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颠覆德育重构论文

时间:2022-10-06 12:36:47

传统颠覆德育重构论文

摘要:电视对中国民众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知识分子精英所要进行的启蒙运动理想,从基础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将儿童、农民和女性等弱势群体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通过这些群体与电视的关系,能够反观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并清晰地把握电视传媒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

关键词:弱势群体;儿童;农民;女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8)12-003

传播人种学的经典著作——大卫·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电视受众研究的文本典范。我们沿袭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的研究视野,将电视对中国的儿童、农民和女性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作为主要侧重点。通过主导群体中的非主导人群与电视的关系,能够反观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并清晰地把握电视传媒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

一、儿童:父权的质疑

威尔伯·施拉姆主持的电视效果研究被广泛引用的一个观点是:“对大多数儿童而言,在大多数条件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特别有益的。”这个看似令魔弹论持有者有些失望的结论。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即电视对儿童的确能够产生影响,只是影响的向度取决于个性、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因素。

(一)城市儿童

1976年以前,电视机主要集中在城市。1975年城镇人口1.6亿,大约平均每400人拥有一台电视机。受普通家庭拥有电视机总量和当时节目供应等条件的限制,电视对大众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相当有限。改革开放以后,电视的发展首先在城市取得突破。1985年。全国城镇居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拥有量为66.86台,彩色电视机为17.21台。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在美国,“在电视普及的早期,拥有电视是地位的象征。那些没有钱购买这一奢侈品的家庭,即使节衣缩食也要买上一台”。这种情况也同样在中国反映出来。因为电视最初是属于限量配给的高档消费品,所以,普通家庭获得购买自由以后,把电视首先当作一种地位的象征。施拉姆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北美“有孩子的家庭购买电视机的可能性是别的家庭的两倍。电视成为孩子们最大的。并且是惟一的最重要的娱乐来源”。

对于儿童来说,到10岁左右,才具备自主阅读印刷媒介的能力:相反。他们在6~9个月就开始注意媒体。因此,主要由声音和画面组成信息流的电视,就对儿童具备了影响的潜能。研究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只是偶然性地注视电视节目:但是如果电视一直开着的话,1岁的孩子实际上能坚持收看12%的节目:在2到3岁之间儿童的收视时间有显著的增加,从25%上升到45%,在4岁之前,儿童就能看55%的时间,即使他们呆在一个有许多分散注意的玩具和游戏的房间里。”1992年,全国城市儿童接触电视的日平均时间为36.3分钟,1996年为41.54分钟。2002年广州、上海、济南和哈尔滨等4城市的儿童少年中。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不到1小时、1~2小时、2~3小时和超过3小时的比例分别为32.5%、46.0%、15.4%和6.1%。电视逐渐成为儿童接触最多的媒介。因此,电视成为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外,一种新的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二)农村儿童

随着电视在全国的迅速扩张,农村儿童受电视影响的程度逐渐加剧。而且,由于他们的父母相对城市家庭而言,文化程度偏低。儿童受电视的影响更大。施拉姆的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是儿童受电视影响的重要因子之一: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孩子在父母的表率下。比其他孩子要少看电视。由于农村父母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城市,生活规范和自我完善机制都无法与城市父母相比,并且在生活习惯上更多依赖于电视。农村儿童在较为松懈的管制下。面对电视更缺乏抵制力。除此之外,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接触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要少得多,对于电视的依赖要超过城市儿童。因此,电视在塑造农村儿童认知力方面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三)取代“父亲”

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父亲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儿童起支配作用。因此,一般的家庭气氛冷淡,儿童较多地依靠母亲。害怕父亲,在父亲面前有挫折感。相对而言,“母子之间的亲情较之父子之间更为自然”。母亲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具有关键作用,父亲则在更多体现在行为方式和知识的传承上。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而习得社会行为。父亲一般来说是无可替代的行为模仿对象。此外,这种教育是以印刷媒介为介质传播的,首先必须进行口耳相授。因而。父亲决定着儿童的学习,地位不可撼动。

