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20年反思

策划人语

淮海一直都在渴望崛起。

这里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20年前，基于板块隆起的梦想，一个跨省横向联合的经济合作区--淮海经济区，横空出世。

淮海经济区跨苏鲁豫皖四省，由20个成员市联合而成。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多省交界性经济合作组织，能够延续20年不间断，并且成立固定的联络办公机构，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堪称“典范”。

然而，20年后，地处东部沿海的淮海经济区并没有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

20年来，虽然淮海经济区内合外联，打响了一场经济上的“新淮海战役”，但是由于淮海经济区既是中央区域政策的“盲区”，又是所在省的边缘地区，双重边缘化的“叠加”，淮海经济区没有顺利实现低谷隆起，区位和资源的高地塌陷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谷，成为“尴尬的淮海”。

2006年3月15日，在淮海经济区成立20周年之际，淮海经济区再次“上书中央”，提议建立“区域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区”，同时，经济区各成员市以及所在省对区域经济布局的大手笔擘画，正酝酿着创新出一种欠发达区域经济崛起的“淮海模式”。淮海经济区正在临近跨越式发展的拐点。

在双重边缘化的“叠加”、两大经济区域板块的挤压和缺少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淮海经济区陷入了一个“经济峡谷”的尴尬境地。

尴尬的淮海

张道刚

“地处东部沿海缘何没有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经济隆起带？”当步履沉重的淮海经济区侧身回望时，一串长长的问号叠加成淮海20年的背影。3月15日，一度声名显赫的“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淮海经济区将以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态迎来20周年华诞？

疑问的背后是淮海经济区难以释怀的隐痛。20年前，最初的15个成员地市怀揣着板块隆起的梦想聚集到淮海经济区的大旗下，20年后，当开启香槟之时，淮海经济区这个大家庭的20个“兄弟”都别有一番尴尬滋味：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南北两个经济隆起带之间，淮海经济区已被挤压成一个明显的经济“断裂带”。

在当今的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无疑已成为三颗耀眼的明珠，那么，同样地处东部沿海的淮海经济区为何陷入了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

区位高地与经济峡谷

没有谁会怀疑淮海经济区存在的价值。

1984年深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正在南昌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殊不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徐州，时任市委书记孙家正和市长何赋硕，正在谋划联名写信邀请于光远会后亲临彭城，就徐州经济如何从低谷中隆起把脉问诊。尽管于光远最后未能成行，但答应适当时候在北京组织一次由淮海区域内地市参加的会议。1986年1月20日，“关于淮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如期召开。会上，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决定成立“淮海经济区”，并设立一个组织联络的常设机构，每年的市长（专员）联席会议由经济区成员地市轮流坐庄。当年的3月15日，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5个地市的市长（专员）聚首徐州，自此，一个跨省横向联合的经济区宣告成立。

其实，淮海经济区的破蛹而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朱传耿看来，淮海经济区的横向联合至少有三个一致性：自然资源的一致性，四省接壤地区都有煤炭资源，地理上都是黄淮平原的一部分；人文积淀的一致性，风俗习惯、文化认同感都是相近的；产业结构的一致性，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资源加工型产业，有合作的平台。用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正平教授的话说，一个大的经济区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中心城市和出海口，而淮海经济区恰好有区域中心城市徐州和连云港、日照两个天然深水良港。

同样，谁也不会小视淮海经济区独特的区位优势。

淮海经济区位于亚欧大陆桥东部桥头堡区域，北接齐鲁、南连江淮、东濒黄海、西临中原，在全国经济总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区域经济板块中，淮海经济区处于东部沿海的“脐部”地带，南接长三角，北连环渤海，并面向大海背靠中原，承担着中国经济东靠西移的“接力站”和“二传手”的重任。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版图是一个“π”型的格局，上面的“一横”是沿海地区，右边的“一勾”是沿长江流域，而左边的“一撇”则恰恰在以淮海经济区为东端的陇海―兰新沿线，其中两个结合点分别是上海和连云港。欧亚大陆桥号称“中国的金腰带”，淮海经济区正好是沿海和沿桥的结合部，具备经济隆起的良好区位。

然而，区位的高地却沦为当今经济的峡谷。放眼望去，在东部沿海3个最发达的经济区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经济“断裂带”，那就是几乎被外界遗忘了的淮海经济区。

“20年后，站在淮海经济区向南北两边看，我们望尘莫及啊！”淮海经济区的“元老”级人物何赋硕感慨道。

淮海塌陷了。

淮海经济区土地面积17.8万平方公里，人口1.22亿，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86%和总人口的9.4%，然而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7.4%，人均生产总值只占东部发达地区的30%左右。也就是说，虽地处东部沿海，却尚不具备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特征。

按说，淮海经济区位于长三角和环渤海两个经济发达区域的结点要津位置，本应受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辐射带动，但实际上却成为两大发达地区的“断裂带”。淮海的塌陷，令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两大区域中间出现巨大落差。

2004年，淮海经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007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而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8775亿元，占全国20.2%，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3677美元；环渤海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万亿元，占全国的28.2%，人均生产总值也超过3000美元。

1992年，新欧亚大陆桥正式开通，淮海经济区的成员地市一度欢呼雀跃，纷纷打出“桥牌”。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关键的“一撇”恰恰成了这个“π”最短、辐射能力最弱的一线，用朱传耿的话说，“金腰带”变成了“铁腰带”。

淮海真的“区老珠黄”了吗？

政策的“女儿区”

