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

时间:2022-10-07 12:38:16

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

壮志凌云的青少年时代

大多数有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少年苦寒,青年奋发,中年成就;也都有一个相同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周保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

周保中原名叫奚李元,1902年2月7日,出生在清末的大理府太和县湾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奚发霖,白族,地皮匠(修补鞋匠)。母亲李氏,白族,农村妇女。周保中在弟兄四人中排行第二,其他三兄弟分别是奚李茂、奚李盛、奚李兆,家里主要靠父母劳动维持生活。周保中出生时,正处在清朝晚期的光绪皇帝执政时期,朝廷腐败,内忧外患。英法两国殖民缅甸、越南,当时的云南洋货涌人,而大理苛捐杂税重,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生活苦不堪言。周保中的家,父亲春秋忙农活,闲时走村串寨修补鞋挣钱,母亲操持家务,家里只有祖上留下的一方茅草房,人口多,日子比较清苦,但也其乐融融。

周保中少年时天资聪明,性格坚强勇敢,敢作敢为。平常最喜欢听《水浒》之类的故事,也喜欢模仿学习,得到父母的喜欢疼爱。在大理,村民一直都有崇尚文化和读书人的历史,村民再穷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书,再穷也要送孩子读书,所以在周保中6岁那年,父母就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教他的是一位姓杨的老先生,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三字经》《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但周保中都能朗朗背诵,特别是毛笔字写得好,私塾杨老先生非常器重他,经常单独开小灶教他,还夸他:“是个人才,将来必大有作为。”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周保中9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10月30日,云南昆明同盟会以蔡锷、李根源等为首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组织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并取得了成功,成立了云南省军政府政权,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地方新政权。新政权的建立,首先免除很多苛捐杂税,周保中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后来在大理城里开起了一户“富源马店”,周保中也转到大理城里读小学。

1913年,周保中11岁,这时大理地区废除了清朝府制,太和县改为大理县,周保中考入当时的大理高等小学堂,进入了新的学习环境。

1915年,周保中高小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大理第三中学,在新的学堂,周保中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毛笔字写得好,小有名气。

1916年,由于地方匪患,他家里遭抢劫,无法供他上学,周保中读到初二就辍学回家务农,晚上闲下来继续读书。周保中毛笔字写得好,村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他都帮别人写对联。周保中家穷,但才气人气旺,村里一户财主叫杜万宗,他的儿子叫杜万荣,也在大理县城读书,但人不如周保中聪明,成绩也不如周保中好,对周保中的才气很嫉妒。在1917年春节前,杜万荣想趁着在一起写对联的机会欺负周保中,提议互写上下联对对联。杜万荣写的上联是:“穷人骨相穷在命。”周保中看后,知道杜想欺负人,立即挥笔回应道:“富绅强盗富藏奸。”杜万荣看后,仍穷追不舍,又写道:“富贵全由命定,穷相原是天生。”周保中想到云南的起义革命,立即回应道:“再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表达了穷人一定要出头的抱负。

1917年2月,春节过后,周保中15岁了,决心外出保家卫国闯社会。约了一个伴叫杨茂才,步行10天到昆明。他在昆明闯荡,可以说也吃尽了苦头,后来也可以说走投无路,15岁冒报成17岁,参加了滇军,后来进入云南陆军第一师士官教导队,从此步人了军旅生涯。

1917年8月,周保中在士官教导队受训期满,而当时的中国,袁世凯皇帝梦破灭,段祺瑞北洋政府支持张勋拥戴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复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云南当时是唐继尧当政。周保中参加了由云南组织的“靖国护法战争”,转战贵州、四川、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周保中作战骁勇,后来护法战争转为了军阀夺取地盘的混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反军阀,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周保中受到新思想影响,同时希望走上一条救国之路。1920年,周保中在唐继尧部任上尉连长、副营长等职。1922年4月,当时唐继尧任省长,选人才培养,周保中因年轻有为,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工兵科⑿6友习。

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周保中各科成绩优秀,任班长,同时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文主义)对他影响很大,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激励了周保中,他在灵魂深处有了革命的思想萌芽。1924年秋,经过两年的艰苦学习,周保中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分配回原部队任职。

1925年1月,在父母的督促下,周保中与下关大展屯白族姑娘金阿喜结为夫妻。婚后,周保中不愿意再回到昆明的滇军工作。自在昆明接受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思想后,他对孙中山先生极为崇拜,决心要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经腾冲瑞滇口岸出境,最后经香港到达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周保中心情十分悲痛。1925年8月,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周保中,对滇军抢占地盘、纷争混战、实际上已经变成军阀的行为,有了反感。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周保中毅然辞去了滇军营长职务,加入了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先后任军教导团参谋,后任连长、营长等职。1925年11月,他又被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工兵营长,参加国民革命军讨伐奉、直、鲁系军阀的战争。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周保中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第五十六团任参谋长。1927年1月,周保中因参加第三次攻打南昌有功,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五十六团副团长,随战皖南、江苏等地。1927年3月15日,国民革命军六军和二军分三路攻打南京,周保中所在五十六团负责正面攻打南京牛头山。战斗极其激烈。周保中率领五十六团激战三昼夜,终于将敌军打垮,占领了牛头山阵地。随后六军以牛头山作为阵地,制定了奇袭南京雨花台的作战计划。周保中率领突袭队从牛头山西面向雨花台迂回进击。在他机智勇敢地指挥下,奇袭获得了成功,这使得南京守敌大为震惊。第六军于3月24日胜利攻占了南京城,周保中在战斗中有勇有谋,多次负伤,建立了功勋。北伐军在南昌的多次争夺战中,由于周保中骁勇善战,成为了北伐军中最著名的勇将,被誉为“铁狮将军”,后来先后任上校团长、师参谋长。1927年12月,周保中随军参加了讨伐湘、桂新军阀的战争,率部开往鄂西反击杨森的川军,先后参加了沙洋、天门等地的激烈战斗,将川军击败。

