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形计”看媒体职责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继“超级女声”后重点推出的一档大型生活角色互换节目，以纪录片加真人秀模式推出。这个号称接棒“超级女声”的栏目似乎要为湖南卫视正名：湖南电视人并不只是做娱乐很在行，而且做理性节目、有教育意义的节目也很在行，借此摘下湖南卫视“娱乐至上”、“娱乐至尊”的帽子。节目一推出，在网络上反响热烈，叫好声与质疑声接踵而来，其最新收视率目前已排在全国同时段同类节目第七名。

“变形计”在栏目片头的包装上，有一行很吸引人的宣传定位语：普通人的奇迹。展现普通人在另一种生活模式中的故事，而不是沿袭国内近6年来的真人秀栏目老套路。

“变形计”是一种体验式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参与者要接受完全不一样的别人的生活，同样也有另一个人要进入到我以前的生活中来，而不是在自己原有的生活经验之中增添某种技巧、展示某种优势。它需要的是暴露问题。互换者并不知道，自己惯常的生活轨迹在突然发生转变的时候，惯性的作用会使自己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会在新的生活中暴露出一系列什么样的问题，在问题的暴露中依靠自身再去解决问题。也许问题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但解决问题的过程已经是一种历练。而以前的国内真人秀，只是在一个个设计好的挑战和问题面前考验一下自己，而不是生活在掉了个儿之后回过头来去处理，或者去自省。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形计”并没有输和赢，有的只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以在惯常生活环境中形成的观念、习惯去体味另一种生活环境，而产生新的观念和感受。而这些新观念、新感受是否会在参与者将来的生活中产生一个或多个小分支，将会怎样延伸，没有人知道，恐怕也没人会去理会。

真人秀节目，它的特点全在了这个名字上面：“真”、“人”、“秀”。“真”是特色。它是非虚构的，它的手段是纪实。因为是24小时跟踪拍摄，“粗加剪辑”，“以原生态的面貌呈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真”是最大的特点。“人”是根本，是整个节目的意义。凸现人性，放大人即参与者在不同生活环境里的行为和心理，把一个更为真实更为鲜活的人展示出来。秀是关键。让参与者在矛盾、冲突、困境、迷茫中自然表现；而主办者将画面向观众主观展播，力图说明参与者正在体现人的真，体现人在适应新环境时流露出的新性情。怎么样来设计、制造不同的环节，让参与者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面，就体验到不同的人生感受，考验着节目创作者的策划能力与水平。

要使真人秀节目好看，就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问题产生，要有矛盾和冲突，使观众关注参与者，关心参与者，为参与者的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湖南卫视非常明白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方法将节目制作得跌宕起伏，颇具看点。

“变形计”第一集《网变》带给我们的，是两个生活环境迥异的少年。一个是城里孩子魏程，生活条件优厚，却不明原因地辍学，与家人的沟通出现问题；一个是乡下少年占喜，生活状况贫穷，朦胧地知道自己应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于是埋头忍饥挨饿刻苦读书。“变形计”带给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7天生活。从编创人员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各自都能够有好的收获，让富家少年知道生活还有着他所不知道的艰辛苦楚，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贫寒学子通过7天能够打开眼界，更加坚定今后的努力方向。7天的农村贫苦生活会让魏程戒掉网瘾吗？7天富足繁华的城市生活会让一个农家孩子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带着这样的疑惑与好奇，节目开始了。

繁华的城市生活，隐藏着太多的寂寞、自私、冷漠、懒惰和失落。

贫瘠的乡村生活，却拥有修复人的情感、唤回人们渐渐迷走的心灵的巨大能量。土地永远代表着深沉的爱和善良。

互换，尤其是迥异人生的互换，需要由互换的人能够发现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魏程需要通过互换发现的东西很明显：真、善、美，发现纯朴的人性，发现富足生活背后的艰辛。占喜呢？大家需要他发现城市背后原来是有很多酸涩，发现他所幻想的、追求的生活其实充满了艰辛、不安。他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不是这样的生活？让他领略了城市的繁华还不够，还需要让他知道繁华背面的种种，也就是说，最后占喜还需要了解的，除了他早就心知肚明的“不读书不行”的致富规则，还有苦心安排的诸如“城市里有着很多空垂双手、风餐露宿的健全人”等等的残酷现实，以及他隐约体会到但并没有往心里去的人与人之间习以为常的冷漠。