淮海的塌陷似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这么多年来，淮海经济区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低谷隆起，是有其政策背景的，国家在区域政策上没有倾斜，也不是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点，淮海成为了区域政策的‘盲区’。”沈正平点到了淮海经济区的痛处。

沈正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跟国家的区域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开放政策，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到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2005年又提出天津滨海新区，基本上是10年左右从南向北推进的过程。从东部沿海来看，国家的区域政策没有倾斜到淮海经济区。也就是说，国家区域经济的梯度政策是沿海、沿江的产业政策推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享受不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推进，步履维艰。

尽管在国家的“九五”和“十五”计划中都提到了陇海―兰新经济带，但往往是侧重于西部地区，地处陇海线东部的淮海经济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就没有了政策支持，完全虚化了。不像珠三角有特区，长三角有浦东，环渤海有天津滨海新区，而淮海经济区没有抓手。

“淮海经济区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龙头，而如今这个龙头都没有昂起来，龙身和龙尾会舞起来吗？”朱传耿发出这样的质问。

淮海经济区之所以未能进入国家区域政策的视野，在朱传耿看来，是因为国家层面还没有认识到淮海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分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只到四川就结束了。但是从淮海经济区一直可以直达中亚、俄罗斯和东欧、西欧，比长江的经济腹地要深远得多。如果国家还不重视这一地区的话，东部沿海经济区就不能够一体化。换言之，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既影响到东部沿海深层次开放，又影响到中国东中西的区域经济联动。

隐痛远不止国家的区域政策“盲区”，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在所属省份，也备受冷落。

淮海经济区正好处于苏鲁豫皖四省的欠发达地区，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板块都是欠发达板块，而在淮海经济区内部，整体上经济发展又分为两种水平类型：东部高于西部，苏北高于皖北，鲁南高于豫东，东部两个板块属于沿海经济带，西部两个板块是中部经济带。受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的影响，从淮海经济区内部来看，四省都没有把这块边缘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是一个政策的“女儿地区”。从四个省的发展重点来看：江苏的重点是沿江和苏南，苏北成了江苏省的一个薄弱地区；山东的重点是胶济铁路沿线，从济南到青岛形成了“济南都市圈”和胶东半岛城市群，鲁西南被边缘化；安徽的重点是合肥和皖江沿线；河南的重点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开封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始终处在郑州的阴影之下。

沈正平认为，这样一来，淮海经济区既是国家的政策边缘地区，在各个省内又是政策的边缘地区，双重边缘化的“叠加”，累积成淮海经济区的“政策塌陷”。

还应该看到，淮海经济区地处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既得南北过渡之利，又负南北夹击的重压。受区域极化效应的影响，大量的经济要素及发展机遇流向了发达的长三角和环渤海。安徽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吴克明认为，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强大的实力和对周边的吸引力，它们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挤占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空间。以江苏为例，从2003年开始，江苏省提出“加快沿江开发，建立制造业基地”战略，制定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形成苏南、沿江地区对淮海地区资源强大的吸引力，不仅自然资源向苏南、沿江集聚，而且资金和人力资源也向苏南、沿江集聚，使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在双重边缘化的“叠加”和两大经济区域板块的挤压下，淮海经济区陷入了一个“经济峡谷”的尴尬境地。

区域“发动机”的缺失

淮海的沉寂，徐州和连云港难推其咎。

在淮海经济区，徐州一直以“老大”自居。尽管近几年济宁磨刀霍霍，觊觎淮海第一把交椅已久，但是徐州“淮海王”的地位仍无人能够撼动。可问题是，徐州能担起这个重任吗？从空间位置来看，徐州处于空间上的几何中心，徐州到皖豫苏鲁四省省会城市合肥、郑州、南京、济南都是350公里左右，此外，连南接北、贯穿东西的交通枢纽区位，也强化了徐州作为几何中心的地位；再从徐州2500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周边城市的长期关系来看，徐州也具备中心城市的条件。

然而，徐州还称不上淮海的“发动机”。

从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来看，徐州还不能够担当起辐射淮海经济区范围的重任。徐州的辐射半径只能达到100公里范围内。

在任何一个经济区内，中心城市的“发动机”不可或缺，就像上海之于长三角，北京之于环渤海，广州之于珠三角。就淮海经济区而言，徐州远不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的体量和辐射能极大。用徐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军的话说，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心城市强大，可以辐射带动周边发展，反过来，经济腹地也可以支撑中心城市发展。而目前的淮海，恰恰是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一个是中心城市不强，另一个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由于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城市，除了徐州、济宁两市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实现“双超”（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财政收入超100亿元）以外，多数城市经济仍欠发达。

显然，徐州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出任20个城市的“老大”，也勉为其难。

撇开其他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不论，就在新欧亚大陆桥的经济区内，徐州的身份也极其尴尬。以新欧亚大陆桥为轴线，在沿桥地区串起了若干个经济区，如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西部经济区。然而，在这个5个“中心”中，只有徐州是个地市级城市，其余4个都是省会城市。徐州在目前的行政区划下，仅仅靠一个地级市的身份来调动资源，其财力和能力相当有限，它的跨越式发展异常艰难，更多的还是按照一种正常的逻辑发展。这样一来，徐州在淮海经济区内注定了难以领袖群伦。

港口是一个经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但港口并不一定相应带来经济区的繁荣。连云港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连云港作为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新欧亚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本应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然而，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公布的“2004年中国沿海开放14+4城市竞争力评估报告”显示，连云港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在14+4沿海开放城市第15位，竞争力属次弱级。与同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比，2005年，青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500亿元，连云港为454亿元，青岛是连云港的5.5倍多。就是在江苏13个地级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中，连云港也是靠后的位置，仅高于盐城、宿迁和淮安，列全省第10位。

