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和一群人的十字街头

阜新是个因煤而生的城市，曾是位居全国前5的国家大型煤炭基地。2001年12月，国务院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它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2002年，阜新矿务局提出了改革思路：“加快非煤发展，实施煤与非煤并重”。之后，阜新矿务局改制为阜新矿业集团，并以资源尚未枯竭的煤矿为基础，组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一直扮演着先行官的角色。自2002年煤价缓慢抬头起，到2004、2005年的爬坡，再到2009、2010年的大涨，并在2011年创下历史新高，这便是众所周知的“煤炭黄金10年”。这10年，让煤老板成为有钱人的标签，让鄂尔多斯和神木成为创富神话。这10年，给阜新带来多少财富和变化，坊间鲜有传说，媒体亦少关注。它依然是个藉藉无名的小城，拖着“老工基”沉重的尾巴，开采了60多年的大坑里，黑金已近枯竭。2005年，亚洲最大的机械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矿破产，破产清算、职工安置、资产变现、企业重组，到内蒙古白音华地区开发新矿……

走在阜新规整、干净、多树的大街上，豪车不时闷骚而过，迎面而来的女人，系着博柏利格子围巾，化着讲究的淡妆。比之鄂尔多斯女人脖子上的大金项链，黄金10年带来的财富，还是在这里留下了柔和的印迹。

话说1982年6月，为了安置全市的待业青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返城知青，海州露天矿成立了集体所有制服务公司――阜新矿区海州多种经营公司。本着“替国分忧、为民解愁、为社会服务”的宗旨，甫一亮相，就解决了1.7万多人的就业问题。

依托海州露天矿的实力，多种经营公司顺风顺水。身为总会计师的王玉文书记经理一肩挑，带领这个万人团队劈波斩浪，发展为拥有8个涉煤企业和7个服务公司的大企业。到了2005年，围绕重组后的海州矿辅体业务，公司走向鼎盛，职工6300多人，下辖的独立法人单位达到30多家。尽管有下岗、退休、退养的人员包袱，也有困难职工、工伤残人员和工亡遗属的帮扶担子。但是，有一路飙升的业绩做后援，再辅以工会的给力工作，这些困难都能迎刃而解。职工日子丰衣足食，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公司上下一片祥和。

但是，随着城市转型步子的加快，去年年初，国家“十三五”计划中的重要项目――海州露天矿公园建设启动，园址就在露天煤区，坑内采煤生产将全部停止，多种经营公司受到严重冲击。1至5月是半停产，职工开基本工资。但到了6月，公司只能支付职工每月500元的生活补助。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今年4月，公司已弹尽粮绝，500元的生活费都难以为继，涉及到的职工多达3000人。

这3000人中大多数是8个涉煤企业的选煤工，清一色60后，“挎筐老太”的后代。“一五”计划时期，海州矿大干快上，选煤工短缺。所谓选煤，就是对煤渣进行二次筛选。这活不需体力，更不需技术，只需左手筐右手铲。于是，矿领导决定，招聘矿工妻子入职。这些女人都是乡下人，随夫在矿区安家。守家待地就能挣钱贴补家用，她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几乎一夜之间，挎筐娘子军就诞生了。

在煤海里，在一筐筐的劳作间，女人的年华流逝了，成了挎筐老太，退出作业区。她们那些只有初、小学文化的儿子们，却长成了20出头的壮小子，成为选煤工的第二梯队，接班替岗顺理成章。他们被统一分配到多种经营公司，并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集体工人。

大集体职工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特定产物。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群体。他们曾经有900万之多，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11.2%。在东南沿海一带，这些职工的权益按着国家的相关政策，逐步得到了解决。但在东北地区，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他们的权益处在真空状态。国家、社会和所在企业的丝丝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应激反应，处理不当，便会转为社会危机。

2014年11月，阜新市政府、市人社局和多种经营公司的上级机关――阜矿集团和矿区总公司等部门，就3000人的安置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拿出了4个解决方案：一是争取安排到公益岗位就业;二是在露天公园建设工程中就业;三是到清河门皮革园区就业;四是与多种经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即买断工龄，领取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4个方案看上去不错，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公益岗需要阜新市财政局和人社局等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上报到辽宁省政府，再由省政府的相关部门批准和划拨资金。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等待的过程;到露天公园工地和清河门皮革园区就业，录用条件严格限制在汽车司机、铲车司机、勾机司机和修理工、缝纫工。3000职工中有这些技能的属极少数，绝大多数一辈子凭体力采煤，别无他能。

