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05:32:3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双侧上臂微微阵痛。2014年8月14日上午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前，他刚打了两针疫苗。
他将作为中国赴西非医疗队的成员离开北京。
朱继红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如此棘手的高感染病毒。大约10年前，他所在的人民医院是最早面对非典的医疗机构。朱继红本人也是站在最前线的医疗工作者之一。
“埃博拉病毒对我来说，就像当初的非典一样是未知的。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过一个感染过埃博拉的病人，只是在书本上知道它是什么。”朱继红谨慎地说。
以国际主义和国际责任的名义，中国医生不仅坚守在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疫区，并将用更大的力量帮助那里的人民，也为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公民带去慰藉。
“得有担当”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2014年8月12日作出决定，撤离在肯尼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地的20名日本医生护士等相关人员。预计撤离工作在一周内完成。
而与此同时，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国在国家卫计委部署之下，北京市目前已组建3支赴西非医疗队。它们来自这座城市中最好的三甲综合医院：协和医院、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等。当然还有全国顶级的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和地坛医院，它们已经被北京市指定为埃博拉收治医院。
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和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联合组成一支队伍――在非典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人民医院和北大医院组成一队。
根据目前的通知，每支医疗队将赴非工作一个月后轮换。医疗队抵达非洲后，将指导和帮助当地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患者的救治工作，对疑似和确诊病例进行救治。
在资深医生朱继红的印象中，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传染病暴发地区临时派出援外医疗队。
此前，类似情况是中国国际救援队中的医务人员，他们曾参与国外地震的灾害救援，医务人员主要来自武警总医院。
去西非面对埃博拉，“我现在也在想，自己能否像十年前那样有冲劲，毕竟老了十岁。”朱继红说。
除了注射疫苗，朱继红还没有做任何准备，因为启程时间未定、地点未定。“我觉得个人准备还是小事，关键是当地的医疗设备资源是否够用，我们的知识准备是否够。”他还在等待，希望得到更多当地的信息和疾病情况，以及相关的培训。
在采访期间，朱继红的手机信息不断，他的同学、亲友发来鼓励或者规劝，末尾大都会有一句“一切小心、保重自己”。
“没有士兵愿意打仗，只不过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得有担当。”朱继红说。
地坛医院感染疾病诊疗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凌航的孩子刚刚一岁。
8月11日下午4点多，已经回家的王凌航接到赴西非的报名短信后，又把车开回了医院。他报名参加了医疗队。
王凌航觉得，控制传染病疫情是传染病医生的天职。
地坛医院宣传科主任陈明莲对《望东方周刊》介绍，地坛医院8人援非医疗队中，包括感染科临床专家、院感专家、护理人员、检验人员。其中两名医生会法语，即几内亚官方语言。
在这些医疗队启程之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的9名公共卫生专家组成专家组，已经赶赴非洲。
这是中国首次以公共卫生专家组的形式提供对外援助。每个专家组由3位专家组成――一名流行病学专家和两名消杀防护专家。
专家组携带的援助物资已运抵西非，主要包括个人防护用品、环境消杀药品和治疗药物等。
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对当地专业人员进行个人防护、消毒及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协助做好援助物资的分发工作，同时指导在非中方人员加强疾病防范工作。
商务部的信息显示，有近2万名中国公民在西非埃博拉疫区工作和生活。目前还没有中国公民感染的消息。
没人会用的CT
刚刚结束在几内亚援助任务的第23批援外医疗队领队队长、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说：“中几友好医院仍在工作，中国医疗队仍将继续坚守在几内亚。”
1963年，中国应邀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至今超过50年历史，先后向以非洲为主的全球各地派出2万余名医务工作者，诊治患者2.4亿人次。
援助采取各省市对口不同国家的形式，北京对口几内亚。至今为止，中国首都已有23支队伍曾经踏上过几内亚的土地。
几内亚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刚刚建好的中几友好医院是中国在几内亚援建的唯一一家医院，技术设备几乎是当地最好，然而由于医院刚刚组建，全院没有一位B超医生和麻醉大夫。
双排CT在这里成了谁都不会用的高端仪器，“我们的操作医生病倒了都一直坚持着，因为机器除了她没人会用。”第22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天坛医院工会主席徐燕玲对本刊记者说。
三年前，中国医疗队才刚刚搬进新驻地，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电视、空调等电器配备齐全，电视也终于有两个中文频道可以收看。
在出发前，医疗队的医生先学习半年法语，但与当地医生、患者交流依旧有障碍。“病人一旦说当地方言，我们的医生就很难听懂。所以几乎以当地医生为准，我们的医生也一同坐诊。”徐燕玲介绍说，中国医生坐诊时，会借用电子词典等工具或以英语交流。
中几友好医院于2011年交付，中国的医疗队为这里建立起了与国内医院类似的门诊制度。
但直到2012年3月初，在中国不断追加药品援助、医疗设备援助后，中几友好医院才开门接待病人。在这个医院里，就连荞麦皮枕头都是中国政府配备的。
2014年8月中旬是两支医疗队伍交接的时候。由北京友谊医院医生组成的第24批援几内亚医疗队也将于8月15日启程前往几内亚，接替安贞医院的医疗队。
安贞医院的医疗队经历了埃博拉蔓延的最猛烈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没有返回中国。
其中外科专家曹广曾在微博中写道：“作为第一个接触（埃博拉）患者的中国医生，虽然当时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我挺感谢自己有这段经历。”
2014年3月，在几内亚官方尚未确认疫情时，曹广就接诊了一名有出血症状的患者，病人最终死亡并被证实感染埃博拉。
没过多久，医院内与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6名医生护士都感染并出现死亡，其中包括曹广的医生搭档盖思姆和护士卡马拉。
曹广经历21天隔离期后，被确认没有感染。
盖思姆是中国医疗队在几内亚中几友好医院的好朋友。徐燕玲指着一张合影说：“这就是盖思姆，他会说一些中文。”照片中的他高高大大。
在几内亚，中国医生没有看到传染病报告制度，医院的防护安全意识更低下，比如手术室的手术巾只有一条。
会杂工的医疗队领队
“我们必须身着防护服，这延长了我们在隔离病房逗留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保持每次进入隔离病房45分钟至一个小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延长至大约2小时。”在西非疫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线医生Tim Jagatic 描述道，“当我们穿上防护设备时，会产生巨大的生理压力，因为它是不透气的，因此，当我们出汗时，全身都被浸透。”
无论中国医生还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进入疫区前后都要全身消毒，避免病毒感染。
中国医生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还有生活困难。几内亚经常停电，导致驻地停水。
发电、换水管、修锁成了大家的必备技能，“我刚去的几个月，嗓子几乎哑得出不来声音。”
两年下来，队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每个人都瘦了，减重最多的一个人瘦了二三十斤。
虽然不是每支中国医疗队都会碰上大规模埃博拉病毒暴发，但无一例外都会遇上疟疾。
徐燕玲也一度发烧倒下，大半队员得过疟疾，有的还不止一次。
2010年适逢几内亚大选，对立双方一度有过冲突。作为纪律，医疗队队员不允许单独行动。
每次购物就开一辆大车集体采购。几内亚许多商品来自中国，“纸巾，连翻译都用不着，包装上直接就是中文。”徐燕玲说。这多少给远在西非的医疗队些许安慰。
2013年正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出50周年。半个世纪中，中国援外医疗队成员像珍珠般洒落在非洲大地上，评价说：“这项事业坚持了50年，很了不起。”
如今，在中国人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开始面对更加艰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