连云港的长期低迷，使得江苏叫了多年的“徐连东陇海产业带”一直徒有虚名，连云港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苏北的平均水平，也使得淮海经济区内的城市难以沐浴来自海洋的恩泽。

在此背景下，缺少区域“发动机”的淮海，只有把区域隆起的希望寄予奇迹的出现了。

在淮海经济区内部的板块经济演义中，鲁南与苏北之间是“集团军作战”，而济宁与徐州则是“两个高手的对垒”。

板块经济的“演义”

王运宝

日照和连云港在地理位置上山水相连，平时两地官员的来往都已是习以为常。2005年5月21日，来自连云港的考察团里，竟然出现了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身影，对于这次不打招呼的“微服私访”，日照方面大感意外。李源潮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很少说话，几乎都是在要求同行的连云港市委书记陈镇宁做针对性的比较。

回到连云港后，陈镇宁将考察过程中总结的五个“不如”、六个“不够”刊登在了《连云港日报》上，即连云港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如日照快，港口建设手笔不如日照大，重大工业项目不如日照多，县域经济实力不如日照强，城市建设面貌不如日照亮。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度对自身发展优势和不足的认识不够清楚，对面临各种发展机遇的把握不够到位，对一个地区产业发展总体思路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各种发展要素的整合不够得力，对发展瓶颈制约的突破不够有效，对外宣传推介发展资源的力度不够到位。”很快，《日照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对李源潮的“突访”，山东方面仅过了10天就有了“回应”。5月31日，山东省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发挥青岛龙头作用工作会议”。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在讲话中说：李源潮书记到山东考察，日照的同志要注意了，人家的谦虚其实是含有赶超的决心。

日照港和连云港同属淮海经济区，是鲁南与苏北，也是整个淮海经济区的两大出海口。日照与连云港的变迁背后，演绎着淮海经济区内部不同经济板块之间怎样的故事呢？

鲁南VS苏北：谁与争锋

“你搞一个中心我也搞一个，你有一个桥头堡我也有一个，你搞一个都市圈我也搞一个，你搞个产业带我也有一个。”曾对淮海经济区做过专门调研的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朱传耿告诉《决策》：“这种竞争格局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全国没有第二个。”而在鲁南与苏北当地，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用“一盯一”来概括鲁南与苏北之间的这种竞争态势。

其实，整个淮海经济区由四大经济板块组成，分别是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从地域范畴看，苏北和鲁南属于东部沿海，皖北和豫东属于中部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部两个板块明显高于中部板块，徐州、济宁、临沂的地区生产总值都已经超过1000亿元，就是江苏经济发展最末位的宿迁也比毗邻的安徽宿州要好。因此，鲁南与苏北更为抢眼，两者之间的竞争显得格外热闹。

在苏鲁两省“较劲”中，分别针对不同区域出台了不同政策，而对政策的表述却是“不谋而合”，给外界的印象是“如出一辙”，就连人事变动都一样：2006年1月，苏北的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的同时，鲁南的济宁市委书记贾万志当选山东省副省长。

2005年4月，江苏在盐城召开了加快苏北振兴工作会议，5月又在徐州召开了加快东陇海产业带建设会议。到了2006年1月，在江苏省人代会上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加大对宿迁的扶持，下更大力气帮助宿迁实现突破。”这项被外界简称为“突破宿迁”的战略，甫一提出就被认为是专门应对山东的“突破菏泽”。菏泽与宿迁一样，经济实力在省内都居末位，但自从山东在2003年提出“突破荷泽、带动西部”之后，菏泽的变化让各地“为之一振”。

2001年前后，苏鲁两省几乎同时制定了省内的三大城市圈规划，在鲁南是济宁都市圈，苏北则是徐州都市圈。2005年，江苏规划实施东陇海产业带，依托连云港港口和徐州综合交通枢纽，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而在同样积极争取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鲁南看来，简直就是横亘在自己前面的一道“封锁线”。2006年1月山东省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山东的区域发展战略由“一群三圈”变为“一群一圈一带”，由日照、临沂、枣庄、济宁、菏泽五市组成“鲁南城市带”，被参加山东省“两会”的代表、委员称为“最大亮点”。记者在济宁采访时，这条新规划的城市带同样被比喻为“封锁线”，给外界一种十足的火药味。

日照VS连云港：桥头堡情结

作为江苏省唯一海洋大港和苏北出海口的连云港，在东陇海产业带和沿海产业带中担任双重角色，鲁南的出海口日照也是“身兼两职”：半岛城市群+鲁南城市带。日照与连云港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情结”，在两地争论已长达13年之久，朱传耿告诉《决策》：“如果日照到郑州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连云港将面临严峻挑战，因为日照港的港口条件远远好于连云港，”对连云港来说，这一步棋极具“杀伤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件事颇具代表性，暂且称之为“岚山故事”。

岚山位于苏鲁交界，两省根据方位的不同，在山东称岚山为“南大门”，在江苏则称“北大门”。岚山的建港条件非常优越，已经有铁路与内地相通，并建有全国最大的液体化工码头，是山东省设置在鲁南经济带的一枚重要战略棋子。山东省政府于1993年5月设立岚山办事处，是县级机构，下设64个职能机构，党政事业人员逾千名，涉外机构一应俱全。2004年12月27日，岚山区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于日照市。

