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文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网络信息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它的虚拟性、普及性、扩散性等特点不仅给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有效手段和良好平台，而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创新群众工作的网络信息平台，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策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努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针对网络世界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信息文化的法制化建设，打造和谐有序的虚拟生态；缩小网络信息文化建设的区域差别，形成科学合理的网民结构；辩证地看待网络信息平台的工具性质，科学地评估网上的实际功效，持之以恒地用先进文化武装干部队伍，从而形成稳定常态的文化自觉观念，从容面对突发性。

关键词：群众工作；网络信息文化；挑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22-05

一、网络信息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广义的网络信息文化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及其相关资源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网络信息文化是指互联网发明以后，通过民族语言的数字化来实现信息传输的电子化，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同虚拟世界的交互作用而创造的一切精神产品。

网络信息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它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各自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面。

从生产主体上看，传统文化的生产者完全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分别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供职于社会的专业部门或学术共同体。这种个人、专业部门和学术共同体就是主流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他们的基本观点具有前瞻性、导向性、权威性，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化。网络信息文化的生产者就不一定是社会的精英人士，较大部分是普通大众即网民，许多精英人士充当了推手和策划者的角色。这种文化具有时尚化、娱乐化、利益化等特点，常常被认为是昙花一现的草根文化。

从消费方式上看，传统文化的消费形态是保守的，其消费内容、消费形式受到严格限制，而且不同的消费对象有不同的消费内容和消费形式。其消费具有计划性、公开性、被动性的特点。网络信息文化的消费形态是开放的，其消费内容、消费形式没有也无法受到强有力控制，其消费具有随意性、隐蔽性、主动性的特点。

从传播途径上看，传统文化主要是纸质的文本文化，由生产到传播的中间环节较多，因而传播的成本高、速度慢、周期长。网络信息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网络和手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传播的成本低、速度快、周期短。

二、群众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网络信息文化在生产、传播和消费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它既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如迅速便捷地传递信息、娱乐大众，又能够以创新和互动为核心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它的虚拟性、普及性、扩散性不仅给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提供有效手段，而且提出了严峻挑战。

1　群众工作需要有更强的使命感

网络信息文化的传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使局部事件发展为全局性事件，个别突发事件演变为。从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看，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从国内来看，它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都可以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它的扩大升级往往与网络信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2010年12月，北非突尼斯国家的一个市民与城市警察发生冲突，因不堪忍受警察的粗暴行为而引火自焚。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作用，网民早已了解到政府高层奢侈豪华的生活，与大量失业的人群那种穷困潦倒的困窘状态相对照，有些群众甚至愿意拿自己的生命与政府抗争。尽管该国对网络的控制极其严格，但是借助于仅有的Face-book平台，全国各地的网民都了解了事件的发展态势，可以说网络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组织者、宣传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其结果是国家政权，总统被迫逃离。

特别是由于平时的群众工作不到位，群众积怨太深，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时，网络与手机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2008年6月我国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和2009年6月发生的湖北石首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二者都是因非正常死亡案件而引发的；都是通过网络传播使事件升级扩大；政府对舆情反应过慢，前者7天、后者3天后才准确翔实信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没有第一时间亲临现场，错过了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事件爆发都有深层次背景：政府对群众切身利益关心不够，积怨太深。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二者刚好相隔一年时间，说明我们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并没有认真吸取瓮安事件的教训。对应坚持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地事件处理进展情况。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事态向着更加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日本核泄漏以后，2011年3月16日我国广东、海南等31个省市相继出现抢购食盐风波，就是先由网络传播谣言，再由手机大量传播的结果。但从发现到平息之所以只用了两天时间，正是政府各部门通过网络、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及时向民众跟踪报道，查处迅速得力的结果。

2　群众工作的难度更大

(1)各类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实践证明，经济社会转型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因为思想的大解放、科技的大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与之相伴随的是机会主义、投机行为大行其道。文化的国际化与多元化，必然带来行为方式的差异化，差异产生矛盾，差异激发冲突。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调查表明，当前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依次为“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穷人与富人”。

(2)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群众获取与转发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网络和手机。2009年我国网民是3.84亿，到2010年已达到4.5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34.3％。手机网民的普及率提升空间更大，已由2009年的60.8％提高到2010年的66.2％。不断攀升的普及率，无形地增加了网络管理调控的难度。手机短信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人们通常的心态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备无患”。有了这样的心理，其蛊惑性、煽动性就更强，就越容易无中生有，小事变大。

(3)网络的娱乐化使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峻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反传统、反中心、反理性为不少人所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另外，网络文化的鱼目混珠和泛娱乐化倾向，使一些人沉溺于感官的刺激而使理智失控，片面地强调个性独立而使道德缺失，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这些都使群众工作难度更大。

三、对策研究

1　创新群众工作的网络信息平台，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网络的兴起给群众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说电子政务的产生有利于政府创新，那么政府创新必将开辟群众工作的新渠道。2008年6月以来，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先后与网民在线交流，借助网络联系人民群众，与人民交心谈心，回答网民的提问，为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了示范作用，并逐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2009年2月至2011年2月，总理3次与网友对话，给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交流的内容上看，都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如房价、物价、就业、养老、反腐、医保、收入分配等。从答疑的风格上看，温总理思维敏捷、语言朴实而幽默，态度诚恳而有耐心。

