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学独特性论述

时间:2022-10-05 05:34:33

苏轼文学独特性论述

作者:王婷 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理论为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有过人之才,更有为人之高风亮节。他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党争激烈,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中、后期,却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得志于旧党,屡遭两党摧残,一生沉浮不定,历尽艰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实为我国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苏轼一生的悲剧,确实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苏轼政治上的不幸,带来了他文学之大幸;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他文学上的成功。苏轼不但在诗、词、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书法、绘画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文学实践方面也有丰富的创作实绩。

一、技道两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苏轼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坚持由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他景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欧阳修,誉为“今之韩愈”。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不能为文而文,强调文章针砭时弊的价值。他大力肯定欧阳修所说的文章“必与道具”的话,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日喻》),强调从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中得道,而不主张把文章的内容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上。在《总策序》中,他明确表示对汉、唐以来某些儒者只因袭圣人之言而不务实际的不满:“自汉唐以来,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务为射策决科(应科举)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词章,不适于用。”(《清波杂志》)由此可见,苏轼对道的理解更为灵活、通脱,也更加实用,而他自己为文,就能做到“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文道关系上,苏轼强调“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猛烈抨击五代余风。在诗新运动中,苏轼与欧阳修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关系上,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韩愈、柳宗元都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柳宗元特别重视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强调形式、艺术技巧要为“明道”服务。苏轼继承和发展了韩柳的这一观点,但他更重视“文”,重视文章的文学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业,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谢民师书》)“;文章如金玉珠贝”(《答刘沔书》),认为文章既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表达感情的手段。这就把“文”和“道”的关系讲得更加透彻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论,只有文章的充实内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还必须讲究创作规律和技巧,否则就会出现“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文可于画谷偃竹记》)的情况。在《答虔俞括奉议书》中,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章,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这两段话都说明文章应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准确地刻绘事物之形象,亦即应达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高度重视文章技巧。苏轼把“能道意所欲言”(《达王庠书》)作为写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见他对“文”给予了他的前辈们未曾有过的重视。既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更重视文章的艺术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学性,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重大意义。

基于他对文章艺术特征的重视,所以他对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苏轼一生的文学实践是始终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是辩证地概括认识艺术规律和发挥独创性之关系。创新,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挥洒,不是信口开河,既要创新,又不唯务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态千变万化。他要求作者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调言能尽意。在《答谢民师书》中,强调作家对于客观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与手,他认为“是之谓辞达”。据何蘧《春渚纪闻》载,苏轼曾对刘景文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讲的都是作家驾驭语言的问题,要求作家能够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把客观事物、人们的思想感情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姿态横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质木无文平浅呆滞,虽平易但无味。苏轼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时,又要求“姿态横生”,充分表明他高度重视文学作品形象性、生动性的特征的。为使文章能“姿态横生”,苏轼特别强调要“求物之妙”,要“随物赋形”,注重神形兼备。深厚的思想和生活积累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基础,而社会实践又是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些都只产生好作品的必备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好的作品,要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求物之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求物之妙”,就是要求作者能准确地抓住描写对象的神妙之处,捕捉住描写对象最富特征性而又稍纵即逝的形象,并用真切的文字表达出来。文可与画竹,“得成竹于胸中”,然后“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写文章也如此。“得成竹于胸”是观察生活,孕育形象的过程,“追其所见”则是刻画描绘形象的过程。苏轼把“求物之妙”比作“系风捕影”,是强调不易做到的。#p#分页标题#e#

苏轼还要求文章求物之妙,自然就要求文章要写真,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使笔下的景物或事物惟妙惟肖。但写真并不等于照相,不等于刻板描摹其形,所谓“真”“、妙”,既包括形,也包括神,并且重在神似。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是说只求形似,乃儿童之见,而要真正做到传神写照,就不能囿于形似,必须用含有言外之意的语言去写难言之景和难达之情,苏轼所谓“妙在笔墨之外”,就是要求文章描绘事物,既要肖其形,又要传其神,做到神形兼备。苏轼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他对前代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博观约取,扬其长而避其短,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高举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大旗,在文道结合,自然平易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更自觉地把文艺当作独立的事业,更重视文章的文艺特性和艺术技巧的巨大作用,更自觉地追求文章的自然美,多方面地探讨了文章的特点、规律和技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文运动理论。

二、丰富的散文创作实践“技道两进”之主张

苏轼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都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他对社会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他丰富而复杂的感情,都一寓诸文。他虽为文字所累,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也曾有过搁笔之念,但他至死也未停笔。他的散文数量大、体裁多,千姿百态,真正实行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理论。豪迈奔放,雄浑恣肆。苏轼的文章多是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下产生的,有感于事,必尽吐而后快。其议论文大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像他的《教战守策》《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等,无不激情奔腾,纵横驰说,雄辩有力,气盛神旺,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贾谊、陆贽以及韩愈的特点。议论文如此,记叙文亦然。其他像《石钟山记》《赤壁赋》等作品中的议论部分,也都写得雄浑恣肆,奇崛奔放。姚鼐在《复鲁非书》中谈到文章的阳刚之美时说:“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若以此来衡量苏文,苏文确有一种惊心骇目,志变神动的力量,即有一种阳刚之美。

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苏轼一生政治上失意,但他热爱生活,肯定人生,对一切事物都观察精细,故其为文特别善于捕捉有特征的形象,进行生动的描写。在他的笔下,人情物态,宇宙万象,都穷形尽相,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写人物,往往寥寥几笔,即能再现人物的神情风貌。如他在《石氏画苑记》中写石氏之精神矍铄,气度不凡:“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年六十一,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石钟山记》描写夜泊绝壁下所见之奇景;《放鹤亭记》意在渲染山林之乐,文章却写得自然圆熟,激趣横生,全文写景、叙事,说理、抒情浑然一体,情、理、文兼胜,相得益彰,真可谓“随物赋形”,无不如意。活泼畅达,行云流水。苏文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章,不管是议论还是记叙,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兼而有之,错杂使用,随笔挥洒,出于自然。他自谓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议论文虽纵横驰骤,但开阖跌宕舒卷自如。当真做到了“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总策序》)。其记叙文更是自由通脱,如行云流水。像前后《赤壁赋》《游沙湖》《答秦太虚书》等,文无长短,均写得活泼,条理畅达,形态变化多姿,行文收纵自如,或行或止,都能符合“求物之妙”、达物情之需要,而绝无刻意雕琢,苦心营构之痕迹,真可谓无意为文而文自妙。苏文这种妙超自然、活泼畅达的特点,与作者文思开阔,才华横溢有关,更与作者随物赋形,妙解文理及高超的语言技巧密不可分。生动精练,明快自然。这是苏文语言的突出特点。

苏轼的散文除少数政论文篇幅较长之外,其他文章一般都篇幅短小,这与作者语言精练自然有着极大的关系。推敲锤炼,往往三言两语即可叙述一事,描绘一景,创造一境。如他写画竹:“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文可于画谷偃竹记》)再如《与侄论文书》:“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旦夕学此。”这的确是经验之谈。“绚烂之极”而至于“平淡”,一语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见苏文由“气象峥嵘”到“平淡自然”,由“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即纵横驰说)到“行云流水”,是其语言风格特征圆熟的表现。坡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完成者,他的“技道两进,能道意欲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文学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文学主张,大大地提高了古文的表现力,增强了古文的文学色彩,把散文的实用性、通俗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苏轼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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