岚山对面的前三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海上山东”战略首当其冲的咽喉要道。1992年12月19日，山东设立前三岛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前三岛都应归属于山东，属于岚山，但江苏提出了归属权之争，也组建了前三岛乡，并将前三岛列入了“海上苏北”的建设规划，计划在前三岛建设大中型码头。目前，前三岛已成为江苏唯一的海珍品养殖基地和海滨旅游新的增长点。

江苏也提出发挥连云港的作用，对连云港来说前三岛近在咫尺，组合港口可以发挥整体效应。连云港计划到2010年投入100亿元左右，抓紧实施“十大工程”，其中就包括前三岛30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如果整个工程能顺利实施，将巩固和确立连云港成为沿陇海线最具竞争力，最有吸引力的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

然而，对山东来说，前三岛是鲁南渔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作业渔场和重要的养殖基地，如果失去，不仅卡住了山东省东南沿海的出海门户，切断了岚山、日照、青岛三港向南的出海航道，对于“海上山东”战略也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管是日照还是连云港，岚山都是重要“筹码”，前三岛是一块战略要地，谁也不愿意放手。于是，200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开展勘定省县两级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工作。到2004年5月初步勘定，但是连云港认为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不利境地，迅速“上书”国家海洋局和江苏省堪界办，要求修订，至今未果。

2004年，日照有7项主要经济衡量指标超过连云港，“学山东、赶日照”的赶超发展随即在连云港提出。日照与连云港的新“双城记”，只是淮海经济区内部城市间合纵连横大戏中的一幕而已。只不过因为桥头堡情结的存在，从而显得格外有“滋味”。

对于日照和连云港来说，目前的一个潜在挑战者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2007年南京―西安铁路的建成通车。从西安分叉向东南直通上海，不经意间上海将成为新欧亚大陆桥真正的东桥头堡。对日照和连云港来说，这绝不是“利好消息”。

济宁VS徐州：煮酒论英雄

2005年5月，李源潮的“暗访”不仅到了日照一地，他还到了济宁。与在日照一样，他更多的是观察而不是发表评论，一句“徐州要好好向济宁学习”传达出多重信息。与李源潮一样，徐州市委书记徐鸣也多次“微服私访”，他每次只带司机，不惊动任何人，他“暗访”的重点是徐州周边的城市。

济宁无疑是江苏方面考察学习的最大热点。仅在2005年，徐州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县区、媒体，包括徐州高新区在内的各个系统有上百次到济宁考察，因为在整个淮海经济区，能够与徐州一争高下的只有济宁。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淮海经济区200公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谁先在淮海经济区率先崛起，谁就可以在这个大市场中掘到第一桶金。济宁、徐州两市的决策者都熟知这样一个等式：淮海的中心=1.2亿人的大市场。在淮海经济区内部的板块经济演义中，鲁南与苏北之间是“集团军作战”，而济宁与徐州是“两个高手的对垒”。

在《淮海经济区经济开发联合会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的20个市经过充分协商，组成以徐州为中心、以连云港和日照港为‘窗口’的淮海经济区。”这样一来，徐州似乎具有了一种中心城市的“法定身份”。但是，中心从来就不是自封的，套用一句“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做老大。2003年济宁市委书记贾万志提出“争当淮海经济区的龙头”，自此以后，济宁与徐州已经“鸣锣开擂”。

既然敢提出争当龙头，那济宁的“底气”来自哪里？济宁手里握有“三张王牌”：经济竞争力、都市区组团聚变和文化翘楚的魅力。

经济竞争力的支撑是济宁最大的底气。2005年12月16日，科技部牵头在济宁高新区召开“山东省高新区自主创新座谈会”，让外界大感意外的是：济宁既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沿海开放城市，济宁高新区的技工贸总收入在山东省内所有高新区中排名第一，与53家部级高新区相比，也可进入前20强。奥秘何在？济宁高新区管委会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董振告诉《决策》：“关键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招商引资，拉长产业链条，走国际化之路，裂变为产业基地。”1998年后济宁下定决心进行工业结构调整，成功完成了“资源加工型城市”向“新兴工业城市”的嬗变，工业产业进行“整骨强身”，走“高科技、大型、外资、民营”并举的道路，到2005年落户济宁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9家。在工业提升中，济宁高新区居功至伟，董振告诉《决策》：“高新区已经形成工程机械、生物技术和纺织服装三个部级产业基地”。2005年济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240亿元，略高于徐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济宁达2020美元，高于徐州420美元。在县域经济方面，济宁强于徐州，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中，济宁下辖的邹城与兖州分别位于第45位、第50位，并且是连续多年的百强县，曲阜也进入过一次；而徐州仅有铜山曾进入过百强。

济宁都市区的组团聚变是第二方面。济宁的大城市梦已有20年之久。济宁城市本身没有强大的带动力，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在为济宁都市区做发展规划时总结为“小马拉大车”，一直以来成为济宁发展的“心病”。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济宁、兖州、邹城“金三角”，并且规划建设“中国的鲁尔”；2001年周一星研究规划了“济兖邹曲组群型复合中心城市”，四大板块组成一个菱形结构，由济宁高新区、曲阜新城两大亮点带动，功能互补、一体发展。2000年后，济宁在山东省区域经济的规划中，与青岛、济南并列成为第三极，是山东省规划建设的6个特大型城市之一，鲁南城市带的中心城市。

文化翘楚的魅力是济宁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济宁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五大圣人”皆出自济宁，境内有明扬世界的曲阜三孔、邹城三孟，特别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将济宁的文化知名度空前提高。鉴于曲阜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的专家在为济宁做发展规划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提出济宁改名为“曲阜市”。不管未来叫什么名字，济宁的文化资源得天独厚。

