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虔敬 开拓创新

余艳的报告文学新作《板仓绝唱――手稿还原爱情》（以下简称《板仓绝唱》），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开拓创新、特色鲜明、意义非凡的精品力作。

一、构思新颖，视角独特

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其创作是否成功，题材因素所占比重甚大。因此，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首先就非常注重题材的选择与开拓。在这方面，不用讳言，有关“红”“黑”领袖、社会名流等人物和有关重大、热点题材占有先机，因为其关注度高，阅读期待大。然而，由于这类题材写的人多，也容易造成重复、“撞车”，要后来居上、出类拔萃难度较大。如有关的创作，可说是当代文学中最热者之一，尤其是从诞辰100周年以来，其创作“热”度持续未退。而作为家乡的湖南，当然更不例外：先后有张步真、赵志超、杨华方与黄晖等人的众多创作；而在诞辰120周年的2013年，包括大型电视连续剧《》等在内，又有多部作品发表或即将出版。那么，在如此众多的热点题材创作中，《板仓绝唱》的开拓创新之处何在？我认为，首先就在于其史料的挖掘、题材的新颖与视角的独特。也就是说，虽然它写的是伟人，属于重大与热点题材，但不同于以往的大多再现其革命活动或歌颂其丰功伟绩，它写的是与的爱情。如果说，因这方面以前也有作品涉及而不是余艳的“专利”，那么，从“手稿”的角度来进行“还原”，就不能不说是她的独创了。因此，作品不但以为立足点，而且以近年在老家板仓墙洞发现的，最能反映毛、杨爱情与心灵的“手稿”为依据来“还原”，就显示了其视角的独特、构思的精巧与形式的创新。

二、创作虔敬，敢于担当

一般来说，因“非虚构性”的限制，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比小说等虚构创作有更多的责任担当，需要更大的付出与投入。因而，就文体特性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虔敬的严肃文学：它与色情武打无关，与风花雪月无缘；不是严肃人事成不了其题材对象，不以严肃之态写不出其精品力作。《板仓绝唱》既写“名人”又写“爱情”，两者都有商业“卖点”，极易流于媚俗――事实上，不少所谓“纪实文学”就是这样。而余艳的开拓创新正在这里：其“严肃”之态，是不为爱情而写爱情，更不为迎合低级趣味而媚俗，而是将“爱情”与“革命”相结合，以“爱情”写“革命”，从“爱情”角度“还原”历史真相；其“担当”之处，是因为以往人们在与的“爱情”上存在疑问甚至误解：似乎是喜新厌旧的陈世美，是喊冤叫屈的秦香莲。而余艳正是通过扎实资料与缜密分析，有力说明：既不是世俗的陈世美，也不是封建的秦香莲，他们是两位心灵美好、品质高尚，以个人小爱服从人类大爱的革命领袖与英雄。而这一点，正是作家的正义良知与责任担当之所在。

正是如此，作品“辩解”：对既是“真爱”更是“大爱”；他之所以抛妻别子、“移情别恋”，并非无情无义、喜新厌旧，而是特殊环境下的必然结果，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如在“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艰危情境中，他不让母子上井冈山，不但是无奈之举，而且是保护妻儿的“真爱”；他在攻打长沙后不“顺便”看望妻儿，并非无情无义，而是“没有权力让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为了我们夫妻一见把命丢在这里”；他在井冈山上接受贺子珍的爱，不但是因为与妻儿联络不畅，而且是因工作、身体与生活等客观因素所致。而呢，之所以宁冒“失爱”之险而留家照料孩子，既是对丈夫的理解，更是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之所以在得知身边有人时能忍痛释怀、勇敢面对，是因为以“小爱”服从“大爱”，即认为自己不能尽责，丈夫理应得到照料；之所以在生死攸关时不苟全性命而“愚忠”，是既为自己名节，更为革命大业――不愿为“爱人”所领导的事业带来任何不良后果；甚至，生前不愿将“手稿”公示，也是基于“崇高”与“大爱”。

不仅如此，作品在“还原”、的真实爱情与形象时，还对毛贺之恋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认为，不必为贤者讳，那种把毛贺婚姻与政治相联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素来反对没有爱情的结合，以他决不屈从的性格，他会为了两个山大王而让自己的婚姻打上政治功利的烙印？”“毛贺结合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找爱情之外的理由”：“在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里，情感的负重与情感的洒脱总是如影随形，难以剥离”；“那些看似有违传统道德的情感故事，不但滋润了故事主角的精神与生命，甚至可以说，那些故事滋润了一段历史”。

