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原则论文：保险法中的原则探索

作者：李书聪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美国合理期待原则适用之辩

虽然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逐步采纳了合理期待原则，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合同解释的新原则，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存有较大争议。(一)赞成者之辩1．合理期待原则促使保险人披露其保障信息，以便保险消费者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3］在合理期待原则下，通过对保险消费者合理期待的满足，当保单范围不明时，将保险责任归咎于保险人。这样，保险人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必然会竭尽全力明确保单条款，对保单保障范围做出严格且明晰的界定，达到保障信息的最大化披露。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人们对有益于自己的信息了解越多，就会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将自己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效率最大的地方。因此，保险人披露的保障信息越多越充实，保险消费者对其了解就会越多越详尽，也就会促使保险消费者有限资源的最高效利用。2．合理期待原则促使风险有效分散保险的功能表现为在遭遇同种类型风险的不同主体之间实现损失的分配，法官运用合理期待原则实现对保险消费者合理期待的支持，是对保险功能的一种完美演绎。从某种意义上说，合理期待原则的出现进一步延伸了“深口袋”(deeppocket)理论，即在处理保险纠纷的时候做出对保险人不利的判决，让拥有雄厚资金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以分散社会风险，保护普通投保人的利益［4］。3．合理期待原则是实质公平的彰显在保单条款对某种保障做出了明确的排除时，以合理期待原则为依据，对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进行保护，实现保险消费者的利益，看似是一种对保险人的不公平，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之所以会产生，绝大多数是保险人或保险人的误导所致。而这种误导对保险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且这种不公平是实质的不公平。通过合理期待原则对这种误导进行限制纠正，满足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这是对实质公平的一种根本上的彰显。因此，美国有学者指出，合理期待原则实现了公正的法律价值追求［5］。4．合理期待原则有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使法官对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做出应有的支持，使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护;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该原则的刺激，保险人才对保单细节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与说明，这就加强了保单的规范性，提高了保险消费者对保单内容的可知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或纠纷的几率，实现保险合同双方利益的有机协调，促进整个保险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二)反对者之辩1．合理期待之“合理”无标可从“合理”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主体在相同情势下和相同主体在不同情势下对其内涵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在个案中，对“合理”的判别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案件的认知程度和主观价值取向。而法官对案件的认知程度和主观价值取向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在“合理”无标可从的情况下，在无数的个案中，我们就无法保证案件的公平与公正，无法实现保险合同双方利益的实质平衡。2．合理期待原则是对合同确定性的无视由契约精神可知，书面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确定的，但合理期待原则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适用，使法官可以对合同一方的利益做出一种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考量与分配，这样就使原本确定的保险人的义务变得不确定。“司法干预与立法干预不同，它能导致成本难以预见，使保险人产生惧怕进而紧缩市场。立法干预具有前瞻性，而司法干预则有追溯性，从而就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传统的规则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来说，合理期待原则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6］3．合理期待原则是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双损之规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保险业的反映是业务容量的收缩，保险业加倍努力重新起草和限定保险险种和承保范围，被保险人现在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更加谨慎地起草和限定的、很少有解释余地的合同，他们过去从法院对过时合同条款进行宽泛的解释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付出过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得不偿失”［7］。作为保险业的实体，保险公司面对该原则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做出提高保险费率、增加保费以及限制承保范围等应对之策，这些不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而且对保险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认为合理期待原则是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双损之规，并不言过。4．合理期待原则是对契约自由的亵渎根据契约自由精神，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不存在使合同效力不确定的情形，合同双方的权利之行使和义务之履行就应当由书面合同决定。而按照合理期待原则，保险消费者权利的行使和保险人义务的履行都要取决于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而不受合同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合同内容的任何约束，这样契约自由就变得虚无缥缈。并且在具体个案中，法官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会变成法院的合理期待，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保险也就变成了法院判决的保险，这更是对契约自由的公然亵渎。

