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榜书论

内容提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是继包世臣《艺舟双楫》而作，意在提倡碑学，贬低帖学，而“扬碑、抑帖、卑唐”较之包氏“扬碑抑帖”之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广艺舟双楫》的研究，许多学者专家都有专门论述，笔者针对康氏榜书论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康有为 榜书 广艺舟双楫

《广艺舟双楫》是晚清碑学理论上的一个总结，全书除《自叙》外，共六卷二十七章，其中，卷一、卷二论书体源流，卷三、卷四评骘历代碑版，卷五、卷六讨论笔墨技巧与学书经验。“榜书第二十四”列为卷六。有关“榜书”的论述，康氏主要涵盖了以下内容。

一、榜书的涵义与流变

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明代费瀛《大书长语》曰：“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汉丞相萧何是第一位运用榜书艺术装饰帝王宫殿的书家，但不是第一位写榜书的书家。早在秦统一文字以前，榜书就出现了。据《泰山》、《琅邪》、《峄山》、《会稽》刻石和文献记载，第一位书写榜书的书家是秦丞相李斯。李斯的榜书未见流传，至于萧何题写苍龙、白虎二阙也早已不存。康有为关于“榜书”的涵义就简单的一句话：“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有关榜书名家，康氏只推崇以下几位：“自萧何题署之后，梁鹄、韦诞、卫觊盛以此称，唐时殷仲容‘资圣’、王知敬‘清禅’并知名一时。”对于榜书，康氏也未能偏离“尊碑”思想，大赞北朝，贬低唐宋。“北人工为署书，其知名者并著于时。题洛京宫殿门板，则有沈含馨、江式；北京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则窦遵瑾；周天和时，露寝成，赵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守，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其重榜书至矣。故榜书当以六朝为法。”

二、榜书的临习与创作

1.用笔。由于榜书字大盈尺，因此，在选笔及用笔上有别于写小字。

关于“选笔”，康有为云：“作榜书笔毫当选极长至二寸外软美如意者，方能适用。纸必当用泾县。他书笔略不佳，尚可勉强，惟榜书极难，真所谓非精笔佳纸，晴天爽气不能为书，盖又过于小楷也。字过数尺，非笔所能书，持碎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奋身厉气，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寻丈，身手所不能为，或谓持帚为之，吾为不如聚米临碑，出以双钩之，易而观美也。”这里不仅有笔锋的长短问题，还用选毫、用纸问题，更多的是用肘、用臂、乃至身法问题。

关于“执笔”，康氏云：“榜书操笔，亦与小字异。韩方明所谓‘摄笔以五指垂下，捻笔作书’，盖伸臂代管，易于运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笔之法，捻拳握管于掌中。其法起于诸葛诞，后王僧虔用之，此殆施于尺字者邪？”康氏在榜书的执笔上推崇唐代韩方明的两种执笔法。一种是撮管法，一种是握管法。笔者认为，撮管即用五指抓住笔杆顶部，利用肘、腕、指，乃至腰、臂之力书写榜书的一种方法。而握管，即用手紧握笔杆，利用肘、腕、臂、腰之力书写榜书的一种方法。它不同于陆希声的“五指执笔法”，此二法专用于榜书创作。

关于“方圆”，康氏云：“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也，相去岂有道里计哉！”《经石峪》用圆笔，《白驹谷》用方笔。按说，方笔乃碑法，圆笔乃帖法，康氏在这里却大加赞赏《经石峪》，与其北碑情结似乎抵触（当然《经石峪》乃北碑名品）。

2.结字。坡曰：“大字当使结密而无间。”康有为却否定“结密无间”的榜书审美，他认为：“此非榜书之能品。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有余耳。”联系上下文，我们不难发现，康氏对榜书的结字主张“宽绰有余”。康有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北碑分为神、妙、高、精、逸、能诸品，“结密无间”的榜书连“能品”也数不上，可见，其在书学思想上，不仅“卑唐”，甚至“卑宋”，包括其理论观点。