由于周保中战功显赫,被程潜军长提任为第6军18师少将副师长兼52团团长。1928年1月,周保中驻防湖南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区司令。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现实生活中。最能体现一个人本质的东西是危难时刻的表现。许多人,不怕吃苦,甚至死都不怕,但在荣誉地位面前倒下了。但周保中将军,因为来自贫苦家庭,小时候就具有勇敢。敢为穷人“出气”的精神,不怕吃苦,在战争中又具有顽强和不怕死的精神,参加北伐后,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参加一系列由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逐步建立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理念。

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在南京,周保中将军所在的第6军也遭偷袭,部队被击散,当时在第6军任总参议兼17师师长的杨杰邀约周保中投奔,并保证向举荐担任比现职更高的军职。当时,大革命面临失败,许多意志薄弱者已投身了,但周保中从多年的军阀战争中体会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对老乡杨杰的邀劝,周保中一口就拒绝了。在1927年7月,就在大革命遭受最危难时刻,周保中经过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中共党员郭德昭同志介绍,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了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保中受中共长江局领导(当时长江局的主要领导是)。党指示他继续留在军中做军运工作。

1928年1月,时为第6军第18师少将副师长的周保中继续驻守湖南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司令。1928年2月,他受中共中央代表和湖南省委指示,组织驻防长沙的第6军18师起义。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未成功,周保中共产党员和做军运工作身份被暴露,下令通缉周保中。后来经杨杰和程潜相救,周保中将军离开长沙赴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直接由书记领导。

在上海工作期间,由于周保中做的是地下工作,并且时势吃紧,共产党处在低潮时期,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有一次在上海剧院做军运宣传工作时,被特务跟踪,正在危难时刻,被化名为王庸的陈赓将军相救脱险。此后,周保中就结识陈赓将军,成为挚友。

1928年11月,为了加强党的高层干部培养,中共中央决定派周保中到苏联学习。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找他谈话并交待有关学习任务,并为他弄到了一张周保中名字的出国护照,从此他由奚李元改名为周保中,这个革命的名字一直陪伴到逝世,并传给了后代,从此,奚姓就改为周姓传承,他的女儿叫周伟。

1928年12月,周保中到苏联学习,与他一路的有杨子烈(夫人)、李阳南等,后期到达学习的有吴玉章、、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杨松(吴平)、唐有章等人。

在苏联留学期间,他先在莫斯科国际劳动大学,后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俄文、政治、哲学、列宁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周保中学习刻苦,决心不辜负党中央对他期望,经过半年学习,顺利通过了俄语对话等,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当时苏联正在进行清洗托洛斯基的运动,这时中共驻苏留学的党支部局书记是王明。平时,由于周保中和等人就爱主张正义,敢讲真话,后来周保中和被王明也打成托派分子,周保中被,被党内警告,蒙受了不白之冤。周保中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期间,对他在共大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不服,上书斯大林元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述自己被迫害的情况,要求。1931年2月,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审查了周保中被迫害的资料,宣布撤销了错误处分,批准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列宁学院。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和党性原则都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和公认,周保中被选为班长和党小组长。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此时,留苏的周保中除了组织学院的留学生召开声讨大会外,还请了苏联教授对留学生作演讲,除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外,还声讨了的不抵抗政策,同时申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1年10月,经周保中多次申请,中共驻苏国际代表团同意了周保中的请求,派他回国参加抗日工作。他先按中共代表团给他的暗号,到天津和北京联络,但由于傻厍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已被捕牺牲,无法联系上。11月他只得离开北京去上海,很快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2月中央派他到浙江、安徽根据地加强两省工作,但也由于两地地下党遭到破坏,无法联系上,于是中央又决定派他到东北领导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立抗日团体,主要有黄显声组织领导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组派人士朱青组建的“辽吉里国民救国军”、东北军中校团副唐聚伍组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马占山组织的抗日队伍“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东北军旅长苏炳组建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除此外,还有广大工农群众自行组织的小股义勇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紫枪会等,他们是东北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兴起,受到了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周保中到吉东地区组织义勇军抗战。

1932年4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周保中到吉东地区组织领导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当时的吉东地区是指吉林省东部牡丹江西岸、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的宁安、东宁、密山、穆棱、勃利、桦川、方正、依兰、富锦、饶河、虎林、抚远、同江、绥滨等地区,现大部分属黑龙江省。

周保中到达吉东后,先到宁安县。宁安属中国北方重镇,是吉东地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宁安后,很快就和中共宁安县委取得联系,并以租房开店会计身份工作,化名绍黄。

