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众声喧哗时代的对话者

“3月CPI同比上涨5.4%，创32个月新高……”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例行新闻会后的24小时之内，GDP、CPI等最新数据毫无悬念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上。而由此引发的各种话题、评价、讨论还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在今日社会，人们不再满足于谈论数据说明了什么，还会追问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是否科学合理等等。在新形势新语境下，是否需要言说，如何言说――这对习惯了低头工作、沉默不语的统计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崭新而重大的课题。不久前，《数据》带着相关诸多疑问找到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想听听他的看法。因为他不但是这一课题的思考者，更身体力行，在将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参与时代对话，发出统计的声音，从而实现沟通的目的一直是他事业的一部分。

敢于直面对话的语境

《数据》：很多统计人感到，这些年虽然工作越来越累，但统计的地位上升了，心情是愉悦的；可近两年来，伴随着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不少人觉得心里憋屈。有人说，对于统计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您怎么看？

潘：这话有一定道理。所谓“最好”应该是指：统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最坏”有点夸大，不过统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和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层出不穷，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难免抵牾。但如果因为与自己的感觉不一致就迁怒于一个具体的统计指标，并不会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我常说，认识统计数据更需理性，一个统计指标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也只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数据》：一段时间以来，房价指数、CPI、灰色收入等统计方法不时引发争议。这里面有没有统计部门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统计改革没赶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

潘：当然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从方法制度到数据质量到统计宣传，我们的工作都有改进完善的必要。但是我不同意说我们改进的步伐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快！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工作，都是保持相对稳定的。统计部门既要改革和创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捍卫统计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我始终强调，统计是门科学，所以我们应该科学把握统计的规律，要清楚统计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体制改革也应朝着客观、“中立”的方向推进，哪怕遇到再大的阻力。如果一味地跟风，一有新提法，就要求统计与之符合，不能马上符合就是滞后，其结果就是方法制度不停地适应却总是不适应、永远适应不了。面对批评之声的时候，更应该在提升统计的专业精神上下工夫，多说说数据的来龙去脉、作用范围。

以平和、积极的心态对话

《数据》：在诸多质疑声中，有学术上的争论，有媒体的批评或炒作，还有民间的调侃甚至谩骂，您都会去关注吗？您觉得统计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潘：毕竟社会在向前发展，随着民主化程度、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大家可以对包括统计在内的各种政府行为提出看法、质疑和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统计并不会因为一些调侃和谩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长远来看，数据无处不在，统计工作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伴永远，这些都是规律，肯定不会改变的。有了这些基本认识，心态也就平和了。一方面当然应该重视。正如刚才所说，要用专业的精神去主动沟通，对真正需要改进的，就尽可能改进。我不赞成的，一个是我们对自身都没一个客观评价，自我否定，甚至悲观地认为统计没干头儿了；也不赞成听之任之，置外界各种声音于不顾。而是要以平和的、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不冷漠也不激动，该解释的就解释，该改进的就改进，注意沟通方法。做和不做肯定不一样，做了一定是有效的，但也是有限的。

《数据》：是不是都需要回应？您是怎么做的？

潘：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去年有媒体报道北京拟低收入CPI。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就有，也不是拟，而是从2005年统计公报开始每年都。像这样并非歪曲统计成果的报道失误，咱也就没必要斤斤计较了。但是对那些明显曲解数据、有悖于统计科学性的报道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去年夏天有媒体以“七成北京居民家有房产”为题来报道我们所做的北京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及满意情况的调查。调查报告按惯例介绍了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其中提到七成被调查家庭有自己的房产，而新闻标题却把城镇放大到全市，把家庭置换成居民，还放在头版头条，就难免给公众以误导！像这样的误传，就必须采取措施，当时一是马上在北京统计信息网刊登说明，指出该报题目的错误；二是和报社联系；三是提醒其他媒体注意别犯同类错误。对于如此误读若不闻不问，那么我们下那么大工夫搞的调查岂不是白做了？

对话的坚持源自热爱

《数据》：在全国统计系统，更多的人了解您、认识您，是从读您的文章开始的。我们能感受到那不经意间流淌的对统计的深情，比如那篇《仰望统计的天空》。面对社会上对所谓弱势部门的偏见以及不时传出的批评之音，您难道没有动摇过吗？

潘：我不是学统计的，毕业分配到统计局前对统计也不了解。当时觉得统计好歹是个实事儿，也就既来之则安之。在“下海”的浪潮下，与我同来的十几个人都纷纷转移，最后就剩了我一个。那时候，不走好像代表没本事一样。我就不靠任何关系去参加招聘会，也谈妥了几个单位，当时局发工资是二百，人家给七百。可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真不想为了钱而换工作。如果要换，那也一定是比统计工作更有吸引力、更有兴趣的。统计是一个万岁的事业，它肯定会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向前。

《数据》：作为一地的统计官员，日常业务工作已够繁忙，您仍坚持笔耕不辍，每天读您的文章已成一些同行的习惯。与此同时，也有人好奇，天天写稿子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您怎么面对不同的评价？

潘：一些有兴趣的同行间，常互相交流，总有收获，且乐在其中。有些非议嘛，其实，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人不说呢？对别人的评价大可顺其自然。但如果说“不务正业”，我当然是非常不同意的。我码字都是在周末和晚上九十点钟看凤凰卫视新闻的时候，可说是业余的业余时间，且很多内容还是和工作有关的，怎么能说这是“不务正业”呢！其实，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欢喜，有人看不顺眼，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按自己的本色生活。

采访后记

如今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正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借助于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持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法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表达渠道。我们在庆幸社会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同时，也为深陷语言的洪流而迷茫不已。在众说纷纭的争论中，我们究竟应何去何从？潘曾写过一篇名为《说“说”》的文章，指出：“如何面对公众、如何面对社会，正成为中国政府统计面对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这又何尝不是值得所有为政者思考的问题。

与潘的交谈，就像在读他的文章，坦率、畅快，同时又谦逊、温和。感受最深的还是那洋溢着的对话精神。在还有人习惯于靠官话、喊话来面对民众的今天，潘用他的文章所进行的对话尝试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敢于承认、敢于面对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差异，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多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合作，从而为公共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