鉴于此，网络信息文化条件下要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首先，必须认识到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时展的潮流，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树立开放意识、学习意识、创新意识。其次，要苦练做好群众工作的内功。如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宣传鼓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最后，必须行动到位。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再仅仅是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督促检查，效果反馈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网络信息平台中的群众工作，绝不能建而不管，管而不问，问而不答，答而不办，一定要快办，办好。

当前已经出现了许多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如与网民在线交流，与网民面对面交流，与网民当面“拍砖”，开通留言版，开博客与微博，组织网民实地调研考察，开展网民论坛，向社会公布有关领导人联系方式，充分集聚“网民意见领袖”的聪明才智等，都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如2009年的“邓玉娇案”发生后，许多网民推举出若干网民代表，亲赴湖北实地调研；2010年广州番禺区政府组织反对垃圾焚烧的网民到澳门参观考察当地的垃圾焚烧厂，不断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满意作为行动与决策的出发点，这些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不过，任何好的办法除了一定要制度化之外，还必须建立在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否则，适得其反。例如，2009年云南发生“躲猫猫事件”以后，云南省委宣传部针对网民对看守所管理严格程度提出的质疑，曾邀请十多位网民到看守所了解事件真相，这一开放而大胆的举动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其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是违法的。可见，网络信息文化条件下的群众工作一定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要求，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给群众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2　加强网络信息文化的法制化建设，打造和谐有序的虚拟生态

面对网络世界的开放性、虚拟性，我国有关网络信息的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却相对滞后。一是网络刑法体系不完备。20世纪中期以后，我国陆续出台了网络信息管理方面的“规定”、“办法”，对于诸如网上诈骗、网上贩卖等行为只能根据普通刑法量刑定罪，其威慑力就大打折扣。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利用网络、手机发短信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作了具体规定。如发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均可追究刑事责任。尽管如此，如果不加强监控监管力度，就不能从源头上防微杜渐。二是有关虚假信息的立法相当滞后。虚假信息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情况完全是子虚乌有。网民出于一种好奇、一种搞笑的心态引起轰动效应。另一种是事件的背景真实，但夸大了具体细节，最终导致的发生，引发社会的骚乱，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只有尽快出台针对网络舆论的一系列法规，并进行广泛宣传，才能尽量减少因虚假信息而产生的不和谐因素。

3　缩小网络信息文化建设的区域差别，形成科学合理的网民结构

网络信息文化建设的区域差别首先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根据我国《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西南部的许多省份及中部部分地区网络信息化水平相对滞后。如北京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9.4％，上海和广东分别为64.5％与55.3％，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9％，江西为21.4％。其次是农村与城镇的差别。2010年农村网民为1.25亿，占网民总数的27.3％。从网民年龄结构上看，主要集中于10～39岁的人群，年轻化倾向非常明显。从网民学历结构上看，初高中生所占比例最高，其中初中生为32.8％，高中生为35.7％。从网民职业结构上看，占前三位的是学生、企业员工、个体户及自由职业者，分别占30.6％、16.2％、14.9％。

为此，我们必须缩小网络信息文化建设的区域差别，形成科学合理的网民结构：第一，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网络建设的扶持力度。可通过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共同集资来搭建网络信息平台，发放网络信息消费补贴资金，充分调动农村群众学习运用网络信息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乡镇文化工作站(室)的培训职能，使网络信息知识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为科学增产增收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二，开展网民心理疏导，形成健康向上的“虚拟心态”。年轻网民学历不高，大多为初高中生，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有极强的逆反心理和成功渴望。可建立学校、社区(村组)和家庭三者相互联系的疏导教育机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第三，充分发挥“网民意见领袖”的传帮带作用，让群众“打好铁、拍好砖、盖好楼”。“网民意见领袖”是广大网民普遍公认的权威，知名度和网民认可度较高、亲和力较强。政府主管网络信息部门应该与之建立长期的对话合作制度，制定相关的工作目标和规划纲要，形成切实可行的绩效考核、评估与奖励体系，真正使之成为虚拟世界的领头羊、人民群众的知心人、政府工作的好帮手。

4　加强文化自觉，从容面对突发性

网络信息文化条件下群众工作的复杂性在于它的突发性。许多案例表明，只有现实的群众工作做到位，加强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群众工作中做到从容不迫而游刃有余。

一是辩证地看待网络信息平台的工具性质。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更为便利快捷，民情的体察、民意的表达、民众利益的维护也更为直接明了。但是，无论技术和手段多么先进，群众工作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借助网络可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回答问题，但解决问题，虚拟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必须加强文化自觉，绝不能把网络信息文化中的群众工作看成是“作秀”，甚至当作扩大个人影响而取悦于民的政治舞台，也不能因为它的监督功能和舆论的扩散效应而仇视它。应该脚踏实地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只有如此，以网络为载体的群众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科学地评估网上的实际功效。网上是近年来工作呈现的新趋势。网上的群众越来越多，要求解决的问题通常是反复要求而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但有些地方政府却用网上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政绩的大小。客观地讲，人数多并不是群众工作的真正目的，更不能将其作为政府群众工作的成绩。相反，人数多而且每次要求解决的问题都大同小异，说明政府群众工作做得还不够。

三是持之以恒地用先进文化武装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深刻领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的精神实质。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如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学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等，而且要向实践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唯有如此，遇到突发性就不至于惊慌失措而可以从容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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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2002年12月6日)[N]，人民日报，2003-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