1932年5月9日,周保中在宁安县城东花脸沟召集的朝鲜族群众抗日大会上,被当时李杜的吉林自卫军士兵误为是日本侦探,用绳索捆绑后押送到营部,后又被押送到旅部。在自卫军旅部被盘问两小时后,周保中将计就计,提出要见李杜将军,并说见到李杜后,什么都说,于是旅部又将他送往自卫军总指挥部军法处受审。周保中面对李杜将军,面不改色,心不跳,当面回答了李杜将军等提出的诸多问题,并自述了自己的生平。当李杜将军问及周保中对东北局势有何见解时,周保从世界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和东北战局,对自卫军如何抗日救国提出了七点意见:一要及时出击,迫其日寇撤退;二是整顿军纪,清洗坏兵,得到民众支持;三是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是要有长期抗战思想,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五是要进行游击战,避敌之强,攻敌之弱,不死守一地;六是要联合其他抗日军队,共同抗日;七是对不能抱幻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李杜将军等十分佩服,确信他不是日本探子,是一位有志之士,并邀请他留在军中作参谋。就在当月,李杜总部遭到日本追击,周保中建议李杜及时和友军冯占海、王维林联系配合,李杜采纳了周保中的意见后,及时击溃日寇,并减少损失。

1932年7月,在周保中的建议和协调下,由李杜自卫军、丁超护路军、王维林的抗日救国军联合商议,成立了抗日联合军,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维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周保中在吉东地区基本上站住了脚。

1932年8月,周保中离开了自卫军,被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维林聘为救国军总参议和总参谋长,并先后委任他为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和前方总指挥。周保中到救国军后,从1932年8月至1933年初,先后领导和指挥救国军同日寇作战共数十次。摧毁了多处交通要道和防御工事。三打宁安县城和安图、敦化等县城,特别是给宁安县敌寇重创。

与各路抗日首领相比,周保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具有战略眼光。上任之后,他提出占据长白山中段,利用绥宁地区东邻中苏边境、西有镜泊湖原始林区、北靠中东路、南接东满的有利地位,创建一个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按照这个计划,首先必须扫除绥化境内最大的两个日军据点――东京城与宁安城。对于这位初出茅庐的军师,众人不太信服,特别是不清楚他领兵作战的真功夫。李杜决定仿效“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的典故,试一试周保中的水深,令他带领400人去攻打东京城,而东京驻守的兵力在400人以上。王德林有些担心说:“周先生,兵力是否单薄了?”周保中回答:“兵不在多,会用者胜之。”看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王德林不好再说什么。王德林想到的是包围和强攻,而周保中心里盘算的却是巧取。

1933年6月中旬的一天,东京城地下党送来情报,日伪军主力第二天将要进山“扫荡”,城内兵力空虚。周保中当夜率队抵达城外密林中埋伏起来。他们放过出城的日伪军,等到正午,派人化装成本地农民,摸掉岗哨,冲进城内,直扑日军司令部。一阵猛袭,全歼留守的二十余名日军。根据周保中的命令,攻城部队故意放走了一部分伪军。这股伪军狂奔进山,向日军求援。周保中指挥部队在城门修筑工事,在城头张贴标语,宣布全城。战士们以为要守城,周保中却下令:“主力进山。”他率队来到了城外五里处的一条狭窄的山谷前,命令部队埋伏在山谷两端和两侧。“这是干嘛?”战士们不太明白。周保中回答:“打鬼子的伏击。”有些人不服气:“进城的路至少有两条,鬼子未必会走这条。”周保中说:“这是最近的一条路,鬼子骄横惯了,根本不会想到有人在这里设伏。”说不过周保中,这些战士干脆躺下来“睡觉”。太阳偏西,观察哨回来报告:“鬼子来了!”不多不少,正好三个小时。“神了!”背后议论周保中吹牛皮的官兵惊奇地伸伸舌头。随着周保中一声令下,山谷两侧突然伸出数百支黑洞洞的枪口。一半的日军死于第一阵弹雨,其他的鬼子也被居高临下的抗联战士逐个“点名”报销。沿着公路开进的伪军,黄昏时分赶到城外。只见城头飘扬着救国军的一面面军旗。城门口新筑的工事十分严密,又不见日军主力前来会合,预感到大事不妙,不敢攻城,慌忙撤往宁东。

在1933年10月10日攻打宁安县城时,周保中作为总指挥,亲自带领一支“敢死队”涉过水深及颈的牡丹江。他身先士卒攻人县城,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击毙了敌指挥小岛少佐及30多名日军。在军部撤出战斗时,他左腿受伤,一颗子弹卡在小腿的两骨中间。他忍着巨痛,一直到战斗结束。战斗结束后,医生用刺刀生生切开了一个两寸多长的口子,可以看见红肉、青筋、白骨。他把刺刀胫骨间,使用硬劲将子弹剜了出来。手术完后,草医敬佩地说:“周先生真是神人!我能给这样的神人疗伤,不枉此生!”在场的官兵感动地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胜过昔日的关云长。”没等伤口痊愈,周保中又统率救国军第三次攻打宁安,全歼守城日伪军一千余人,取得全胜。

上百次的战斗,充分显示了周保中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队伍中各同事的赞誉,大家诙谐地说:“三国时,蜀国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了个军师诸葛亮,我们用一根绳子就捆来了参谋长周保中。”

1934年2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要求建立党在各种反日队伍中领导权的指示精神,吉东地区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联合各方力量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吉东地区中国共产党已有了自己的抗日部队。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和发展,日寇视为心腹大患。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日寇集中6个师团和3万多伪靖安军,以10倍于同盟军的兵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同盟军进行围剿。日寇执行强行归屯并户,并实行什家连坐法,制造无人区,截断人民群众与同盟军的联系。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凡是抗联游击队活动过的山沟里的居民,一律强迫搬到指定的大屯子里安家,不走的人,就被杀掉,东西被抢光,房子被烧光。对于日寇的“清剿”,周保中采取的鹗跏橇榛罨动,避开敌人的锋芒,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1933年舂开始,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讨伐长白山。救国军大部由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带领,或退往苏联,或转入关内,只有周保中指挥一千余人原地坚持斗争。在转战中,他两次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伤口在肚子上,肠子都流出来了。由于伤口感染,他高烧不退,连续昏迷了好几天。身边的人都认为他难逃一死,只有草医还有信心。草医的医法匪夷所思。他从活鸡身上扯下一块皮,粘着血糊到周保中的伤口上,看的人直摇头,不相信他的“鸡皮疗法”。偏方真能治大病,一天后,周保中退了烧,又过了一些日子,肚子上的伤口开始愈合,居然长出了新皮。周保中又活了过来,生龙活虎地带领部队重整旗鼓,成为东北联军中“打不倒”的“不死金刚”。