电视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认知格局。电视声音与画面结合传播信息的方式,既有别于剧情类的电影,也与印刷媒介有着显著区别。它不再对识字水平有较高的要求。通过画面、话语、音乐、色彩等元素,即可传达信息。电视普及以前。城市儿童在尚未具备阅读能力的情况下,家庭教育主要由父母传授科学知识和社会经验,并在父母的陪同下观看电影。此后,电视能够使儿童在父母缺席下,单独完成知识与经验的获取。他们模仿电视中的人物行为,并在与同伴分享中完成行为的习得。这样。电视具备了取代“父亲”在传统家庭中地位的功能,并赋予儿童质疑父权的途径。在家庭中,父亲受单一崇拜的格局随之被打破。这样,电视就动摇了作为宗法社会体系最小单元的家庭。

二、农民:宗法的最后守卫者

自农耕文明起始,农民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而且儒家文化正是建立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之上。因此,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将是考量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向度。

(一)农民与现代性

大众传媒对农民的影响。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传媒与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英克尔斯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能: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一一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

正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介的扩张,推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M.罗杰斯发现。农民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与大众媒介接触频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媒介接触频度又与农民的观念现代化呈正相关关系。虽然这些传播发展理论,因其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了批判。但是,他们所展现的大众传媒对农民影响的部分图景,确实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传媒研究者提出:“仅仅靠中国乡村传播中的自传播信息系统已经行不通了,农民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外部的信息和外部的推动在乡村发展中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动力。”大众传媒对农民的作用,在以方晓红为主的苏南农村研究中再次得到实证:“大众传媒媒介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空间距离,在它将现代城市文明传播给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的同时,也传播给了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农村,由于苏北农村工业化速度不够高,与城市文明的实际接触不够多,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更是成为苏北农村接受现代文明的主要途径,”

在电视大范围进入农村以前,农民接触的大众媒介主要是电影、广播、报刊和图书。对于低识字率的农民来说,报刊和图书与他们有天然的屏障,电影和广播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推进而进入农民视野的。广播毕竟缺乏直观、可见性,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条件。作为重要娱乐方式之一的电影,虽然以影像削平了现代化与农民之间的鸿沟,接触频度却非常有限。

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在2002年底进行的农村调查基础上,王玲宁和张国良的研究表明,农民每天接触电视、报纸、广播的时间分别为80.0分钟、9.5分钟和9.4分钟。因此,电视的普及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民的传统意识。当然是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与其他因素一起加促了农民的现代化进程。电视主要是在瓦解传统宗法观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是因为它影响着观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

(二)传统的承续与阻隔

在农村。传统宗法、家族观念不象城市那样被工作、距离和单元楼冲淡,而由田间合作、农闲娱乐以及风俗、仪式的不断重演维系着。建国后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因而,并没有改变农村家族聚居的格局,世代繁衍的单个或几个同姓家族仍然是自然村落的主要构成,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家族成员。在行政村事务管理上,家族势力占有重要作用。

在电视普及之前,经常是来自不同家庭的族人聚集在一台电视机前,共同分享电视节目带来的快乐。1985年。农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拥有量是10.94%。以150户的村庄计算,平均有16台电视机。每台电视的观看者大多来自血缘关系和居住相近的同姓族人。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共同观赏的人群逐步缩小,大致以父子组成的家庭为单位。1995年,农村每百户黑白电视机拥有量增长到63.81%。这样,同宗的家族成员之间,共同分享和交流经验、信息的机会相应减少。

(三)电视启蒙

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介入农村大众生活,使农民获得了与知识广泛接触的机会。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使科学知识和其他社会信息,以前所未有的低熵值传播向文盲;自由与平等观念通过电视剧剧情、纪录片解说、名人谈话等形式。输入习惯以传统惯例处理问题的农民意识之中。从而改变了父母包办婚姻、多子多福、靠拳头说话等观念。

电视进入农村的早期,主要是作为消遣娱乐的手段。1989年的调查显示,对电视的兴趣中,娱乐类76%、知识类18%、新闻5%。到2002年。农民接触大众媒介的主要动机中。“了解国内外大事”、“消遣娱乐”和“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各占72.2%、64.8%和63.9%,分列前三位。研究表明,获取信息和寻找娱乐与人的现代化指标之间,有显著的正负相关度,即倾向于获得信息的人现代化的程度偏高。

由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型中,电视广告传染了蔓延全球的消费主义“瘟疫”。这种消费主义,首先使贫苦农民对生活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荧幕上呈现的相差甚远,从而产生改变生活的内在驱动力。离开田地、外出打工,成为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次,消费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消费即幸福。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农村女性走出家门,亲手创造购买幸福的财富。为了实现幸福,传统男性独尊的家庭格局被彻底打破,父权和夫权自然丧失了内在合理性。因而。在电视媒介的强大助推下,从观念上动摇了宗法社会的最小组织单元一家族。

