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之受众群体

摘要：对书籍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分析有利于呈现更为宏观的思想、社会、政治及文化走向。故笔者试图从社会环境、传教士、士人阶层、汉语写作书目、华籍神职人员、教会等多重角度，略论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之受众群体。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以“学术收揽人心”面向上层人士不同，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受众以普通中下层民众为主。

关键词：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受众群体

目前，学术界关于晚清社会各阶层与天主教传教运动的关系研究多强调民教关系且侧重考察民教冲突，对于天主教传教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汉语写作书目与受众群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故本文试图从社会环境、传教士、士人阶层、汉语写作书目、华籍神职人员、教会等多重角度，略论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之受众群体。

1明清之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受众群体

天主教于明末再次入华，利玛窦致力于研读孔孟经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并向上层人士传播天主教。为了更好地吸引上层人士，耶稣会士还引进西方科技，希冀以此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他们以较理性化、学术性的方式，向学者们宣讲福音”，马相伯更曾将此一时期耶稣会的传教方式称为“学术传教”。

及至禁教时期，“教徒素质发生很大变化。一般教徒多为平民，很少有知识分子和官员入教，有也是秘密的，以免丢官”。冯若望主教曾在他和交趾支那的宗座监牧皮牛主教的信件中表示强烈愤恨，认为“这些人（知识阶级与官僚分子）是最坏的一等人，无论何时何处，他们都是教会的最大灾害”。

2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受众群体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又相继缔结《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天主教以上述条约、谕令为依据得以公开传教，四处活动，教会地位骤然提升，由受人压制摇身一变而压制他人。当最高统治者被逼无奈、受制于外时，晚清部分士大夫们自觉担当起反教责任，成为反教主体。如此则晚清天主教与士大夫阶层相互猜疑以致矛盾丛生，畛域分明，其不可能将归化中国上层士大夫作为传教的主体任务。与明清之际相比，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基本没有主流士大夫阶层人士为其作序的情况出现，或可为一佐证。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士所面临首要任务即是重整破碎的教友团体，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时间大部分是花在照顾教友方面的，从而导致晚清早期入华传教士对于深入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汉语修养的兴趣较低。以晚清人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例，曾于1846年镌刻《昭然公论》对其汉语修养水平较低的现象提出质疑，此系首次出自内部的批评声浪。书中批判晚清入华耶稣会士“一字不识、一语不通，一事不懂”。宗座代牧既不讲道，亦不教导教友看经书，更是忽视先前耶稣会士所留下来的著述。晚清入华耶稣会士已远不及明末清初学识渊博的耶稣会士。针对这些批评，耶稣会士南格禄特别写了《诬谤论》作为回应，其解释说此次入华神父不仅要尽职办事工，如看顾病人、举行圣事等，更要四处传教，“从前西来之神父，不要紧学土话，不要紧办病人，不要紧开四规，惟专工读书识字，即如利玛窦，到中七年，亦不办一事，单单读书，所以能通中华经史”。其对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见一斑，鄂尔壁神父曾在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道：“应该承认，就中国方块字知识而言，目前这些先生（新教传教士）大有压倒为数不多、整天只顾关心自己教徒而无暇专心学习汉语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趋势。”马相伯先生亦曾对晚清来华传教士不喜学问的情况大加批判，更曾公开质询“盖来华传教士喜用学问诱掖者有几”？

从晚清传教士创作汉语写作书目的动机来看，其基本以适应普通中下层民众尤其是知识匮乏的平民、蒙童为主。天主教传教士于其所作书目序言中或明确表示此书为初入华之传教士学习之用，或为帮助蒙童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习教义、教规而作，如法国传教士蔡尚质译《耶稣受难记略方言》中系将耶稣受难事迹译成土语，均类行常日用之谈。至于美国传教士苗仰山所译《方言问答撮要》则可算是先生向学生传授天主教义的平常用书。遣使会士田类斯编写的《拣言要理》一书语言简明且易于背诵，即使秉性愚鲁之教友，亦能读懂。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种类多为教理讲道、教仪教礼等纯粹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对极力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自救的主流士人阶层而言缺乏吸引力。就晚清天主教华籍神职人员而言，其或出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人家，或从小即入宗教学校学习，即使出国受训，亦多就读于神学院学习神学、拉丁文等内容，较少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不可能以宣扬博物知识为手段与上层士大夫交往。天主教会不重视学问，致使“教会文风凌替，外国教士中，求如利西泰、艾思及之能与士大夫晋结自如者，固不可多得，即教士求能如徐玄扈、李我存或吴渔山之以学术见称于世者，亦不可多得”。马相伯先生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只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罗马攻书者有几？则其培养教友之存心，不愿追步利南等可想……今也何如？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若晨星

可见，天主教会并不着意于教徒抑或教士的学问培养，其不可能以学问争取上层士大夫的认同。

而晚清大部分士人对天主教或持敌视态度，或对其教义不屑一顾，或存小心防备之心态，对其经典亦颇有微词。郑观应认为天主教人华传教实为心怀不轨，妄图以传教亡他人之国。曾纪泽曾以中国经史为“摩西之书”之检验，其对天主教所持态度则相对缓和很多，但又认为‘《旧约全书》可笑之至”、荒诞不经。李元度、邵作舟则以天朝上国传扬儒家圣人之道自居，对天主教、耶稣教传教秉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窃谓不足虑。抑且深足为喜，不惟不虑彼教夺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将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圣人之道，彼不深知则已，苟深知则将自惭其为教之陋，而忻喜服从必矣。”曾国藩则认为“鄙意洋人教术本不足以惑人”，其更倾向于对“洋人教术”秉承小心防备即可的态度。而晚清维新运动的兴起，“不但在现实中煽动起‘趋新’的思潮，更影响了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新教在这套历史叙事中获得政治和道德优越感的认同”，故天主教即使想在此种社会环境中争取高层人士的归化，必然收效甚微。

3结论

鸦片战争以及不平条约的签订使得晚清天主教与士大夫阶层相互猜疑以致矛盾丛生，畛域分明。晚清大部分士人对天主教或持敌视态度，或对其教义不屑一顾，或存小心防备之心态，对其经典亦颇有微词。而晚清入华传教士早期忙于举办各种事工：学习中国传教区内方言、土话，此一时期内对于深入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汉语修养的兴趣较低。就晚清传教士创作汉语写作书目动机而言，其基本以适应普通中下层民众尤其是知识匮乏的平民、蒙童为主。晚清天主教华籍神职人员或出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人家，或从小即入宗教学校学习，即使出国受训，亦多就读于神学院学习神学、拉丁文等内容，较少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不可能以宣扬博物知识为手段与上层士大夫交往。而天主教会并不着意于教徒抑或教士的学问培养，其更不可能以学问争取上层士大夫的认同。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种类亦多为教理讲道、教仪教礼等纯粹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对极力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自救的主流士人阶层而言缺乏吸引力。故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的受众群体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以“学术收揽人心”面向上层人士不同，其传教书目受众转以背通中下层民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