但是，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中，徐州第46位，济宁第88位，济宁仍然没有扭转连续多年下滑的局面。济宁市规划局副局长贾庆华认为，济宁的“极化”作用不够。虽然现在整个济宁市的各项经济指标全面超过徐州，但是城市竞争力太小，带动力弱，结果济宁的排位老是下降。所以，济宁市委书记贾万志“极化济宁”战略的提出，目标直指中心城市竞争力这块“短板”。

济宁有济宁的王牌，徐州也有徐州的绝招。济宁与徐州的较量，徐州还没有失去“最后开启香槟的权力”。

“徐州是江苏的‘东三省’。”徐鸣的这句概括恰到好处，资源、交通、区位、产业的优势并没有带来徐州经济上的隆起。但是，发展水平低的另一面就是后发潜力，随着苏北振兴战略向深入推进，徐州已成为苏北崛起的“领头羊”。从江苏的“东三省”到苏北的“领头羊”，徐州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毋庸置疑的是，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地理几何中心，以徐州为圆心、半径200公里正好覆盖整个淮海经济区。徐州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远高于济宁。

在城市功能方面，打造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徐州的“杀手锏”。徐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军告诉《决策》：“是现代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决定了一个城市是不是中心城市，只有依靠对周边的服务能力来确定中心城市的地位。”在徐州的“十一五”规划中，现代服务业被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对目前的淮海经济区来说，谁在现代服务业方面走在前面，谁就会赢得先机。赵军认为，济宁在服务业方面跟徐州相比，差距远不止10年。

徐州中心商圈在其周边城市是独一无二的，大型商贸中心和大卖场的进驻，淮海经济区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与徐州相提并论。“去徐州买衣服！到徐州买家电！”已经成为宿州、淮北等周边城市百姓的口头禅。徐州市城调队的统计显示，宿迁、连云港、宿州、枣庄、淮北、商丘以及济宁等地的消费者占据了徐州消费的半壁江山。

另外，在城市规模方面，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目前唯一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与济宁的“孔孟文化发源地”相对应，“两汉文化看徐州”的品牌也在打响。

“难分伯仲”是对济宁与徐州目前态势的较好概括,就像在一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两个运动员在前进速度上的相互交替，都还没有抵达终点。

但是不管怎样，徐州和济宁，两者都不排斥淮海经济区，都承认自己是经济区的成员，淮海是大舞台，是大市场，而且两个都市圈的全部都包括在淮海经济区范围内，都提要“做好淮海这篇大文章”。因为只有首先承认是淮海经济区的成员，才有所谓的“龙头之争”，不在淮海内部就不用争龙头了。

而对淮海经济区来说，存在两种“福气”：一种是具有一个带动辐射能力强大的特大型城市，目前在淮海经济区还没有形成；另一种是地区性中心城市组成一个“城市网络”，组团式发展，特别是徐州与济宁作为“双子星座”发挥双核带动的作用。因此，“在淮海经济区的‘发动机’、中心或龙头的问题上，不能思维狭隘地仅仅认为是一个具体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群。”邓辉告诉《决策》。

任何战役都有一个“战略转折”，就是决战时机的到来，“新淮海战役”怎么打？决战之前需要做哪些战略战术上的准备？要取得什么样的目标？都为整个淮海经济区拉出了一串长长的问号。

决战“新淮海”

王运宝

张新实是宿迁市市长，也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2006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将会看到张新实签名的代表议案，全称是《关于“将淮海经济区作为全国区域综合试点区、促进淮海经济区快速崛起”的议案》。与张新实一起签名的，还有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的所有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淮海经济区谋求从低谷隆起的努力，通常都被冠以“新淮海战役”的名称。早在1985年1月28日的新华社《经济参考》上，原徐州市市长何赋硕与原连云港市副市长吴学志，联名发表《发起新的“淮海战役”》的文章，被称为新中国“经济淮海战役”的“冲锋号”。也正是以这篇文章为“催化剂”，在1986年3月成立了淮海经济区。

58年前，淮海战役改写了中国历史，但与军事战争不同的是，经济“新淮海战役”的“敌人”是贫穷与落后。

“上书中央”

提交议案是20个成员市“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对于淮海经济区的这次“集体行动”，邓辉告诉《决策》：“首先要呼吁，发不出声音国家就不会给予关注。”

向全国“两会”提交议案，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最初是由开封市副市长吉炳伟提出的。邓辉带着这个想法走访了经济区的其他成员市，得到了热烈响应。随即联络处开始了调研、征求意见、起草初稿，并分别于2005年的6月和9月，向淮海经济区第十七届顾问会议和第十八届市长会议提交了议案的书面材料，获得一致通过。经过几易其稿，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整体开发试点区”的总提案，以及农业与生态环保建设两个建议。

对淮海来说，这是第二次“上书中央”。第一次是10年前的1996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四次亲临淮海，两次在京主持专题会议，提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并以书面形式向时任中央总书记提交了五点建议，第一条就是“设立区域经济协作综合试点区”，这与2006年3月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议案完全一致。

那么，在“淮海”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地区品牌后，为什么选择综合改革试点区呢？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正平告诉《决策》：“实质就是发展地方经济出什么牌。珠三角有深圳特区、长三角有浦东新区、环渤海有滨海新区，淮海经济区的‘抓手’是什么呢？”正因为没有抓手，淮海经济区就没有了政策支持，沈正平认为，这是20年来淮海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缺失。因为国家倾向性的政策是一种具有独特能量的“区域营销”，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屡见不鲜，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和2003年的东北振兴战略甫一提出，就吸引了全球目光，投资纷纷跟进。