三、女性:象征权力的争夺

研究会的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状况与美国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从总体上要优于美国”。然而,电视媒体的女性呈现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女性呈现

在女性与媒介传播研究中,女性形象塑造是重要的关注点。多数研究认为,“媒介对男性和女性呈现的频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现象,而且有些媒介还存在着对女性再现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的现象”。在对中央电视台2002年《东方时空》三个子栏目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访谈嘉宾、拍摄对象及故事主角的女性出现比例是:《时空连线》19%、《东方之子》21%、《百姓故事》25%。如果说这种呈现比例是社会中成功女性的某种比例再现,不能成为女性电视呈现歧视的佐证;那么,大量女性形象的刻板成见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偏差,则更能说明问题。

女性呈现的刻板,首先体现在社会角色上。电视叙事的女性角色有限。在电视剧或纪录片中,她们通常被塑造为家庭妇女的形象,即使是职业女性,也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辅职业为主。在科技电子类产品的广告中,女性角色出现的次数仅占14.9%。其次,体现在价值观上。电视叙事评判女人的标准,是贤妻良母。那些受到赞扬的女性形象,一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她们在家庭中付出了巨大贡献。而与该形象背离的结果。则以悲剧的方式表现。电视对女性描述的歧视则主要反映为,将女性弱智化和色情化。女性形象的弱智化处理,是为男性的强势逻辑服务的。而广告中最为频繁的色情化处理。则体现了以男性为视角的叙事策略,往往采用联想、置换、隐喻等性暗示方式,或者直接进行性吸引的影像呈现。

(二)性别权力

当女性形象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论者一般采取的是“女性凝视”视角:“把女性看作是男性凝视的对象、复制社会控制与权力关系的过程”,“将视觉快乐看作是由父权制制度所构造的”。电视上的所有刻板印象和歧视均源于女性的被看,及其背后的男性中心主义。

戴维·莫利通过家庭成员在观看电视时的节目选择权力,推导出与之对应的社会性别关系,即男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处于家庭的主导地位。他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该现象的社会结构:“对男人来说,家庭主要是和家庭外雇佣的‘工业时间’相区别的休闲场所;对女人来说,家庭主要是工作的范围(不论她们是否上班)。这就意味着,调查家庭收视行为,是调查一种男人能较为全神贯注做、而女人出于其家庭责任只能分心地做、内疚地做的事情。”这样的家庭性别结构在收视行为上体现为,当观看节目发生冲突时,最终决定权属于男性。中国的电视受众调查表明,妻子,母亲的收视权力和家庭地位存在着相似的状况。这一结论从受众角度得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即这个社会是作为父权制社会来建设的。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只是女性受压迫的表层原因,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才是深层原因。

(三)女性频道

在女权主义者运用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不断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声音,以求获得更多的象征权力时,电视生产者开始将目光投射到观看时间比男性长、更具有消费倾向的女性受众身上。随着大众传媒小众化经营理念的扩张,女性电视栏目甚至女性频道纷纷开播。

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发了全国女性电视栏目开办的热潮。据统计,到1998年10月,全国32个省级以上电视台中,共有14个开办过专门妇女节目。由于制作困难,效果不好,收视率较低,经费以及栏目调整、人员安排等问题,有一半相继停播。1999年3月,中国首家女性专业电视频道长沙女性频道开播。此后,又出现了苏州女性频道(已停播)、黑龙江女性频道和广西卫视女性频道。在美国,到2003年,408家有线电视网(频道)中,有三家女性频道。

实际上,我国的女性频道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多是出于一种营销观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视主要是执行广告主意志的商业逻辑,以吸引更多的买主为目的。“对大部分全国性广告商而言,最为理想的受众是介于18岁和49岁之间的女性,因为是她们做出了绝大多数购买决定。”对电视运营商来说,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女性的趣味显然要比权力更具诱惑力。而该逻辑最终将促生非理性消费,导致消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不过,对于女性问题的集中关注,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立场、一种突破。它本质上是~种话语权力的争夺。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的解放必须求助于语言,而且是女性语言或双性语言。女性频道的设立,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置于话语的观照之下,恰是语言权力的获得。

作为“整个文化传承过程的重要部分”,电视对中国民众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知识分子精英所要进行的启蒙运动理想,从基础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将弱势群体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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