛，英国名将莫-法拉赫在出发后不久意外摔倒，比赛节奏受到较大影响，但他起身后迅速判断场上局势，及时调整战术，最终获得金牌。法拉赫采用的即是积极性应付策略，但这种策略在百米比赛中并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百米比赛转瞬即逝，不允许运动员有一丝杂念，“想多了”极容易改变注意的朝向，破坏运动的自动化流程，最终导致“Choking”。博尔特与加特林之间这次对决正体现了两人所采取的不同应付策略。

作为两届冠军，博尔特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自己的状态也在不断下降。但每次比赛博尔特都能够在“谈笑风生”之间掌控比赛局势，从来没有因为竞争对手的刺激而自乱阵脚。这正是一种以“自我为主”，不受外界干扰所困的表现。

半决赛中，博尔特和苏炳添同分一组。起动加速是苏炳添的优势，相反却是博尔特的劣势。比赛一出发，博尔特就被苏炳添的快速起动“晃”了一下，前90米一直被中国飞人压制着，直到最后一刻才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这组的成绩非常接近，博尔特9秒96名列第一，苏炳添9秒99名列第四。如果这是一场90米的比赛，博尔特很可能会被淘汰。夺冠之后，当博尔特被问及半决赛后是否担心时，他摇了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这不是完美的比赛，但我完成了，我很高兴。”可见，博尔特采取的是一种回避型应付策略。无论外界怎么唱衰博尔特，他总能“胜似闲庭信步”。

相比之下，加特林采取的是积极性应付策略，这从其不合理的赛次成绩上就可以看出。预赛9秒83，半决赛9秒77，好于博尔特的夺冠成绩，而到了决赛只跑出9秒80。半决赛和决赛之间只有2个小时的调整时间，这会对加特林的体能有所影响，毕竟他是进入决赛的9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但每位运动员都会遇到体能问题，博尔特的前两枪成绩就远不如决赛。对于加特林这样的顶尖高手而言，只要正常发挥，不存在晋级的压力，体能的不合理分配完全是控制上出现了问题，且这样的情况在他以往的比赛中并没有出现过。

至于采用何种应付策略，有时运动员也很难完全掌控，此时的加特林更像是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博尔特的最终对决对加特林有些许不公平，因为他受到的非正常干扰太多。加特林采取了错误的积极性应付策略，诱发了增加额外的努力，破坏动作的流畅性，这也为其决赛中的“Choking”埋下了伏笔。意外终于发生了

加特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了这场失利：“教练告诉我，我没有按照计划跑，只管自己，因此才会在最后5到10米对身体失去控制，因为我身体前倾得太厉害，所以失去了平衡。”可见，加特林作出了额外的努力，并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失去控制。

对于加特林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干扰理论认为，与比赛无关的信息，如认知到比赛的重要性、博尔特的威胁干扰了加特林，使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以致动作的灵活性被破坏。自动执行理论则认为，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距冠军只有一步之差，加特林试图有意识地控制动作的执行时，运动技能的自动化过程受到阻碍，导致冲刺技术的紊乱。很显然，这两种理论相互矛盾。

实际上，外界的干扰是否会分散运动员的注意力并最终诱发“choking”，取决于动作任务的类型。对于认知型任务，如起跑，“choking”的发生是因为无关信息的干扰分散了运动员的注意力，致使运动员缺乏足够的信息来执行任务。2011年大邱世锦赛男子100米决赛，博尔特起跑犯规被罚下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对于技术性任务，如冲刺技术，“choking”的发生是因为运动员在压力之下试图有意识地控制运动执行的过程，从而引起原有的自动化技术被破坏。

此外，外界的干扰起到的效果并非都是分散了运动员的注意力。博尔特的威胁作为一种“压力源”也会刺激加特林的过分注意，迫使其付出更大的努力，是导致加特林“choking”的一个导火索。

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80名专业篮球运动员进行过定点投篮的压力测试，具体办法是每进一个球获6元的奖励。如果超过上次的成绩，超过的部分每进一个球额外奖励24元。但是，如果低于上次测试的成绩，每少进一个球，罚24元。实验结果证实，在大多数被试者中，金钱奖励的压力引起的努力并没有帮助提高投篮的成功率，反而使成绩下降。一些被试者解释道，当时只希望能超过第一次测试的成绩，尽量少出错，获得更多的钱。可见，“choking”是由于运动员太努力了，使自动化的动作过程发生了衰变。

百米比赛不允许运动员有任何闪失。运动员经过长年的训练，每一个动作环节都日臻精细化与自动化，比赛中没有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完全是一种无意识地自动释放。所以，当错误发生时，运动员也很难觉察到。对于自己最后时刻“不顾一切地扑向终点”，加特林解释道：“赛前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没有进行训练，所以是我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当运动员深感夺冠无望而淡然面对时，额外努力的情况将不会发生，运动表现又恢复了正常。在随后进行的男子200米决赛，加特林便很快回归到“真实的自己”，想出现重大失误都很难。 加特林在训练中

最为关键的时刻，加特林功亏一箦。无比巨大的压力迫使加特林采取了不恰当的积极性应付策略。冲刺的最后阶段，在博尔特的强势刺激之下，加特林有意识地“太努力”，破坏了自动化技术的流畅性，身体失去了平衡，最终导致了罕见的“choking”。

责编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