“虚”的事情要“实”做，这是邓辉对提交议案的评价。对任何经济区来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各个成员轮流坐庄，每年开会，只是务虚会慢慢失去吸引力。但是如果事情太“实”，解决起来很困难，各个成员也会避而远之。如何打破这种两难境地，实现务虚与务实的结合，就成为所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共同探讨的问题。淮海经济区联络处每年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来开展活动的做法，为其他经济区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样本。

分兵突围能否杀出“血路”

“徐州经济已经落后，必须抓住最近关键的几年，打一场经济上的新‘淮海战役’，决战决胜。”徐州市委书记徐鸣的话，代表了经济区20个成员市的共同心声。提交议案只是淮海经济区谋求低谷隆起的一次“集体行动”，与此同时，区域内的四大板块和各个成员市，也都在摩拳擦掌，从陆续公布的地方“十一五”规划传达出的信息看，淮海经济区开始呈现发展的“拐点”。

江苏按照为苏南“锦上添花”、为苏中“釜底加薪”、为苏北“雪中送炭”的措施，专门成立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对苏北经济薄弱县展开“五位一体”挂钩帮扶，重点大力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的“四项转移”。苏南与苏北相互对接，一对一进行帮扶。

作为苏北振兴的“主力军”，徐州都市圈在2002年完成规划，徐州成为江苏省规划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在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后，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正式提出，李源潮前所未有地关注苏北，在一年之内四下徐连，亲自坐镇指挥苏北振兴的战略部署。随着沿海高速路的通车，江苏又提出了沿海产业带，将苏北地区的连云港和盐城直接与沿江产业带的南通连接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苏通大桥和崇明岛过江通道的建成，苏北真正实现了与苏南、上海的无缝对接，盐城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盐城是一个本没有汽车工业基础的城市，通过招商引资进入汽车生产链条，2005年生产小轿车已达13.7万辆。沈正平告诉《决策》：“淮海经济区不缺少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关键就看怎样进行组合。”

山东针对鲁南的发展也是全力以赴，尤其是突破荷泽战略搅动了整个鲁西南。与江苏三大城市圈规划一样，山东专门针对鲁南发展制定了济宁都市圈和鲁南城市带，将济宁建设成为山东的第三极。

在皖北地区，安徽提出了“两淮一蚌”沿淮城市群，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针对不同的区域发展状况，安徽还将专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宿州、亳州、阜阳的发展。2005年12月，安徽宿州与江苏徐州签订《经济社会发展框架协议》，主动融入徐州经济圈，这种城市间的自发联合，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由此可见，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已经进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阶段。邓辉告诉《决策》：“发展起来都是淮海的，一个好大家都好，大家都好了自己能够更好，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创造“淮海模式”

“就像做欧盟一样。”邓辉的比喻描绘了淮海经济区的状况。欧盟从欧共体脱胎而来，最初由跨越国界的6个国家组成。谁也没有预想到，行政边界的作用慢慢“隐退”后，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合作组织。

对淮海经济区来说，目前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市圈还处于培育阶段。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角力中，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利益的代言人，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来制定各自的区域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再加上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强化作用，造成了整个淮海经济区内部在“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四省没有真正的发展战略上的认同感，彼此之间如同“鸡蛋清与鸡蛋黄”般界限分明。因此，行政区划的割裂成为淮海经济区最大的问题。

在议案中，成立“淮海开发银行”备受瞩目。其实，早在2002年10月，淮安市城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陆岷峰就提议成立淮海银行，并且在第三届淮海金融论坛上制定了分两步走的方案，但是3年多时间，真正的淮海银行并没有“降世”。2006年1月徽商银行已正式挂牌运营，原先作为独立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都已变成分行，更不可能展开联合。淮海银行的首倡者陆岷峰也不得不表示非常遗憾，他认为：“依靠资本主导联合重组的地方金融改革败给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力量。”因为各地政府视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为“第二财政”，不会放弃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权。而且，淮海经济区的四省，分属人民银行济南和南京分行的管辖区，如果跨城市经营发生风险和出现违规，谁来监管和兜底？

作为长期研究淮海经济区的区域经济专家，朱传耿认为，行政边缘区的一体化程度是检验市场化程度的标尺。国家为什么不拿出跨省的淮海经济区进行试点，来检验一下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进一步说，可以创造一种“后发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成功的“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合作成效相对突出的区域经济组织只有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然而，任何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都会遇到行政区划的问题，因此，朱传耿告诉《决策》：“如果在省际边缘区能够形成一种行政力量非常弱的发展经济的‘淮海模式’，就会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树立典范。”

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以来就是淮海经济区“永不衰竭”的谈论焦点。但是这项改革涉及多方面利益，更深层次的改革行为，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任何战役都有一个“战略转折”，就是决战时机的到来，“新淮海战役”怎么打？决战之前需要做哪些战略战术上的准备？要取得什么样的目标？都为整个淮海经济区拉出了一串长长的问号。

作为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之一，突破菏泽，对整个经济欠发达的淮海经济区都具有标本效应和示范意义。

突破荷泽

石奇亭

新落成的菏泽牡丹园国际会展中心，展示着菏泽的风姿。这座4万平方米、投资1.2亿元的建筑，菏泽财政没有“埋单”，完全是由北京的一家公司独资兴建，如此漂亮的市场化运作手笔，不过是菏泽用市场“支点”撬动发展的一个“微缩景观”。一幅更大的市场取向的改革画图正在向菏泽纵深展开。

“新特区”试验

“突破菏泽”的战略构想由来已久。在山东版图上，从东往西呈现出明显的发达―欠发达的“经济色块”，而位于西部的菏泽，则是“欠发达中的欠发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指标都在山东倒排。