经过日寇近一年的围剿,“绥宁同盟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扩大,为了统一共产党的编制和贯彻中共中央拟定的人民武装建设纲领,吉东特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了军部和党委会,周保中任军长和军委书记,军部下辖2个师,共6个团,约1000多人。

第五军成立后,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不到半年时间,参加战斗数十次,歼敌(日伪)2700多人,缴获枪支700多支。

抗联第二路军的卓绝抗战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建立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吉东省委。指定由周保中将军具体筹建,并指示周保中兼任省委书记。领导范围是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两岸和中东铁路东段南北整个吉东地区的20多个县。

1937年7月,敌人对东北抗联的进攻变本加厉。东北抗日游击战的阵容内,各军纷杂,常因联络不便,致使军事行动常不能协同一致。为了统一抗日游击战的阵容,应付这巨大的、艰难的局面。将十一个抗日联军编成三路军。第一路军活动于辽宁省之东部山地,第二路军活动于吉林省东部山地,第三路军活动于黑龙江省的山地和平原上,从而开始全面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组建方面军和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决定(建总司令部未实现)。主要建立了三个方面军,分片领导东北各大抗日游击区党组织和军队的工作。其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杨靖宇,活动于辽吉边区东边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周保中,以宁安为中心;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李兆麟,以珠河为中心。

周保中的第二路军主要活动在乌苏里江左岸、沿牡丹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与南满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和北满李兆麟抗联第三路军形成“品”字形的抗日态势,相互支援和联系,共同打击敌人。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主要以第五军为骨干,领导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共5个军和姚振山的东北义勇军、王荫武的救世军。

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严峻,四面是敌人,组建各路军十分艰难,条件也特别艰苦,抗联生活可以说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各路军的建立情况也不同,但周保中将军总能顾全大局,成功组建了第二路军。

东北抗联第一、第二、第三路军成立后,加强了党对东北抗联各部队的领导。各路军按地域,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在东北三省紧紧牵制了日本侵略军70万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二路军展开大围剿。周保中指挥第四军第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领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而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1938年至1943年,可以说是东北抗日极为艰难的日子,由于敌人采取“归屯并户”、保甲连坐、坚壁清野和经济封锁,镇压反日伪情绪群众等措施,并由以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和日军混战成第六十六、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旅,伪靖安“兴安支队”及地方守备队共6万余,向东北抗联进行地毯式围剿,企图将东北抗联“聚而歼亡”。周保中带领各部队采取迂回和游击战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为了粉碎敌人的全歼阴谋,抗联军在缺装备、缺医药、缺粮食和缺后勤及人员补充并在通讯也被敌人掐断的情况下,得各自为战进行斗争。周保中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但不死守一地,过几个月换一个地方,并在实际抗战中。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游击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为目的。同时,为了达到持久抗战的目标,尽可能向西(第一军靠拢),联合第一路军战斗。

在1938年至1939年的数百次战斗中,由周保中指挥的各类战斗,消灭了日伪军2000多人,特别是在两个冬季的抗敌斗争中,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给养十分困难,有时10天吃不到一粒粮食,只得靠杀战马充饥,后来战马没有了,就吃野果、野菜、树皮和草根充饥。

东北的冬季,气温一般都在零下40多度,在四面都是敌人,没有粮食给养的情况下,抗联战士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部队伤亡重大。1938年3月18日,第二路军第五军第三师第8团第一连在阻止石灰窑河里的战斗中。在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在消灭了数百名敌人后,连同连长李海峰、指导员朱雨亭和全连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四、第五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得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大未能成功。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人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八女投江”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同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知“八女投江”后,当即题写了“乌斯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自1936年抗联三路军成立后,由于当时日寇扫荡频繁,各部抗日队伍参差不齐,组织纪律性差。1937年10月,周保中根据当时的形势,准备在1938年进行西征,并对第二路军进行了整顿。将第五军警卫旅改编为第五军第三师,并配齐了编制,将优秀的年轻战士培训后重用,以提高其战斗力,对第五军的干部也进行调整,师长由宋一夫兼任。对第四军也进行了调整,一是归还部分建制,将原属于四军的二团归还第四军:二是将第五军骨干一师参谋长王毓峰调任第四军一师师长:将原第一师和第四师合编为第一师,将第二师第三师合编为第二师。对内部不团结的第七军进行了整顿,在1937年3月,由于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李学福任军长,为迎接更坚苦的游击战争作准备。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将调整后的400多名干部进行了培训,对抗联以后的发展和艰苦的抗日均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整顿,第二路第四、五、七、八、十各军都得到发展壮大,仅第五军,到1938年5月,全军已由建军时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

在1935年以前,东北的党组织主要是按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来指示,领导抗日斗争。但从1935年起,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党中央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对东北党组的领导关系中断,改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到1937年下半年,东北组织同外界联系中断。这时,周保中经多方面联系,争取中央的领导。其中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去苏联边境,同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均未联系上,为了得到中央的领导和全国的抗日方针、策略和全国抗战形势情况,他派人到处收集延安《新华日报》、巴黎《救国时报》等,以此来领导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始终把东北抗联带领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之下。

