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政府和媒体间的桥梁纽带

颜江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法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她曾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实践和研究工作,经历过医生、研究员、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多种角色转变。如今,她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已经有了两年的实践经验。说起新闻业务和技巧,她对记者侃侃而谈,颇有心得。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的办公室里,一边是满书架的医药卫生书籍,另一边是码放整齐的大堆报纸、杂志。颜江瑛笑言这非常符合自己的工作状态:既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员,又天天在和新闻打交道。

实行新闻工作的“三同步”

记者:去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责有了较大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新闻制度?

颜江瑛:新闻制度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闻制度不会因为“三定”方案而有削弱,只能更加强化和完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三定”方案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明确设立了新闻办公室,今后内部外部的沟通协调会更加有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闻工作一直得到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也有制度的保障。新闻发言人可以列席局里的重要会议;局领导和各业务司局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在重要业务工作中,实行新闻工作的“三同步”:在工作的部署和计划当中就要考虑在工作开展中新闻如何配合,信息如何传递;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根据重大活动进行新闻;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总结工作开展情况,也要总结新闻报道效果。食品药品安全和公众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每项工作公众都关心。我们不仅要讲结果,也要把工作过程、采取的措施,重要的饮食、用药安全及时地提醒公众。

记者:除了坚持例行新闻会制度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闻制度还有哪些改进?

颜江瑛:新闻有多种形式,包括新闻会、通气会、主题新闻会、新闻通稿、政府网站信息等。每月8日(节假日顺延)举行的例行新闻会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认为平时的新闻、信息更为重要。为使新闻工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我们用全面质量管理的PDCA循环理念管理新闻工作:前期有舆情监测及新闻的策划;中期实施和检查;后期有媒体报道、公众评价的收集,特别是对会的评估,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新闻的质量和水平。

在每月例行新闻会的间隙期,如果有重大新闻需要及时,我们就以主题新闻会的形式进行必要的补充,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现场新闻会,奥运期间就药品保障供应等问题就是在现场召开新闻会的。另外,带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是加强外宣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组织境外媒体到天津、浙江等药品生产企业参观,了解我国药品质量保障的情况。

我们希望新闻形式更多样化,不把工作只放在新闻厅,不把时间固定在例行会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要有所扩展、有所创新。

发言人要宽容、善待、服务媒体

记者:您如何定位自己和记者、媒体之间的关系?

颜江瑛:我做新闻发言人两年了,对媒体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媒体在传播信息,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也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发言人要把政府信息及时告知社会和公众,引导公众理解、支持政府政策,并了解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和要求。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只在不同的层面工作。食品药品安全太重要了!我们把记者当作公众的代言人,他们问的问题一般都是公众关注的问题。他问清楚了,发言人回答清楚了,公众就会清楚理解。政府为公众服务,需要更多地与媒体合作。

我们应该宽容、善待、服务媒体。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应当是“政府政策解读者”、“专业知识传播者”和“架桥人”。我认为新闻没有负面和正面之分,所谓的负面很可能就是最有力的监督。如果要评判新闻报道的话,要看它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宽容、善待媒体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对于“服务型政府”来说,服务媒体也很重要。我们确定了一个工作原则,尽量对媒体实现“零拒绝”。对待来采访的记者,我们或者及时回复,或者和业务司局沟通,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复。对媒体我们实行7×24小时问询。因为媒体的特点就是24小时,媒体没有假期,没有夜晚,只要有新闻就有媒体。媒体是这样的特点,我们为媒体服务,也要全天候随时接受问询。

另外,我认为要用人性化的新闻去服务媒体,换位思考,体贴记者。食品药品监管的新闻政策性强、专业性强,如果用程式化的词,可能会讲不清。我们会针对内容,专门做一些解释性“小贴士”,讲得更通俗一些,媒体很喜欢,报道也会更准确。

记者:您在准备新闻时通常会关心哪些舆论热点问题?您是否关注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