上过世纪90年代初山东即提出均衡发展，那时曾形象地比喻“山东是一艘高速行驶的航船，如果东部船头高昂，西部船尾吃水很深，航行速度想快也快不了。”山东的决策者愈来愈认识到，没有菏泽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突破性发展，全省经济互联互动的生动局面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如一位省领导所言：在全省一盘棋上，菏泽并不是“卒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破菏泽”的构想逐渐酝酿成熟。张高丽任山东省委书记后，正式提出“突破菏泽、带动西部”的战略。

2004年2月，一次在菏泽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现场会在菏泽召开，省委书记、省长、十几位省级领导干部、40多位厅级干部齐聚菏泽，规格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帮扶菏泽的三大措施：东企西进、西输东接和干部交流，被一一敲定和落实。省里在各项政策上予以大力倾斜，仅2005年，省财政转移力度空前加大，达到3.4亿元。2004年11月，山东决定在原有基础上，由济南、青岛、烟台等8市结对帮扶菏泽8县，引导项目向菏泽转移，输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

更特别的是，山东明确提出：“允许菏泽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政策，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这在山东省内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是山东的“新特区”试验。

对于这一非凡举动，在菏泽市长、市委书记任上已干了多年的陈光，深知机遇难得，称之为“菏泽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机遇”。在誓师大会上，他对着台下众多市县级干部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再次丧失机遇，就是丧失菏泽的明天，成为不可饶恕的罪人！

突破，为什么是菏泽？

“之所以选择菏泽，是因为菏泽是鲁西欠发达里的欠发达。”陈光直言不讳。“欠发达”的帽子有多重？菏泽的干部自嘲：“到省里开会，我们都是自觉在后排找座位，往前坐，底气不足啊。”

其实，菏泽并非一如今天的尴尬，并非没抓住过机遇，也曾有过短暂辉煌。改革开放初期，菏泽率先在山东推行大包干，带来了农业大丰收，一个“鲤鱼打挺”，从粮食调入区变成粮食调出区，以不到全省1/10的人口提供了1/6的商品粮。直到1992年，菏泽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在山东全省17个地市中分别排第12位和13位，与菏泽同处欠发达方阵中的德州、滨州、聊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与菏泽拉平。但随后的发展出乎意料，菏泽一再与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安然踱步的菏泽举目四顾，发现前面全是标兵，后边没了追兵，不仅与疾奔的东部发达地区不可同日而语，连当年西部的“难兄难弟”德滨聊也脚底生风，各使绝招，把菏泽远远甩在了后面。

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带来了思想上的麻木迟钝，反映到干部身上，则是工作标准要求低。菏泽有不少从东部地区交流过来的干部，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个普遍感受是：吃力。在东部，会开过后，措施很快落实下去，用不着反复督促；而在菏泽，你得经常开会调度，否则，大家你看看我，我等等你，谁也不愿往前冲，弄到最后，布置下去的事情没有不走样的。

差距面前，菏泽人情绪复杂，心态各异。“知名度”最高的是菏泽人的“三气”。

有人依然“牛气”：别看菏泽工业不行，农业不比谁差；经济虽然落后，但文化底蕴深厚；谁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菏泽牡丹胜洛阳！

有人满腹“怨气”：计划经济时期，光让发展粮棉油，不让上工业项目，为国家作了贡献，吃了大亏没人疼；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一江春水向东流”，菏泽有什么？市场经济之下各种资源靠市场配置，“看不见的手”抓也抓不住，怎么能不欠发达？

有人一腔“丧气”：一步跟不上，步步撵不上，不信走着瞧！更有人断言：菏泽是整体落后，配套落后，克林顿来当市长也不管用！

突破，菏泽靠什么？

“尽管菏泽目前总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但完全有条件实现突破。”陈光历数菏泽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滔滔不绝3个小时。

自信，来自对比较优势的把握。丰富的煤炭、油气资源和现有较好的石化工业基础，菏泽有条件建设全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林业、畜牧和果蔬、花卉业已具比较优势，建设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当是现实选择。

凸显的区位优势也让菏泽挺起胸膛。菏泽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京九铁路与新兖石铁路交汇，日东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交通优势日益强化。菏泽口岸的开通，使之成为连接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随着辐射周边的大型现代专业批发市场、连锁商业企业、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菏泽已呈现四省边界区域中心城市和商贸流通中心的轮廓。

因此，菏泽把目标锁定为“两大基地、一个中心”，即建设山东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优质绿色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商贸流通中心。

转变从观念开始。一场直指“牛气、怨气和丧气”的观念革新冲击波席卷菏泽。菏泽市委主要负责人曾经化名“黎明”，在市委机关报上抛出一篇重磅文章，专门诊断观念病灶，剖析菏泽“三气”。一位机关干部感慨：“‘三气’挖到了菏泽人的骨子里！读后让人悚然心动。”菏泽市委副秘书长周铁伦说：“摆差距，说潜力，让牛气变服气，让怨气变志气，让丧气变勇气。每个菏泽人都需要重新打量菏泽，也需要重新打量自己。”

从2004年6月开始，菏泽县区和部门负责人外出“换脑”的路线，不再是珠三角、长三角，而是德滨聊。“南方取经已经有过多次，都是看时热血沸腾，回来冷冷清清。这次就是要从过去的追兵现在的标兵学起。”一位考察学习回来的市领导如是说。走德州，过滨州，看聊城，菏泽的干部吃惊了：“同样是山东的‘西部’，同样是欠发达的农业地区，人家为什么有动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投资？”