与这种责任担当与学理思考紧密相连，作家态度的庄严虔敬还表现在其心理体验与情感投入等方面。这一点，不但是保证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前提基础，而且也是其作品走向成功与卓越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前辈作家黄宗英、贾鲁生等做出了榜样。如黄宗英为写《小木屋》，跟随主人公去森林考察；贾鲁生为写《丐帮漂流记》，化装混入乞丐群，等等。余艳则不但继承而且将这种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度：她不但几次上井冈山、十多次去板仓杨宅寻访、体验，而且在凄风冷雨的寒冬，独自一人枯坐卧室，“从傍晚到天明，去熬一个千百个彻夜难眠中的一个通宵……”为何如此？余艳在《创作谈》中告诉我们：“要还原的手稿，得先还原她的痛。痛，有了传递和感应，附着于我身上，成了深入骨髓的痛，才会有痛过之后有力的文字”；“我如果不用情留下脚印、不用心深入挖掘，让众人的纠结依然堵心、历史的真相仍然模糊，我算什么担当和责任？还怎么写蓬勃向上的红色题材？”的确，这种女人之间用一颗“心”去感受另一颗“心”，用一种“痛”去体验另一种“痛”的方式，可能也是独到的“虔敬”与“担当”表现吧？

三、特色鲜明，成就显著

我认为，《板仓绝唱》的最大成就，一是通过“还原”毛、杨爱情，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与以及革命与爱情等；二是艺术形式的多样与创新――尤其是在情理交融与心理描摩等方面，更显功力与特色。

作品除以“手稿”为基础和线索外，还广泛运用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手法以及诗词、书信与报刊、文献等历史资料，尤其是能运用众多细节与场景，通过心理透视与对话等方式，将人物放在情理冲突与生死考验中进行描写。如对，作品不但写了他与陶斯咏的初恋，也写到他告诉：父母坟茔旁埋着的是他的原配罗文秀；不但写了他献给的缠绵悱恻的艳词《虞美人・枕上》等，也写了他曾经的犹豫与“不进不退”；尤其是揣摩了他站在开慧位置上的“彷徨”心理：

六年了，守着一朵花开，该是采摘的时候了，为何驻足不前？人道说，成就事业仗内助，自古豪杰谁无情？自从走上这条路，也想学壮士绝柔肠。却两难，红粉好遇知音难求。几多心思，揪人缠人，罢罢罢。既无神仙缘，还宜报知音。偏又生了乱世斗巨浪，难得给她避风港，无力护爱就得放手给她平安，艰难险阻拉上一个好女子，实在是不忍不安……

如果说，在英雄与凡人等人物描写方面，作品从实际出发，对侧重在“凡人”方面，那么，对则更多在“英雄”方面――因为以往人们对这方面了解不多、认识不够。因此，作品对着墨最多、用力最大，也最具特色。如通过她在临产期仍为整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说的早期思想，“有的思想在闪光”；写她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险处境中主动提出回老家，是以免“牵绊大多”；尤其是在狱中面临生死抉择时，她在劝慰她的挚友李淑一面前的言行表现，更是感天动地：

我所有的特质润之都有，我所有的理想，都能通过他实现。他就是我的追求，就是我的未来，就是我实现理想的梦啊！即便自己走了，追求的事业还在，理想的爱人还在，未来的梦想还有人替我去实现。可如果保全自己的性命与润之脱离，背叛了爱情，也背叛了革命，其实就是背叛了自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因而，她最后找到了抵抗一切摧残的力量支撑点――守护好丈夫的尊严，因为“守护这个尊严，就是守护一段历史的尊严！/守护这个尊严，就是守护灾难深重的民族尊严！”类似这样情理交融的细节与心理描写贯穿全篇，构成作品的重要特色与鲜明风格。因此，作品不但具体、生动地写了与从相知相爱到相濡以沫、以身殉情的全过程，而且也写了她与王春和的情感纠结，尤其是对的相思之苦与苦恋之痛等。如在许久收不到的来信而“疑惑他已把我丢弃”时，作品连续用六个“也许”进行心理揣摩，从而深入、细腻地“还原”了的复杂内心与丰富情感：

