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挂金钩 第16期

倒挂金钩就是人在腾空状态下头朝下脚朝上将球踢入球门过去巴西队的里瓦尔多最能玩这个动作。显然，这是足球场上一种非常规性的射门方式，并不是经常可以看到，与常规进球方式不同，任何一个倒钩进球无疑都是想象力与爆发力完美融合的结晶。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常规的思维定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些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方法论极端，生产力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后面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因变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的典型套路，经济利益驱使政治行为，从而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然而，一旦要把逻辑顺序完全颠倒过来，那就是倒挂金钩――观念决定制度或行为，再由此决定相关的政策结果、这非常规的思路，力图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政策变迁，解释逻辑自然有难度，需要研究者发挥里瓦尔多那样的想象力和爆发力。

意识形态是理念(idea)层面的变量，而理念只有通过人(actor)才能对政策发挥作用显然，理念影响政策最方便的作用途径便是影响作为政治决策层的政治家，在非民主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这个解释途径最好不过了：如果社会遭到国家(state)的压制，缺乏表达意见的能力，那么政策的决定权更多地在国家这一方，那么，国家政治决策层的理念无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家的理念就成为此类解释的关键所在。

倒挂金钩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在追求创新的学术界，这样想做里瓦尔多的人还的确不少。例如高柏所写《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一书，在解释变量上便想要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政策变迁。

在理论上，高博士凭借的是经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强调制度、国家等变量，拒绝经济学与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理性人假设。然而，熟悉西方文献的高博士知道这种理论方法的优势、劣势，所以也并不企图在方法论上有大的创新，他也深知意识形态在界定上的难度，所以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界定日本从二战以来逐渐发展出的经济意识形态――发展主义。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日本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发展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体主义，具有强烈的生产导向，强调战略干预的经济观、防止过度竞争原则、反利润原则。

那么，思想观念如何通过政治力量对政策发挥影响呢?高博士把重点落在了关键经济学家与主要政治家的牢固联系之上，同时他也提及外部威胁感知之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起到的辅助作用。

其中，以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精一为首的实践派经济学家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来不同时期的政策范式，包括1930年代初期到1949年的管制经济、1950年底占统治地位的促进出口、以及1960年代的高增长与自由化政策，高书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在这些不同时期对其政策范式的具体影响。高书对于从理念到政策的因果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细致地展现了日本这段时期政策演变中话语传播的详尽过程。有了针对话语传播的剖析，从经济学家的思想到政治家的理念、再到政策结果的逻辑才得以建立起来。

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倒挂金钩的难度仍然存在：尽管高书对意识形态的解读较为详细，但他却难以区分理念与制度孰先孰后的次序问题；一旦他要用意识形态去解释经济政策变化，就会跟政商关系等制度因素沾在一起，难以分离，加之又缺乏比较案例，高书只能停留在单方面把故事讲清楚的地步，却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比较论证。

其实，在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领域，有许多以理念为基础的成熟研究。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可以参考彼得・霍尔针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其系列研究强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七八十年代经济政策改变的基础是从凯恩斯主义理念到货币主义理念的转变。与之前两位作者不同，霍尔明确地提出理念的影响力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的，在研究中也更多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来隔离理念变量之于政策变迁的独立影响。

话说回来，倒挂金钧是个危险的射门动作，玩不好就成了杂耍，非但进不了球，还会惹来一身骚。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在政策变迁中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程度范围与因果机制却很难明确界定。从意识形态到政策结果，整个倒挂金钧的逻辑链条是：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为政治家接受而成为政治理念，进而通过话语传播成为决策共同体共享、甚至是国家与社会共享的制度性理念，从而最终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影响。这样的大胆假设需要小心、严谨的求证，其实证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准确的解读去界定什么才是内在一致的“主流观念”，如何根据历史重构去剖析从思想到政策结果的话语传播过程，如何通过严谨的案例比较去挖掘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利益而对政策变迁所发挥的“偏”影响。

在此，高柏博士做出了倒挂金钧的动作，精神可嘉，可惜离进球得分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