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农村留得住农民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根本而言，是重建城乡经济自身内在的供求平衡，让农村留得住农民。

因此，如何实现把经济改革重心从城市重新转回农村，是中国当前改革转型真正要面对的核心命题。

郝堂村的“80后”农民

2013年深秋记者到河南信阳郝堂村采访时，曾以该村“80后”农民张燕作为样本进行调研。

1982年出生的张燕，是郝堂村仅有的少数留守村庄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因为丈夫是独子，张燕既要照顾自己重病的父母，又要照料日渐年迈的公婆，还有一个孩子。由于农业种植收入非常有限，一家人主要依靠丈夫在附近一家珍珠盐矿打工挣的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勉力维持，经济十分窘迫。

调查中，张燕提到，她家中有水田、茶叶和板栗林，每到农忙时节，为了不误农时，她和丈夫要不分昼夜，连续劳作，这种状态往往要持续一两周。直到农忙过后，她再就近另找临时性的工作，收入较低，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也谈不上。

张燕说，这两年，随着东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家里周边工业园区的工厂多起来，她也有了就近打工的机会。村子里像她这样留守的老妇幼“闲人”少了，村民经济条件确实有了明显改善，像她这样因为家庭原因，在务工和务农之间纠结的农民还有很多。她向记者计算了一下，她每年真正农忙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个月左右。

因此张燕常常想，如果她能够找到一个不误农时的稳定工作，把务农和务工真正结合起来，她的家庭收入就能提高一大截；而郝堂村很多在外地务工的村民，由于无法实现农活与务工兼顾，在工农比较收益下，不得不抛荒土地和山林，这也是偏远农村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

记者在郝堂村看到了另一种现象，由于农村的老龄化趋势，在村庄板栗收获的季节，很多在外务工经商的年轻人不远千里请假赶回来，就是为了帮助年迈的父母打板栗；而更多家庭年轻人回不来，就只好将地抛荒。

上述现象启人深思。现实中，现代文明以城市工商业经济为中心，所以农业和工商业体现出一种对立形态，城乡之间不仅存在收入比较差别，也存在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的争夺。

农民皆顾农工的愿景

面对张燕的际遇，记者的疑问在于：农业和工商业、农民和工商从业者，真的是完全割裂对立的？农民为什么不可以既务农又务工经商？

假如国家能配合城镇化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内需产业向城市以外转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工厂在农闲期间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务工机会，那么农村的经济社会现状可能会有另一番面目――

通过农工两不误，像张燕这样愿意留守农村的年轻农民，家庭收入会有较明显提高，增加数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从而极大地提振内需。这对于缓解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以及严重依赖外需和政府投资，实现经济自我良性循环，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工厂放每年约两个月的农忙假，相当于变相的削减产能过剩和城市经济泡沫，还能解决工农对立状态下农村和工业均存在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同时，如果能够实现工农互补和就近务工，也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成本高企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的问题，从而维系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长期劳动力廉价优势。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情况下，才可能立足现实国情，建构家庭与社会结合的农村养老机制。以郝堂村为例，虽然村庄在政府资助下建立了养老院，但正如张燕所言，目前收入状态下，她无力负担把父母交给村养老院照看的每月数百元的经济支出。如果她能实现工农两不误，家庭收入提高，就可以负担父母的养老开支，这将极大刺激乡村养老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养老问题找到一个家庭与社会结合的方式，分担政府无法负担的农村养老问题。

此举最大的价值是，将解决现代经济体系下，农村留不住农民而日益凋敝的现实。农民之所以离开农村，根源是农村经济资源的流失和城乡比较收益的驱使，留守农村的农民缺乏务工机会和收入来源，所以不得不离家外出打工。正如记者看到的，在城市生活成本高企的状况下，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无法扎根，希望回乡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于是形成一种长期漂泊和“候鸟”状态，变成城市的贫民阶层和农村空心化的主因。

如果能实现工农统一互补和农民就近务工，就可以让像张燕一样的农民稳定在农村，保障其家庭生活的相对稳定，亦能引导更多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携带资金、技术等资源返乡搞建设，重建农村社会系统和家庭人口稳定。事实上，也只有在农村人员恢复相对稳定状态的前提下，才能改革重建农村的社会管理体系，包括农村土地资源根据人口变化进行的自由流转分配和农民市民化后的土地退出机制。

此外，随着农村人口的回归和农村社会经济的恢复提升，也才能解决现有局面下农民竞相进城带来的大城市病、城市就业压力、农村无人种田粮食危机和环境资源压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恢复城乡经济的平衡和社会系统稳定，回归一种城镇化的自然状态，实现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

农村其实并不缺乏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张燕的丈夫就在邻村一个珍珠盐矿打工。盐矿虽然归属国家，但被私人低价承包，结果富了极少数人，而国企经营税收也被政府拿走用于城市建设，占地经济补偿也主要是盐矿所在这个村庄的村民，当地农村真正急缺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却无钱建立、无人承担。

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农民协作组织，将这类矿产资源划拨给农协，实施半公益性的统一开放式经营和管理，经济收益在与乡、县政府确定一定比例的分成之后，主要用于支撑农村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这是不是一条建设农村的适当路径呢？为了避免垄断资源的农协变成第二个政府官僚机构，形成权力寻租行为，还可以在农协摸索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引入招聘制和财务公开，实施网络化管理等，建立一个完全透明扁平化的经营管理体制。

“重农抑商”新解

城市与农村利益分化的重新调整，必然涉及一部分经济资源由城市重新向农村转移，城市经济规模的膨胀将因此消解和抑制，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构。因此，改革最大的阻力可能恰恰是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城市人口。

如果是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或许通过行政强制命令可以轻易实现上述要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状态下，如何让不断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和城市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全球化体系理解和接受上述改变，恐怕才是最困难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是现代经济全球化体系赖以维系生存的最后一个支撑点，并且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无止境的欲壑，在已经透支了自身环境资源和农村经济资源的状况下，是不是也到了一个该改变现代经济规则的时候呢？

这意味着将是对现代文明整个商业形态、产品结构和价格体系的重构。事实上，只有实现了城乡经济自身的内在平衡和独立自主，才可能在对外商业贸易交换中真正体会到工商业文明“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互利”本质和“开放多元，顺其自然”的文明真谛。

我们的祖先其实在几千年前早慧的工商业文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中，就已经看到了城市工商业经济过度膨胀的恶果，所以吸取教训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自古以来，主张“顺应天道”的中国人，就一直努力探索，尽可能维系社会系统均衡的社会治理之道。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社会宏观管制与调控，社会资源才可能最大程度实现一种相对均衡配置，从而尽可能维系社会系统的平衡。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小农经济并未抑制中国古代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反而对商业文明的健康繁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正是由于有稳定的农村社会经济支撑，以及在“仓廪实”和“衣食足”悠然闲适生活基础之上，才可能出现璀璨夺目的科技创新、诗歌艺术与饮食文化，从而衍生出了多元文化和社会资源自由交汇的工商业繁荣和城市文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辉煌。

今天我们亟需重新审视和认识传统历史文化的思想价值，实施一种新时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推崇和重建“以义制利”的社会伦理和经济制度，将盲目扩张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纳入制度与文化的樊笼，重建中国城乡社会的内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