为了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中共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部决定,第四、第五军主力部队和第二军第五师向西南远征。1938年5月中旬,抗联第四、第五军下江部队开始向西移动。在西征过程中,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一师师长张相武等壮烈牺牲。经过数十次与敌人战斗,在歼敌2000多人,部队伤亡极大的情况下,历时两年多的战斗,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终于在舒兰地区与第十军汇合,达到了保存实力,合力抗敌的目的。

由于东北抗联基本上是孤军作战,分散游击,条件十分恶劣艰苦,一些意志薄弱者出逃和投敌为叛徒,给东北抗联带来了巨大损失。原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原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随第五军主力西征途中,对抗日战争悲观失望,发生动摇,带着副官携款叛逃,对第二路军造成恶劣影响。在西征途中,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借口外出侦察,前往日军据点投降。关投降后,敌人为拉拢第一师部队投降,用关书范作诱饵,诱歼第一师,周保中得知后,将计就计,生擒了关书范,并于1939年1月16日(第二天),经临时法庭判决,将关书范就地枪决,有力地鼓舞了士气,增强抗联战士宁死不屈的决心。

由于抗联战士视死如归,激怒了敌人。他们悬赏捉拿周保中,开始赏金是10万元,后来干脆提高到,只要捉拿到周保中,“一两黄金换周保中一两肉。”由于周保中有着深厚的战略战术功底,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术,“扰乱和破坏日寇后,牵制日寇主力,支援全国抗战。”行军时,他将队伍编成单路到前行,后人踏着前面人的脚步走,最后面的人用树枝扫脚印,不留痕迹给敌人,成功地躲过了敌人的千百次围剿,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艰难的1939年至1942年,可以说也是东北抗战、中国抗战乃至二战最艰辛的日子。作为装备、粮食、弹药、后勤,全靠自己,生活在穷凶极恶的日寇铁蹄下的东北抗联,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意志起了决定作用。但是,总有精神支撑还不行,还必须要有自己生存的战略战术,在这一点,周保中将军运用得十分出色。

古人云:“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周保中出生贫苦家庭,在北伐战争中就多次出生入死,知道战士生命的宝贵,所以,在东北抗联,他的一贯思想就是:“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据点,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1939年7月10日,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名义向吉东各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发出了《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通知》分析了北满、吉东地区的严峻形势后,提出以游击战实现“持久斗争”的战略战术。他要求“改变部队以分散的小股游击战为主活动方式,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努力筹集粮食和军需物资;培养提拔新的干部,清洗坏分子”。抗联第二路军所属各部队,于1939年夏秋就将部队改编成小股部队,采取分散游击的活动形式。运用的战略是持久战、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运用的战术是隐蔽、机动、灵活,不和敌人争一时一地,最大地消灭敌人,最少地减少伤亡。这一思想,也完全和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完全吻合。

1939年7月,第二军总部警卫队在富锦县李金围子西北截获的敌人的一支运输队,23日。又成功地袭击了兴隆镇敌伪的“集团部”。1939年8月,第五军第三师第8团成功地袭击了宝清县柳毛河日本的采金公司,同时袭击了虎林县黑嘴子据点,缴获了大量的给养和服装,同时解放了200多名劳工,毙敌数十人。同月,第一师师长王汝起,率部攻袭乌苏里江国福镇伪军驻地杨木林子,消灭伪军一个连,缴获枪支54支和大量军需物资。11月,在虎林地区,攻袭敌人4次,击毙敌人70多人,击毙日骑兵20多人。

1939年下半年,由于抗联对日寇不断袭扰和打击,日寇不甘心处处挨打,为扭转被动局面,又再次从哈尔滨、牡丹江调兵遣将,以数十倍于抗联的兵力进行围剿。抗联各部队再次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许多师、团长和抗联战士相继牺牲,如第二路军第五军第二师长李文彬、第九团政委姜信泰等领导相继牺牲,抗联损失惨重。为了应对敌寇围剿,周保中深入连队调查并指导部队按实际情况,更好地开展游击活动,并对缺编干部进行了适时调整,大胆启用了一批新的年轻干部。如委任黄玉清为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政务主任,张镇华为第五军第三师长等,有力地加强了各部队的领导,提高战斗力和执行力。在执行具体的游击战中,周保中在安排部署了总部和其他抗联部队的工作后,亲自率领卫队人员深入各部队指导游击战工作,及时制定了具体反敌“大讨伐”计划,“紧密编制、精兵作战方案”应对敌人。

