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奥地利经济学派(下)

罗斯巴德在一篇题为《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的论文中，将货币扩张导致经济周期的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用扩张带来虚假的繁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货币发行者信用扩张的内在动机，导致物价暂时性的上涨，公众期待物价下跌而增加对货币现金余额的需求。结果，价格上涨比例常常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货币当局变得更加大胆，尤其对于面临各种财政压力和经济困难的政府来说，这是一剂万能药：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而价格仅仅略微上升！因此，货币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公众的预期和对未来经济的看法终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到了“逆转”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的公众会意识到价格不仅不会下降，还会继续上升，所以他们会减少现金余额的需求，似乎处于流动性过剩的阶段。这时，价格上升开始快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了，而增加货币供给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危机”的转折点也快到来了。通货膨胀也就是第三阶段即为失控的阶段：货币崩溃。公众惊慌失措的争相购买价格飞涨的实物商品，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急剧地降为零。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繁荣”充斥了浪费和错误的投资，当消费者重新确立符合他们要求的投资消费比例时，“危机”已近在咫尺。事实上，危机时期是经济对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调整的时期，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市场服务体系，这种调整包括清算导致浪费的投资。简言之，萧条是一个恢复过程，所以萧条远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萧条使得经济重回正轨，这是必要而有益的。

因而，“使得经济恐慌出现的，是市场的民主过程”，因为消费者对生产者所做的错误投资表示不赞成，他们的不赞成表现于他们的行为——不购买。消费者的态度逼得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所谓的萧条就是这个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而重新恢复到消费者的愿望的正轨上来。正如美国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宽松监管的情况下，银行系统不断降低放贷条件，为了贷款创造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给市场中不断增加信用手段，从而创造了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到一定阶段消费者无力还贷，则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金融部门在房地产行业投资行为的不赞成（这种不赞成不一定是心理上的，而是基于经济实力的真实购买力来说），因而引发次贷危机。

然而，在公众和政府眼里，为什么更受欢迎的不是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而是凯恩斯扩张主义政策呢？这主要跟两派理论观点的区别有关：第一，凯恩斯关注短期，而奥地利学派关注长期。凯恩斯曾说：“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第二，凯恩斯更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而奥地利学派更注重消费者和经济自由秩序，反对政府人为干预。第三，凯恩斯忽视资本理论、利率理论，主要从需求不足角度来阐述经济危机，而米塞斯更注重资本的供给方面，主要从生产结构和企业家投资角度来分析经济危机的过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受眼前的痛苦，过于夸大眼前的危机程度，希望政府采取强力措施来缓解眉睫之困，而政府正好抓住公众的这一短视心理，来推行短期见效的货币扩张政策，缓解当期政府的社会压力，长期的经济问题则留待下一届政府或“更聪明的后人”。

重提奥地利学派的理由，是奥地利学派“大众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他们采用基于人的行为因果解释的哲学分析方法，避免了诸多晦涩难懂的经济数理模型和大量的计量回归分析，从而拉近了经济学与大众的距离。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少用高深的数学和模型来分析经济问题，他们的论文一般不发表在经济学专业杂志上，而是大都以书籍出版或者网络文摘的形式展示出来，其读者除了经济学专业人士，还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和普通公众。

其实，奥地利学派意味着一种理念，他们传递给公众的与其说是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经济自由理念和经济分析方法。奥地利学派认为，人是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人的行为是面向未来反思过往而对现在的状况作出适时调整的过程。未来的不确定性（即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是每个行为人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对可能结果的预期，而不是对未来的了如指掌。为了更好的行动，人类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结果进行评估，但是这种评估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一组事件的概率（频率）评估，而只能是米塞斯所言的“事件概率”的估计。他指出人类行为是独特的事件，并非一系列抛硬币般的重复试验，事件概率指的是一种定性预测，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其中某些因素，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了解（即人不是万能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从已了解的因素上判断将来可能导致某种结果，这是一种基于对因果关系的有限了解或理解所作的定性预测。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已经了解的因素，把握那些可被确定的结果，即作出定性预测（譬如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价格会上升）；而不可预计的则是对结果数量方面的定量预测（譬如价格到底上升多少无法预测，因为实际市场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甚至与天气、战争等有关）。因而，奥地利学派反对经济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反对计量模型的滥用，也反对将人的行为塑造成纯理性的数理模型（因为行为人也会犯错的，譬如生产者会受到错误的利率信号引导，进行错误投资）。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为科学（包含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自然科学，由于存在严格的规律，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一套假设和推论，然后借助物理的实验方法控制参数的变化来研究它的严格规律性，最后依据试验结果来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理论假设。社会科学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的规律，不存在自然世界中严格普遍的因果关系，没有可以重复的实验数据。社会科学中势必存在某些无法通过外部手段来了解的因素，如行为人主观的价值和目的，这要依靠韦伯意义上的“理解”方法和米塞斯所说的“概念化”去把握。米塞斯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他说，“在把握这个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就把握了价值、财富、交换、价格和成本等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为的概念中必然蕴含着上述这些概念，而且与这些概念伴随在一起的，还有价值的评估、价值的范围与重要性、稀缺与丰富、利与弊、成功、利润与亏损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和范畴如何从基本的行为概念出发推衍、并逻辑展开，同时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关系，这就构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一研究思路被米塞斯称为“先验的行为学理论”研究方法。

虽然米塞斯把经济学看做“先验”未免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阐释或者“概念化”的分析路径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数理模型化的趋势是一种警示。某种程度上，当代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数理模型，经济学论文充斥着无数难以理解的数理、计量、实证模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象牙塔中的数字游戏”，公众都望而却步。奥地利学派这一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路径降低了经济学的门槛，有助于消除大众对经济学理论的这种陌生感，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因此，奥地利学派被重提，不仅因其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还因其接近大众的经济学阐释方法，更重要的则因其尊重大众的经济学自由理念。（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