由此看来，只剩最后一项可以尝试。但现在，要全员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必须补缴拖欠近1个亿的保险金。多年来，面临庞大的社保费用，公司采取在岗缓缴、退休前补齐的办法，将3000人的费用，分解为退休一个补缴一个。眼下要一并补齐，钱从哪里来？还是无解。

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忧愁、焦虑，甚至愤怒，传染病般在3000人和3000个家庭中蔓延。他们说：“其实，再就业的岗位就在脚下。海州矿，这么大的一个坑，要在上面建地质公园，需要清煤填坑，需要大兴土木，除了开各种机械的司机，还有大量没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儿，这可是我们的老本行，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干呢？施工方说这是国家工程，规定不雇佣外工。可我们和阜矿集团是一家人呀，怎么说是外工？就因为我们是大集体工吗？”

面对“回坑再就业”一说，所有人都很无奈。说来说去还是回到大集体身份上，这里面的问题多去了，短期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现在，多种经营公司可支配的资金，只能坚持两个月。眼下不是治本的时候，而是要治标，要救急。如果能暂缓停产，或者说，停产分几步走，分批次地进行，只要采煤的轮子在转，哪怕转得慢些，都能维持每人每月500元的补助。职工要求不高，就区区500元，日子就能过下去，就能为盘活公司固定资产赢得时间。多种经营公司有7个子公司，有优质资产休闲度假山庄，有办公大楼和机器设备，虽然没权出售，但可以出租，可以用战略合作伙伴形式向社会融资。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启动厂办大集体转制程序，让3000号人平稳过渡到养老保险体系里。他们都年过五旬，离55岁的退休年限，也就三两年的光景。这三两年若能领24个月的失业金，跟退休金基本能对接上了。

这是公司上上下下共同的心愿，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城市转型、发展经济和职工权益，哪个都毋庸置疑，哪个都迫在眉睫，这不是一个大集体公司能平衡得了、完成得了的啊！

吴博军是多种经营公司的工会主席，10年来，工会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从工资集体协商到安全生产，从帮扶困难职工到文体活动，都搞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奖杯、荣誉证书从全总的到省市工会的，可以说拿到了手软。但从2013年1月起，公司开始停工、放假。曾经车水马龙的办公大楼，只剩下王玉文等几位留守的领导班子成员，吴博军是其中一位。“越是在困境中，工会工作越不能停。公司所有门都关了，但工会和经理办的大门，却天天向大家敞开。有这两道门在，公司就在;公司在，职工心里就有底。”

走进办公楼区，气派的活动场所散发着欢聚的余温，依稀可见职代会的热烈和表彰会的喜庆。职工书屋已空无一人，但书刊报一应俱全，获奖铜牌轩昂地挂在墙上，顽强地闪着金光。吴博军说：“眼下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市里搞职工篮球赛，我们年年参加，回回第一。今年虽然放长假了，但参赛是必须的。我们都是从困难中拼过来的人，知道精神不倒的道理。打比赛是面旗帜，能唤起大家的归属感和荣誉感。精神在，人心就不散。二是帮扶助困，稳定职工队伍。春节前，省总下拨了20万帮扶资金。全公司困难职工、病残职工和工亡遗属，外加8位离休工人和劳模，共计1200来人，是帮扶的首要对象。剩下的近2000人，也需要救助。这家交不上采暖费，那家孩子缺学费，都有相应的制度，工会要依规进行帮扶。职工们很自强，能干动活儿的，都没等、靠、要。女职工去做家政，像擦玻璃，虽然有点危险，但挣得挺多，都抢着干。男职工送水、拾荒、拉脚，挣苦力钱，尽最大能力自救。”

采访至此，一座城和一群人的困境清晰可见。这3000人其实是城市转型的垫底者，煤是大家的，利益也是大家的。现在，让少数人去垫底、去牺牲，他们肯定有想法。这不是职工素质低，也不是他们不讲理。国家、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要承认并尊重这些人，乃至他们的父辈，其中就包括挎筐老太们的付出和劳动红利，理解这些人对未来的忧虑和生计负担。国家出政策，政府和企业出资金，让这些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尽量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去顾全大局。

一个关停并转，最难的是失业与就业。转型、民生、维稳，牵一发而动全身，考验着执行者的智慧、能力和情怀，考验着干群关系。一个大集体公司，一个近3000人的群体，折射的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