在1939年上半年,在死叛徒关书范后,被激怒的敌人又调集了日伪军6000余人,分编成十几个部队,集结在依兰林口、勃利等地区,向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和第五军部队活动的牡丹江下游进逼,并不断缩小包围圈。为了冲破敌围,摆脱险境,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活动在依兰、刁翎地区的所属各部队分东、西路突围。一路由周保中率领总指挥部、警卫部队、第九军和救世军西向老爷岭突围,进入方正、延寿地区,另一路由柴世荣率领第五军部队向北佯动,迷惑敌人,然后向东突破图(们)佳(木斯)铁路和勃利、林口间的敌人封锁线,进入宁安地区,与第二军第五师部队协同活动。周保中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指挥依兰、方正地区抗联各部队向西突围,同众多的围追堵截的敌人周旋苦斗,先后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破坏了敌人的“集团部落”数十个,打死打伤日伪军无数,拖得敌人疲惫不堪。2月上旬,周保中率部在原始森林中连续行军7天,越过老爷岭到达方正县陈家亮子附近。2月8日,袭击了日寇山元木场,击毙日寇多人,夺得部分物资,补充给养。2月15日,到达葫芦威子半拉窝集,获知柴世荣、黄玉清率领的四、五军主力部队突破了敌人的乌斯浑河封锁线,但未越过到牡丹江西岸喀上喀一带。鉴于两路突围都未成功,周保中决定两部暂作短期休整。由于周保中的游击战术,使抗联第二路军尽可能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1939年11月,鉴于日寇的地毯式扫荡和物资紧缺困难,周保中于11月5日、28日两次渡乌苏里江赴苏联伯力,一次是参加苏联邀请的远东会议,主要是和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磋商给予援助问题,请求苏联远东边防军给予抗联援助,二是请求协助召开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制定应敌方略。

1940年1月24日,在苏方的帮助下,周保中在苏联伯力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东北继续游击战,坚持持久战的抗日方略,提出《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3月19日周保中主持会议,同样在苏联伯力,参会的人有周保中、冯仲云(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赵尚志(原第三路领导人,因错杀了抗联第八军军长祁政中,被北满省委后协商,周保中将赵调到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苏方有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总司令那尔马西等。会议达成协议,确定了临时接受苏方指导关系,加强互相支援与合作,东北抗联各部队因战斗失利或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给予接纳和提供方便。在伯力会议结束以后,周保中及时返回东北领导抗联第二路军工作,并按会议精神进一步缩编减员部队,将原第七军改编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等。

在1940年至1941年,由于日寇重兵围剿,进行“梳篦式”战术,抗联第二路军和地方干部,伤亡仍然惨重。抗联第二路军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第二路军政务主任董玉清,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志仁,第七军军长李学福,第四军第二师师长王毓峰,第五军第三师师长李文彬等都相继牺牲。在这期间,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建立的根据地全部丢失,战士从原来的几千人减少到不足1000人。杨靖宇将军也于1940年2月23日在满江(今靖宇县)壮烈殉国。第三路军也损失惨重,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等领导也相继牺牲。为了保存抗联实力,1940年9月,周保中按苏联伯力会议协议,派人与第一路、第三路军联系,除一部分有条件的部队继续在东北境内抗日游击外,其他失利的部队转入苏联休整。在周保中的协调下,1940年冬至1941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约200多人,第二路军指挥金日成等部分第二路第二支部100多人,第三路军第三支队80多人等,先后600多人转入苏联学习和休整。

从1940年冬至1941年春,东北抗联除一部分在国内坚持抗战外,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各部队总数约600多人在苏联的帮助下,由周保中组织过境整训,分别在苏联的双子城和伯力建立了南、北两个野战营。1941年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和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于3月3日召开会议,在广泛听取各指战员意见后,对过境(包括未过境)部队进行整。将抗联第五军改编为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柴世荣任支队长,季吉任政委。将第一路军过境部队改编为第一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安吉为参谋长。将第十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8支队,汪雄臣任支队长,陶净为政委。周保中作为南北野战营和抗联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对抗联各部队的整训,除对两个营重新编队及健全党组织外,还特别狠抓军事训练工作,如队列训练、枪械射击、格斗刺杀等,强调战斗的要诀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同时对侦察兵、步兵勤务、传达勤务等游击战术也进行特殊训练。在基本训练结束后,还增加爆破、防化、反坦克等训练科目。为时约一年多时间,1942年7月过境入苏的南北两个营,经过整训后,战略战术提高神速。

为了进一步集中统一指挥,周保中通过两营党组织联席会议统一意见后,向苏远东军提出,将南北两个野战营统一编为一个旅。得到了苏方的支持,同时以苏远东司令部名义任命,周保中任中国特别旅旅长,张寿任中国特别旅政委,金日成、王效明、许享植、柴世荣分别为各教导营营长,安吉、姜信泰、金策、季吉等为各教导营政委,中国特别旅的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中国抗联称为抗联教导旅。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虽然接受了苏军番号,并实行了苏联军制。但并不是苏军的一部分,它仍然是东北抗联一个特殊时期的建制。1942年8月1日成立的东北教导旅,共有官兵1000多人,其中苏籍官兵300多人,抗联部队700多人。每营2个连,每连3个排,正职均由抗联人员担任,特别旅的成立,同时担负的另一任务是培养抗联军事干部,为返回东北作战做准备。

1942年9月13日,为了进一步准备好回国参战和建立东北根据地。抗联教导旅召开了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东北党委员会),并决定全面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负责教导旅的党务工作,负责和中共中央联系,领导东北党组织和抗联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患难与共14年的中朝战友就此分别。

东北抗联教导旅自1942年8月1日成立至1945年回国,近三年,共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参战30余支,近百次,对东北敌寇实施有效打击。其中主要的战斗任务是:侦察敌情,了解了日寇在东北军事设施,;联系原东北抗联,指导其游击战斗:直接与日寇作战,破坏交通和军事等设施。其间,教导旅战士付出极大代价。如1942年的赵尚志牺牲,仅1943年夏季,在几次侦察过程中,教导旅战士数十人牺牲。