3.学书次序。学书讲究先后顺序，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书体上，都应有科学的方法。临习榜书也不例外。康有为云：“榜书有尺外者，有数寸者，当分习之。先习数寸者，可以摹写。笔力能拓，起收使转，笔笔完具。既精熟，可以拓为大字矣。杜工部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则古人童年先作大字可见矣。”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临习榜书应由小到大，先习“数寸者”，再习“大字矣”。至于如何转帖，即“笔力能拓，起收使转，笔笔完具，既精熟”后。康氏还以杜工部的“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见《壮游》）诗句佐证，指出儿童学榜书的可行性。

4.取法。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对于榜书的学习，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康氏云：“学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字，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尚有尖山、冈山、铁山摩崖，率大书佛号赞语，大有尺余，凡数百字，皆浑穆简静；余多参隶笔，亦复高绝。”取法乎上，即取法经典与精品。这里的经典与精品即是《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以及尖山、冈山、铁山等摩崖石刻。榜书，参以隶笔，亦复高古。篆隶书中的榜书，当以以下为宗。“篆书大者，惟有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隶之大者，莫若冈山摩崖，其次则唐隶之《泰山铭》，宋隶之《山河堰》，俱可临写也。”

5.创作。榜书创作相对于其他书体，康有为说“有五难”，即“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故能书之后，当复有事，以其别有门户也。”榜书由于所占空间较其他书体大，所以在选笔、用笔、结字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当今书坛，由于科技的进步，书家往往忽视了榜书创作，康氏所说“五难”更加显而易见。

那么，榜书创作审美标准及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康有为说：“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掩其短之迹。昌黎所谓‘武夫桀颉作气势’，正可鄙也。”这里，康氏将“笔墨雍容、安静简穆”列为榜书创作的最高追求，而“雄深雅健”只能屈居第二，“有意作气势”更是低人一等、不能榜书的具体表现，是可鄙的。

三、榜书的批评与风格

康有为对榜书的论述带有鲜明的个人观点。

首先是“卑唐”，极力贬低唐以后的众多书家，包括宋、元、明时期。康氏曰：“东坡安致，惜无古逸之趣；米老则倾佻跳荡，若孙寿堕马，不足与于斯文；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在这里，他激烈地抨击坡、米芾、赵孟、董其昌，说他们“无古逸之趣”、“不足与于斯文”、“并伤怯弱”。至于如何至此，乃碑学不兴也。康氏将唐以后无榜书的现象未免说得有些绝对与偏激。

其次，康氏在榜书的评论中，极力鼓吹“北碑”。“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怒目邪？”“《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发；《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

其三，康有为的榜书批评也充满矛盾。“尊碑抑帖”思想贯穿于《广艺舟双楫》的各个篇章，“卑唐”等思想又是其“抑帖”的重要内容。然对于唐碑，康氏也有溢美之词。“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东方朔画赞》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谟《洛阳桥记》体近《中兴》，同称于时，此以雄健胜者。《八关斋》骨肉停匀，绝不矜才使气，昔人以为似《鹤铭》，诚为近之。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至佳，如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可肩随《大基》、《观海》诸碑后，正不必以古今论，但嫌太妩媚耳。”是客观的评价，还是矛盾心理的体现？都有可能。

康氏晚年潜心书学，他明知不可能“以古论今”，但许多地方还是不自觉地“以古论今”了。

关于榜书的风格，康氏主张“高绝”、“雍容”。 “尚有尖山、冈山、铁山摩崖，率大书佛号赞语，大有尺余，凡数百字，皆浑穆简静；余多参隶笔，亦复高绝。”“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吴中丞荷屋，则神采雍容，气韵绝佳。”康氏极力反对榜书的“以势取胜”。“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掩其短之迹。昌黎所谓‘武夫桀颉作气势’，正可鄙也。”而“米老则倾佻跳荡，若孙寿堕马，不足与于斯文。”则是间接上否定了米芾的“八面出锋”之势。

康氏对榜书风格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呢？下面这段话似乎可以说明一切。“梁碑《神道》，渊穆极矣，然各体不同。《简王》则高浑雍容，《靖王》则丰整酣逸，《忠武王》则茂密美致，新理异采，《吴平忠侯》匀整安静。《忠武王》酷肖《刁遵》，《吴平忠侯》甚类《苏慈》。若能展作榜书，固当独出冠时，然吾未见能之者也。”

参考文献：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潘运告.晚清书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