反差于是在这里呈现了出来。为什么观众觉得整个节目存在倾斜，存在不公，占喜成为一个要变好的孩子的配角和反衬，并被推向了被批判的异端，就在这个很隐蔽的失误上。

编创者带着早已感知过城市生活消极面的感彩与批判精神，希望这个没有遭遇过好生活的、一直羡慕富足生活的占喜在7天之内就能生出理性精神，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他从土地那里继承来的、城市人已经追不回来的品质。这个孩子身上背负了这样重的责任，而编创者却抽身而去，没有深层的悲悯，只有性急的指引。在这样一个外表异常华丽而物欲异常凶猛的城市，两个侧面，到底要让小占喜了解哪一个？穷人，并不一定代表他对这种状态的认同。一个农村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可以任由他去体验，那他当然是非常快地投入到享受中去。城市生活意味着各种名目繁多的享受，从头到脚，从生理到心理，可是享受的背后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的享受？通过20年的奋斗？通过生在一个好的家庭？还是通过非法的、令人不齿的手段一夜暴富？第二种境况对于占喜已是不可能，第三种情况是大家不希望的，只能够是第一个选择。

然而，作为互换之前的魏程，的确是第二种来源方式的生活。互换，不就是过对方的生活吗？为什么给占喜的生活是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既享受，又警惕。魏程是不奋斗的生活，占喜是必须抗争的命运。魏程换过去，可以无须抗争，但是被土地的生命力一步步唤醒；占喜换过来，却不能够享受这种生来的繁华，在城市人们的注视下“丧志”，备受苛责，不得不在各方的安排下去见识生活的另一面。这种穷富之间的瞬间颠倒，对占喜如果不是一个梦，那又是什么？连个梦都做得那么瞻前顾后。所以说，占喜换过来的生活无形中背负了更多的层面。

人们可以欢喜一个娇气的富家子弟被苦难摔打，却不能接受一个穷孩子白白张着嘴美滋滋吃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人们不断地打断他，提醒他：好吃的馅饼，每一口都是来之不易的，以后还想吃吗？那就要奋斗，你还应该去看看很多在城市里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因为他表现出来吃这种馅饼的满足感，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了：他一定过不回原来的日子的，谁不贪恋好的生活？何况一个孩子？然而，土地的单纯和质朴为什么在城市的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人们怎样才能够说清楚，诚实的劳动、勤劳的双手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并不一定能够开垦出富足的生活。

媒体在一期节目里并没有往深层去想，却只是凭直觉和单单的优越感去警惕着这一切，殊不知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公平。这个视角不平等，才会引起如此多的讨论。媒体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一个这样戏剧化的节目里转嫁到了孩子身上，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媒体巧妙地绕开了严肃和深刻，只是在占喜的梦里面，带着尚不自知的优越感，转引“其实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当别人，把别人当自己”的哲学语言，在密集的解说词中，表达着对占喜的批判，使这个穷孩子在人们心里渐渐失衡。同时反复用影像不断加重在青海逐渐被土地修复的魏程，一路用慢镜头不断重温魏程流泪、下跪的瞬间。于是更加重了两个少年的不对称。原本只是缺少物质文明、存在生存条件不对称的农村孩子，开始在精神层面“沾染”上“不良习气”，自然成为那边高调颂扬的情感的附属品和反衬。只重在感情上做文章，打造高收视率的情感真人剧，媒体回避和绕走现实的高明，有的时候却是一种失职的表现。

占喜做了一个富贵梦，晕了的却是媒体。那种浅薄的展示和批判使我们对媒体的担当意识怀疑。我们一直需要的是作为一个称为“社会和民族良心”的媒体，而不是在更多感性色彩支配下对发生的事情以及事件中的人做表面文章的媒体，哪怕是些微的偏离和失职，也会导致价值天平的最终倾斜。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