1945年上半年,随着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零点10分,随着苏军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命令,教导旅随即统一部署参战。其主要任务一是参加空降部队作战当向导;二是进行火力侦察,及时向总部报告;三是承担解放区域的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工作,动员伪军投降,肃清伪残余;四是承担协助苏军占领的城市管理和部分已成工作。1945年9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除先遣回国参战的部分战士外,在苏的336人,由周保中组织返回东北70多个地区战略要点,在东北党委会的领导下,配合苏联红军,开始了解放东北,光复东北的全面工作。接管主要城市的负责人,长春为周保中、哈尔滨为张寿、沈阳为冯仲云、吉林其他地区为王效明、延吉为姜信泰、齐齐哈尔为王明贵、佳木斯为彭施鲁、牡丹江为金光侠、大连为董察斌。

1945年9月,东北教导旅随同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后,10月和中央东北局取得联系,周保中率东北党委会向东北局移交了全部组织关系、党费和档案,并汇报了东北抗联14年的艰苦抗日历程。鉴于日本已投降,东北抗日联军的任务已不再是抗日,而是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1945年9月,东北党委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设在长春,周保中任总司令兼政委,并相继任命了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地总指挥的人民自卫军负责人,并进行了扩军工作。到10月,东北人民自卫军编队人数已达7万多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年,在周保中的直接组织领导下,东北人民自卫军为确保东北各地的胜利果实,特别是在肃清敌伪残余,打击的“先遣队”及其反动武装,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发挥了具大的威力。

据统计,仅在1945年,抗联部队(自卫军)在各地收缴日伪步枪6万多支,轻重机枪2800多柄,掷弹筒500余个,迫击炮20多门,弹药1200万发。这些武器全部用于装备新编部队和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为后来三年的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25日,中共吉合区委和东北吉合国民军成立,周保中担任吉合区委书记、吉合国民军司令兼政委。1945年11月3日,党中央决定将东北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任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恒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政委,从此,东北抗联结束了历史使命。1945年12月27日,在岔路河召开的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周保中当选为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

东北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就派重兵与共产党争夺东北抗战的胜利果实。1945年12月28日,也就是吉林省人代会后第二天,由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原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同时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负责吉辽的解放战争工作。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已超过30万以上。1946年4月,周保中指挥民主联军、东满军区1,9万余兵力,向长春发起进攻,当时长春是洲国国都,经过四昼夜激战,于4月18日解放了长春,歼敌2万余人,给了蒋军沉重打击。

1947年初,仍占据东北大片土地和大中城市,从1月至4月,按中央精神,周保中指挥吉林部区部队,从吉南和吉北同时向蒋军出兵,在历时4个月中,共歼灭蒋军4,3万余人,收复城市11座,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此期间,东北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东北军区,周保中任东北军区副司令,中国人民向蒋军发动全面攻势。同时,逐渐在东北掌握了主动权,历时10个月,周保中率领吉林军区部队积极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不断袭击吉海路沿线的守敌,先后解放了桦甸、伊通、双阳、磐石、九台、德惠、农安等吉林广大地区,共歼敌35,5万人,收复城市74座,此期间,周保中主要率吉林军区,配合主力作战,同时歼敌数万人,组织兵源近10万余人。

1948年3月至11月,周保中还做驻守长春的原滇军60军军长曾泽生及其他守军工作,使蒋驻守长春的10余f军分别起义和投诚,长春和平解放。在1948年整个夏、秋、冬攻势战役中,周保中作为吉林军区的司令员,他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

在吉林军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同时,周保中还积极组织后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在夏季攻势中。周保中组织吉林军区部队和地方人民政权保证以江东桦树林子为轴心通往前线和后方的4条兵站运输线畅通无阻,使数以万计的大部队安全渡江和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安全送往后方医院。

至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在1945年10月至1948年11月,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周保中率吉林军区部队作战800余次,歼灭正规敌军4万余人,缴获枪支28000余支,输送兵力189000多人,建制部队1个军,4个师,22个团和19个县大队,后全部编人四野南下,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在三年东北的解放战争中,周保中鞠躬尽瘁,忘我工作,也积劳成疾,病魔逐渐侵入。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中央军委颁布《关于统一全军编和部队番号的规定》,改吉林军区为省军事部,按中央改编,周保中不再担任军职,专任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8月,周保中奉命赴北平参加四野军高级干部会议,、副主席、总司令分别接见了周保中,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总司令首先接见了他,询问了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周保中向朱总司令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他说:“过去长期在东北打游击,在局部地区指挥战争,担负领导工作,现在全国解放了,希望能从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高,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想进军事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的著作。”朱总司令对他说:“全国刚解放,现在工作多,任务重,只能边工作边学习,进军事学院的事就算了吧,先留在中央军委工作,具体任务再听候通知。”几天后,主席又接见了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肯定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紧握周保中的手说:“将军你辛苦了,你在东北14年,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对他说:“原来曾考虑把你留在中央军委,但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地位重要,情况复杂,那里必须有适当的干部。你是云南出生的,因抗日的关系在云南群众中有威望,因此,我与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商量后,最后决定派你回云南去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云南工作。”当问他对工作安排还有什么意见时,周保中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安排。

1949年9月,周保中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东北区代表,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12月17日,周保中离京率部南下云南。由于当时云南还未解放。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卢不愿离开云南,中国人民二野进驻昆明。鉴于形势考虑,中央决定,派陈赓率二野进驻云南,改由陈赓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保中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实际工作仍由周保中负责。周接到中央电令后,仍毫无怨言,坚决服从中央安排。当时全省设12个专署,113个县,1个直辖市。周保中到云南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统战部部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50年6月,中央电令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代表中央前往越南帮助工作后,由周保中主持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昆明市军管会的全面工作。1950年12月25日至1951年1月2日,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昆明召开。周保中在云南的主要工作,一是指挥追歼溃退到边境的残敌和剿匪工作;二是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工作;三是社会治安、财贸、经济、文化教育工作;四是补征公粮任务和保证军民供应粮食:五是接收云南锡业公司、电业和煤业等31个工业官僚资本工作;六是减租、退押支援人民工作;七是救济失业,办好优抚工作;八是整编复员工作;九是禁绝烟毒工作;十是整训干部工作。