颜江瑛:了解舆情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础,我们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舆情收集,但是舆情分析是我们自己进行。就个人而言,我每天早晨上班路上先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网上新闻。了解分析舆情,不是为了对付媒体,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媒体、服务公众。对热点问题,我们会把收集到的舆情提供给相关领导和业务司局。比如镍铬烤瓷牙问题,有一个网民在网上了一个信息,说它引起了肾病,引起不少人关注。我们把信息报告业务部门,他们马上组织专家论证多次,最后有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并不是网民说的那样会引起肾病。我们给公众做了正确的答复。

在舆情收集中,我们通常会同时关注传统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舆论。中国的网民对政府事务的关心是非常热烈的,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有时传统媒体还没有形成正式报道,就能发现网民在关注什么。网络不能代表全部社会,但毕竟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对相关事宜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闻会吸引了许多外媒的关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新闻媒体。我们是否会给予他们比较多的提问机会?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和回答国内媒体提问时有不同的角度或重点吗?

颜江瑛:我一般首先会让外媒先问,中国是“礼仪之邦”嘛。在回答外媒问题时,相比回答境内媒体的问题,可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会更关注国家利益,因为在回答外媒提问时我代表的不仅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是代表中国政府。还有,对外媒提的问题,如果对中国有误解,我会第一时间表明态度。

发言人要具有复合型知识和经历

记者:在当前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当中,有些发言人原来做过记者,可以称为“记者”型新闻发言人;有些发言人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可以称为“官员”型新闻发言人。您有超过20年的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经历,可以称为“专家”型新闻发言人。您认为以前从事的医学实践和研究的背景对您的新闻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颜江瑛:专业背景和经历对新闻工作特别有利。在药监部门做新闻发言人,需要有一些医学和药学研究背景,有利于在新闻中把相关的知识传递给媒体和公众。如果运用一些背景知识来解释一些政策,老百姓就会更容易理解。有一次新闻讲到对血液制品的监管,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一个措施是对采集的血浆实行90天的检疫期,献浆员再次检测结果是正常的,才可以使用。为什么要有90天的检疫期?我就会向记者解释,因为从感染病菌的感染,到产生抗体,有一个“窗口期”,在这个时期一般是检测不到的感染病菌。我们设定一个检疫期就是为了保障用药安全。这样解释有利于记者和公众对政策的理解。

记者:您认为新闻发言人还需要哪些经历和知识?

颜江瑛:医学研究背景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人经历越丰富,积累的知识、经验就越多,对人的理解、对事物的看法也会加深。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要会听会看会读会想会说。我认为发言人要具有复合型知识和经历,熟悉本专业、掌握相关知识、了解媒体。不要为了发言而发言,要把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收集、整理、整合、提炼出新闻内容,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大家更多地看到的是新闻发言人在台上,但实际上新闻发言人很多工作是功夫在台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是简单地罗列新闻口径,而是要能够把平时积累的,听的、看的、读的东西,整合在里面,就会更丰富多彩,这对发言人是很大的考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还有就是要会想,学习哲学,这极有利于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好地组织语言和材料,形成严谨的逻辑关系,更有利于在后对自己进行总结评判。平时的积累、广泛的阅读,无形当中会影响到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平时喜欢阅读,对新闻工作很有帮助。

记者:您平时的阅读以哪方面的书籍或材料为主?

颜江瑛: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阅读内容。从一个研究员转变到了政府官员,又做了发言人,有一个角色转换。当时对我的最大挑战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如何做好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工作。那时读得最多的是《新闻发言人十五讲》、《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学》等等。我还在网上大量地看其他发言人怎么发言,看公众的评论,分析其他发言人的发言优、劣在哪里,自己理解和体会,再与专家沟通,听他们的指导。

我原来在卫生医疗部门,后来到了药监部门,“药”和“医”有所不同。我当时“恶补”了药监方面的知识,包括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我记了三大本笔记,把这些笔记随身携带,抽空就看一看。我感觉学习、掌握政策,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学。平时,我特别爱看一些所谓的“杂书”,特别喜欢历史、传记、经济等方面的读物。最近看的一些书,如《中国人史纲》、《沉思录》、《德兰修女传》等。

我在做新闻发言人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阅历、经验也丰富了很多,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种学习,有一种充实感和成就感。有人问我在新闻会上会不会紧张,会不会被记者问倒,我很自信地回答:不会。这种自信来源于平日积累,更来源于团队支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