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到韩非

先秦诸子中，法家的管理思想较为独特。它来源于诸子百家的争鸣，同儒、道、墨、名、农、纵横诸家都有关联，突出实用性和功利性。秦从变法到统一再到覆亡，就是法家思想的完整实践。法家以富国强兵为使命，其管理思想主张国家至上，立足于国与民的对立，以挤压社会作为国家崛起的代价，排除管理中的情感因素，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的制度学派。在追求富强的方式上，法家主张统一思想，废私立公，弱民强国，君主独断。在具体管理技术上，法家在法术势的配合、奖惩的逻辑、驾驭臣下的手段等方面有行之有效的举措，不乏深刻犀利的洞见。法家管理思想中组织强大化、目标单一化、成员蚁族化的设计，具有高度的诱惑力，同时也构成了忽视教化、追求短期效应、排斥多元价值、把组织成员工具化的种种陷阱。从古到今，法家的管理思想在整体思路上被后人扬弃，但在具体管理方法和技能上则因其实用性而一直被人们所重视。

战国法家的谱系

法家在战国时期曾经十分风光，显赫一时。秦始皇振长策而驭宇内，灭六国而成一统，全靠法家的治国之术。在管理思想史上，法家同先秦其他各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法家就是中国古代的制度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汉书·艺文志》概括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法家出于理官（周朝的法官）并不可靠，而他们兴起于三晋、成就于秦国则千真万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李斯等人。

人们一般认为，法家同儒家是对立的。但最初的法家，却是从儒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细究起来，早在春秋时期，子产治理郑国的手段，就有一些法家的踪影。而正是这位子产，曾经得到孔子的高度肯定，可见儒法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学界公认战国法家的始祖是魏国的李悝，而这位法家的创始人，恰恰是孔门高足子夏（名卜商）的弟子。《汉书·艺文志》中，有《李克》七篇列入儒家，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列入法家。学界多数人（如钱穆、章太炎等）认为，李克就是李悝。可见，李悝与儒家有很深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在孔子以后，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内圣”，一个是“外王”。内圣由曾参、颜渊等人引领，而外王则由子贡、子夏等人发扬光大。儒家的《诗》、《易》、《礼》、《春秋》之传，都同子夏有关。孔子去世后，子夏长期在西河讲学，魏文侯、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说儒家是法家的学术来源之一并不为过。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师从于儒者荀子。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具有同源性，掌握这一角度，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法家思想的内涵。

商鞅的师承不明，仅仅知道他“好刑名之学”。人们一般都了解商鞅在法制方面的主张，然而，对商鞅思想的复杂性似乎关注不够。商鞅在入秦时，先给秦孝公讲帝道、王道，最后才讲霸道。从商鞅所讲的内容来看，他的思想不是单纯的法家，只是因为他在秦国变法期间厉行法治而出了名，从而掩盖了他思想中的其他成分。商鞅有一个门客尸佼，是那种亦师亦友的角色，从尸佼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商鞅思想中的某些端倪来。尸佼所作的《尸子》一书，按照刘向的评价，“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道”，似乎同儒家完全背离。钱穆也说：“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一脉耳。”而传至今日的《尸子》辑本，既谈论仁义道德，又谈论法治刑名，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视一点也不亚于对法家制度理念、名家逻辑推论的重视，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尸子》列入杂家。另外，以军事思想著称的尉缭，也被《汉书》列入杂家，他曾“为商君学”（刘向语）。由此可见，商鞅之学具有杂家色彩。

慎到的思想渊源，明显来自于道家。“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现存《慎子》一书，尽管有大量佚失，但还可以看出主要内容并不是道家学说，而是法家理论。曾经在韩国为相的申不害也同慎到类似，至于韩非，更是从黄老之学中为法家理论寻找根据。可以说，慎到、申不害和韩非，都表现出道家向法家的过渡。尤其是稷下学宫，是黄老之学向法家思想发展的大本营。本栏目上期文章已经陈说了这一史实，不再赘述。而所有的法家人物，在涉及到实务策略时，又往往采纳纵横家的言说之术和名辩家的思维逻辑。

总之，法家思想在学术渊源上，既有儒家的礼治和外王倾向，又有杂家的思想影响和扩展，还有道家的理论向现实的引申，以及纵横家、名辩家的论证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法家思想体现了古代管理中追求实用而跨学科跨学派的现象。法家从一开始就用功利眼光来取合学术，所以才自成一家。如果说，儒家管理思想偏于“立德”，道家管理思想偏于“立言”，那么，法家管理思想则偏于“立功”。对战国法家的思想渊源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法家实际上对各派思想都能为己所用，儒墨道兵农名辩各家，都能被采纳到法家学说之中。然而，不管哪一家，只要同法家的实务需求相违，那就会毫不犹豫地遭到法家的批驳。法家人物对其他学派采取的态度是：不管该学派的思想体系和逻辑前提，关键在于对治理国家有没有用。“拾到篮子就是菜”，前提是这个菜要能充饥。在战国的著名思想家中，对诸子有较系统评价的主要有庄子、荀子和韩非。相比较而言，庄子评判诸子，是为了彰显人的自身价值；荀子评判诸子，是为了构建礼治体系；而韩非评判诸子，是用功利眼光对诸子之说进行筛选。

法家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主要有《商君书》和《韩非子》，其他著作多佚亡。李悝曾经编纂过《法经》，开了中国历史上编纂法典的先例，但其内容早已失传，只能从后代法典的只言片语中窥其大端。李悝的个人著述也不复存世，只能从其他著作的片段记录中了解其基本思想。刘向的《说苑》、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以及其他史书和类书，都有一些关于李悝的记载。《商君书》在古代也称为《商子》、《商君》，现存26篇（实存24篇，2篇有目无文）。《商君书》的真伪一直有争议，而且传世的篇章中相关文字窜入、他人编辑添加、缺字、错漏、颠倒和重复较多，有些篇章明显为后人伪作或者经过后人加工，但其基本内容能够反映商鞅本人的思想当无疑问。慎到的著作有《慎子》42篇，但宋代就已经只存5篇，现在传下来的《慎子》辑本，只有7篇，而且肯定不是全文，仅仅是一些残存段落，另附有从古籍中摘录的佚文近60条。申不害有《申子》6篇，也已佚亡，现存文本是清代严可均的辑本，多是残条，仅仅《大体》1篇较为完整。韩非的著作原名《韩子》，唐代以后为了同韩愈相区别改称《韩非子》，55篇，今本也是55篇，是先秦诸子流传至今较为完整的。但是，其中哪些篇目属于韩非本人所作，哪些属于后人窜入，学界争论较大。可以说，当今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最能反映法家思想的，唯有《商君书》和《韩非子》两书，即便其中有后学伪作，也能同原作思想基本保持一致。对于掌握法家管理思想而言，无需过度考订辨伪也足以说明战国法家的思想概况。当然，专门从事史学和版本研究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