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唐五代词》的编纂看词学观念的演进

时间:2022-10-05 10:53:33

从《全唐五代词》的编纂看词学观念的演进

摘要:上世纪末,新编的《全唐五代词》经过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四位学者的合力编纂,终于与读者见面。唐五代词的整理先后有五代学者为之倾注了心血,但总是留下许多遗憾,正是唐五代词处于词体演变的源头位置的特殊复杂性所致。而对于唐五代词的编纂,正可以看明代以来词学观念的演进。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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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仔纂集,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3.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4.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22."

5.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12.

作者简介:

杨铖(1987一),男,江苏扬中人,徐州师范大学戏剧戏曲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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