1952年,根据中央部署,周保中带领云南各族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周保中对工作,从来都是兢兢业业,许多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深入一线。1951年,几十年没有回到过大理,但去保山、丽江等工作路过湾桥时,也没来得及住上一晚。

1950年至1952年,周保中除担任省政府主要领导工作外,还兼任省委统战部长和省民委主任职务,由于云南属和平解放,解放初期,统战工作十分繁重。中央对云南的工作方针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周保中在统战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统一民族上层人士,职位安排:“三反”“五反”的寸度把握,保护好民族干部;建立民族自治县工作;建立了7个自治县;保护边纵部队;培养民族干部。1951年8月主持成立云南民族学院,周亲自兼任院长,亲自主持招收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学员。

1952年11月,周保中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在重庆)。主要管辖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从1953年7月开始,同时兼任西南政法学院党组书记。

周保中身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为政清廉,不搞特权。他回到云南工作不久,他的三弟奚李茂是一个诚实的普通农民,从大理农村到昆明看望他和嫂子王一知,三弟心想二哥当了大官,一定会帮助他解决家中的困难。周保中见了三弟很高兴,当他知道三弟的想法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今天是新社会,不能像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你在昆明住几天,就回去搞生产和做你的裁缝。”然后吩咐秘书带他的三弟到昆明去玩了几天,就把他打发回大理去了。1952年1月,周保中从丽江等地慰问灾民回昆明,路过家乡大理湾桥时,顺路看望家乡的干部和乡亲们。当时湾桥村遭受火灾,好些农户的房子和周保中的故居(茅草房)都被火烧了,农民的生活极为困难。村干部和群众以为周保中是省里的大官,又带着抗震救济款和物资,就向他汇报反映村里的困难,请求给予救济。周保中耐心地给予解释:这是抗震救灾款和物资,只能专款专用,村里的困难,请向大理县和大理专署逐级反映,由民政部门帮助解决,说服了湾桥的干部和群众。

1953年3月,由于东北14年抗日游击斗争生活和解放初期奋不顾身的工作,周保中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心脏病突发,外加严重的胆结石等多种疾病,他身体十分虚弱,心力衰竭,有时连端一杯水的力气都没有。1953年5月,由于周保中病情加重,总理派专机将周保中接到北京,住进北京医院治疗。1954年上半年,周保中病情再次加重,住在北京颐和园养病,中央为了他的身体并将他调回北京国务院工作。

1954年8月,周保中调北京工作后,党和国家对他很关心,党中央、国务院为他专门配了警卫人员、厨师和保健大夫、护士及专车。但是周保中仍保持过去的良传统作风,从不搞特殊。如在用车问题上,周保中常说:“配给我的汽车,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的关怀,是为我工作、治病用的,不能用于其他。”

1954年9月,周保中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常委。同年12月,第二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9月,周保中当选为中共第代表。同时,周保中还经常被北京的大、中、小学请去为师生们作报告,讲抗联的光辉史和可歌可泣的抗联烈士。在每次报告中,他从未提到过自己。他总说:“我和死去的英烈比,我的功劳微不足道。”可见他的高贵品质。

在1960年以后,周保中病情日益严重。由于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来信来访的人多,但他都是“认真对待,从不轻率应付”。有时,甚至他和秘书、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处理。1964年2月,周保中病情再次加重。21日,有两位东北抗联的同志来访,医生和秘书告知来访的同志,周保中病重,不能人访。周保中得知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秘书:“他们是我的战友,他们有事来找我解决,请让他们进来,否则我对不起他们。”他硬是强忍着病痛,接待了这两位抗联同志。送走这两位抗联同志后,周保中由于过度疲劳,心脏病再次突发,经医生再次抢救无效,于1964年2月22日溘然与世长辞,终年62岁。

周保中逝世后,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前往医院向周保中遗体告别。曾与周保中在东北抗联并肩战斗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首相金日成。最高人民会议委员会长崔庸健等发来唁电。1964年2月25日,首都各界5000多人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周保中同志。1964年2月26日,首都各界2000多人在北京中山堂为周保中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送了花圈。公祭大会由彭真主持,李富春致掉词。参加的国家领导有李富舂、李先念、乌兰夫、薄一波、杨尚昆、郭沫若、李、阿沛、蔡廷锴等。李富春在悼词中说:“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期间,长期坚持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对干部热情关心,作风朴素,他所具有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周保中将军把一生交给了党,一生献给了人民。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们敬爱的周保中将军、周保中同志做到了。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四年的战斗中,与二十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周旋,作战条件十分恶劣,不仅是寒冷的天气,经常还要面临缺医少药、军需兵源短缺等情况。然而,东北抗联用三万人牵制了七十多万敌军,有效地支持了中国其他地区的抗战,被中共中央赞为“模范”,东北抗日联军的功绩不可磨灭,作为英模部队之一,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接受了检阅。

生长于大理的周保中,心系民族国家危难。从温暖的南方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东北的冰天雪地中,成为了东北抗联的一名高级将领,凭着对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战斗力量,最终摧毁东北的日伪势力,为八路军、新四军顺利挺进东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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