不经意的种种迹象，已经酝酿着菏泽突破的“胎动”。一位熟悉菏泽的省领导曾直言：“菏泽上下需要一股押上身家性命的勇气，让发展的‘橡皮筋’这次能够一下拉直，从此充满张力。”

突破，菏泽的“路线图”

在一片关注的目光里，菏泽上路。身揣突破的命题，菏泽正在寻找破茧重生的“路线图”。如果用最精炼的语言，菏泽突破的路线图可概括为“内启+外扶”。

救自己，关键要靠自己。菏泽人冷静地把突破基点定位在启动内力上。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菏泽经济的最大顽症。2003年，菏泽三次产业的比例是44∶31∶25，一产高于全省31个百分点，二产低于全省19个百分点。主导产业、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的缺失，导致工业企业竞争能力薄弱。菏泽要突破，亟待结构调整。

寻求突破的更富深意的举动，是人的“疏散”。在菏泽，过去只要有点门路的都想挤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竟高达25万人，仅市工商系统就拥挤了6100人，超编2227人，接近全省工商系统超编人员的一半。突破荷泽战略启动后，分流开始，近万名干部脱离机关，创办民营企业，挺进经济主战场。

在市场的牵引下，加紧“疏散”的还有拥挤在土地上的百万富余劳动力。春节刚过，就有6万菏泽农民第一次告别黄河故土，到东部打工就业。二三产业吸纳一批、劳务输出送走一批、向城镇转移一批，到2007年，菏泽将再减少80万农民。

突破菏泽，自力更生是第一决定要素，但作为后发地区的菏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还需要外力扶一把。

对于在新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如何帮扶菏泽才能更有效是个关键问题，西部资源优势和东部企业的技术、资金、市场优势怎样才能做好结合文章？青啤集团菏泽分公司的成功被视为东企西进的成功典范。青啤菏泽分公司的前身是倒闭破产的菏泽啤酒厂，年产量不到2万吨。青啤集团收购后，先后投资1.62亿元，三次扩产改造，目前已达到15万吨生产能力，累计纳税1.56亿元，成为全市第四纳税大户，提供了800多个就业岗位。据青啤菏泽分公司经理李贵章介绍，当初来菏泽就是看中了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潜在的市场优势：方圆200公里有1亿多人口，仅菏泽就有近900万人。青啤菏泽分公司提出的营销战略是：以菏泽为桥头堡，辐射周边、挺进中原。

然而，未来几年间，菏泽要“破茧重生”，除市场手段的充分运用和内部活力的充分释放外，外部助推的力度还要加大。

突破，荷泽给人怎样的期待？

“突破菏泽战略实施一年来，菏泽借助外力激活内力，经济发展明显加快！”陈光如是说。突破菏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然而，一种清醒、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执着，菏泽的突破并非一片坦途，会有许多预料中更会有许多意料外的难题等待耐心破解。

思路确定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干部。陈光多次阐述一个观点：“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突破菏泽，千难万难，抓住了干部队伍就不难。菏泽的落后关键在于不落实，不落实的根子就在干部身上。菏泽要突破，就是要让干事创业者吃香，让不干事者没有市场。”最近，菏泽又重新修订了考核办法，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了全市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陈光认为：“只有严格执行经济实绩考核，让能干事的干部有位子，少干事的没面子，不干事的丢帽子，乱干事的挨板子，突破菏泽才有坚实的组织基础。”

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就颇耐人寻味，姑且叫“庄寨故事”。

位于鲁西南最边缘的庄寨镇是菏泽经济实力最强的镇，有各类企业1000多家，是国内最大的桐木制品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2002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就已超过3亿元，上缴税收2200万元，这样的乡镇不仅菏泽绝无仅有，即便在东部也不多见。

然而庄寨的发展靠什么呢？有人悉心为其总结，最大的经验竟是“不合作”。表现之一是“想塞人的塞不进人”，因为工资奖金发得多，想进庄寨镇机关的人数不胜数，但除了正常的学生分配和复转军人安排外，其余都被拒之门外，6年来镇机关工作人员一直没有超过100人，这在机关人员严重超编的菏泽简直就是个奇迹。表现之二是“打秋风的进不了门”，打着各种旗号到企业伸手揩油的人，都被或硬或软地顶了回去，镇干部为了保护企业，敢跟吃拿卡要者当面拍桌子。天长日久，不懂“人情世故”的镇党委书记张东贤就成了菏泽官场中的“另类”，11年前就干镇一把手，他当年的下级有的如今已成了他的上级，他依然原地未动。据说，因为“不合作”，有好几次还差点被强行调离。张东贤曾经私下跟人讲：“我也想过合作，也想过随大流，但真那么做，庄寨也许就垮了。”这倒不是危言耸听，当年菏泽也曾经有几个乡镇和庄寨一样旺盛红火，但没撑几年，企业像“唐僧肉”一样被各路牛鬼蛇神你割一块我切一刀，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有人还列举了张东贤的几个趣事证明此人之“怪异”，一是他当书记10多年，竟然没到下边村里吃过一次饭，“太不会笼络人心了”；二是他居然没到上级领导家里汇报过一次工作，领导家门往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太不懂事了”。

直面突破，菏泽要应对的不仅是机遇，更有挑战。突破菏泽，更包含了深沉的期待。菏泽是山东西部“多米诺”牌局中的第一张骨牌，突破菏泽，不止在菏泽，深意在整个山东西部。作为淮海经济区20个成员市之一，突破菏泽，对整个经济欠发达的淮海经济区都具有标本效应和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