我国合理期待原则引入之思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们是否应该引进合理期待原则，需要审慎而全面的思考。(一)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的必要性之思1．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需要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相对于英美等国家悠久的保险发展史而言，我国保险业尚处在少年期。业内恶性竞争和违规经营现象普遍，保险市场秩序混乱;保险机构管理措施不健全，诚信度低;保险经纪人专业知识匮乏，业务素质相对较差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而我国保险立法相对滞后，保险监管能力相对有限，当出现保险争议或纠纷时，司法机关经常处于无法可循的境地，使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不健全的保险行业中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因而，将合理期待原则引入我国保险合同解释中，对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和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2．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保险合同解释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对保险合同解释的意义认识不清，在审判或仲裁中对应解释的合同内容不解释或胡乱解释;对保险合同文本采用绝对忠实的态度，文本解释只是考虑简单的字面含义，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却考虑甚少等。这些合同解释中的乱象，实现的仅是合同解释公平合理的表征，却无法达到合同解释公平合理的实质，无法为司法裁判提供有力的支撑。语言文字只是传达思想但不完美的符号，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不应被语言文字所左右。在保险合同解释中，我们不应拘泥于纸质化的语言文字，而应慎思保险合同之目的和当事人之合理期待，以实现合同解释的实质公平合理，这也是合理期待原则的灵魂。(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的可行性之思虽然合理期待原则在美国的适用对美国保险理论的丰富和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但我国在保险合同解释中可否引入，引入后与现行保险合同解释体系可否兼容，与我国目前的审判制度可否兼容，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1．合理期待原则与我国现行保险合同解释体系可兼容按照我国目前的合同解释规则，在保险合同产生纠纷之后，首先应适用常规解释方法，以保单条款使用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来做解释;其次，当出现有异议的解释时，则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然而随着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人已不再单单靠保险交易中的专业优势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蒙蔽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而是以绝对的地位优势和绝佳的营销手段来干扰投保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样订立的合同不再有不明确、有异议之处，我国现行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也就无计可施。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不但不会与现行规则相悖，而且是对现行合同解释规则的一种有效补充，可促进我国保险合同解释体系的进一步完善。2．合理期待原则与我国审判制度可兼容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只能按照立法者所设计的规则做出机械的判断，而不能任意造法。合理期待原则在美国司法活动中之所以能有效适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法官对案件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这一点看，合理期待原则与我国的审判制度难以相容。纵观我国的审判制度，由于受概念法学的“理想主义”法精神的禁锢，我国法院的审判方式还存在大量问题，许多裁判结果也难言公平公正。我国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8］因此，我国的审判制度应作出进一步的改进，在民事审判中适当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合理期待原则的场合，法官仅被要求在“合理”的限度内去揣测投保人的预期，并在符合适用条件的情况下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这在我国现有的审判体制下是可以被制约并能够兼容的［9］。(三)合理期待原则有限适用之思对我国司法实践来说，合理期待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新原则，是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新保障，新事物固然有其强劲的生命力，但亦有其因新而不完善之处，所以，对如何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应做出理性的限制。1．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位阶之限合理期待原则是一种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但其不是普遍的解释原则，因而其不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合同的解释应首先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如文意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等等;其次，当保险合同条款语义含糊、模棱两可，又无法判断当事人意图时，则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最后，只有当穷尽各种解释原则仍无法得出公平合理的保险合同解释结果时，才以合理期待原则审慎解释之。2．保险消费者身份之限对于某些保险消费者来说，因为其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可能对保单的限制条款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比如本身就是保险行业人员的保险消费者。那么，此时就不再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其原因在于，如果个人已经对除外条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将破坏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基础，即合理期待原则推定被保险人不阅读保单，也不理解保单中的限制性条款”［10］。如果保险消费者阅读了保单，了解了保单中的限制性条款，其就不应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去买该保险，也就不存在合理期待的可能。3．保险合同条款范围之限在我国保险法中，保险合同条款可分为四类:格式条款、约定条款、法定条款和审批条款。格式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对格式条款内容要么完全赞同，要么完全不赞同，其有很少或完全没有话语权。为了纠正保险合同双方在地位上的不对等和在利益上的不平衡，解释格式条款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是无庸置疑的。约定条款由保险合同双方协商确定，合同条款内容是在缔约双方缜密思虑和充分讨论基础上制定的，是双方共同意志的体现和契约精神的彰显。为防止因合理期待原则滥用而产生的对合同原理的实质性违背，对约定条款不应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法定条款是由保险监管机构为规范保险活动，平衡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制定的。首先，保险监管机关在制定条款时，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定位已全面考虑，并且做到了“依赖法律秩序所提供的相应措施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来抵消现存的不平等的严重影响”［11］。其次，法定条款由保险监管机构制定时，并不存在保险合同双方意思的表达问题，不存在保险人利用条款表述技巧借机牟利的可能。综上，法定条款也不应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审批条款是指由保险监管机构审查批准才生效的条款。虽然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干预，但审批条款与法定条款的目的不同，法定条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规范理想的保险利益模式，而审批条款的目的则在于确保保险相对人的利益在国家保护能力范围之内，当相对人利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相应程序的保护。因此，对于审批条款应当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综上所述，对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和审批条款应该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对于约定条款和法定条款则不宜适用该原则。

结语

2009年我国《保险法》最新修订之后，内容进一步完善，体例进一步合理，但相对于我国迅速发展的保险业和日益复杂的保险交易关系来说，若言之完美，却实又不至。布兰代斯法官说过:“改变意味着发展，这是法律的生命。”［12］唯有不断改变、不断发展，保险法才能适应保险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才能获得新生。虽说合理期待原则目前在我国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但我们相信，该探讨所引之思潮对我国保险法的不断发展完善必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