也许，初恋时的她，爱得过于被动？绝不表示的她，会不会让他以为自己不在乎他？

也许，结婚后的她，又爱得过于放任？……他是不是以为自己不懂嫉妒？都说女人没有嫉妒就没有爱，他是不是以为自己不爱他？

也许，在他面前，自己是不是显得有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断定，他不会出国留学，自以为是地认定他不会到中央机关工作。虽然那些断定都成为了事实，但是他会不会以为自己太自以为是太自作聪明了？都说聪明的女人最善于装傻。世上有哪个男人愿意自己在女人面前一览无遗、无可隐藏呢？

也许，自己对他的关心显得过于琐屑，以至于让他生出了某种厌烦？……这些过于琐碎的关爱是不是让那个人觉得烦不胜烦？都说男人不喜欢被管得太细，自己是不是管得太细了？

也许，自己对那个人过于宽容了？……自己把什么都做完了，他是不是觉得，就不用他理解什么了？

也许，自己为了他，早已把自己弄丢了。……也许，母亲骂的那些话是对的？她的确是融化在那个人身上了。既然融化成了一体，他又怎么能够看见她呢？

可以说，正是这种细腻的心理揣摩与抒情描写，作品不但有力揭示了人物的鲜明个性，而且充分展示了其美好人性与高洁品质。因而，我们的确认识到：“从学生时代开始，貌似文弱的可不是一个乖乖猫”，而是“一个外表文静、谦和，内质里却是有思想、有个性、非常解放的新女性”；“生来因羸弱的小开慧不喜多动却喜多思，那种敏感的精神特质注定会赐给她如影随形的精神孤独”。也因此，我们才从身上，又见到了何建明《忠诚与背叛》中的女英雄江竹筠与王旭烽《主义之花》中的众多女革命家，尤其是又重新认识了女人与革命、爱情与人生、婚姻与信仰等问题。

四、勇于探索，启人深思

我认为，除以上所述的题材庄重、创作虔敬和形式创新等方面外，还须提到的是所谓“文学性”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是包括报告文学等在内的整个纪实文学创作所困惑、而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或者说，正是这一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文体与地位的认识。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与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即虚构，只有“虚构”才能进行想象与心理描写，而报告文学等只能“非虚构”，因而不是正宗文学――至多只能算“亚文学”。正是如此，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才在文学史中无地位，也才出现目前纪实文学创作高度繁荣与理论极端落后的严重失衡。而《板仓绝唱》的意义正在这里：它为我们正确认识“虚构”与“纪实”尤其是其关键的“文学性”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范例。

笔者在《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论著中认为：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有广义与狭义、传统与现代之分，即狭义、传统的“文学性”是指与虚构文学相通，包括典型再现、叙事抒情与细节描写等方法、技巧，而广义、现代的“文学性”则除了与虚构文学相通的狭义“文学性”外，还应包括主体虔敬、题材开拓与学理思辨等报告文学所独有的特质――总之，“虚构”与“纪实”的“文学性”不能混为一谈，而应区别对待。以此观点来考察《板仓绝唱》，我认为，无论从狭义与广义还是从传统与现代意义而言，它的“文学性”都很强，其“文学”成就都较高。如上所述，就广义、现代意义而言，它在主体虔敬、题材开拓和学理思辨等方面表现突出；就狭义、传统意义而言，它在典型描写、哲理诗情尤其是在心理描摹等方面，更是特色鲜明、意义非凡。因为，受“非虚构”特性限制，报告文学的确不能像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自由地运用“意识流”等手法直接进行心理描写，然而，有限制并不等于无作为，“戴着镣铐跳舞”并不等于不能跳出好舞，关键是怎样从文体实际出发，开拓创新，“走自己的路”。而《板仓绝唱》以手稿“还原”历史，以真情抒写大爱，以心理描摹揭示人物精神，努力向深处开掘、向高度提升，从而在报告文学如何进行“红色题材”创作，以及如何在艺术上“向内转”等方面进行了成功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作品的最大成就与意义之所在。

与此相连，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点学理启示或理论发现。即：实际上，“纪实”与“虚构”并非对立的两极或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只要守住是否“虚构”的文体底线，它们是可以互融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论从作家还是作品来说，都是这样。就《板仓绝唱》来说，它之所以写得声情并茂，饱蕴诗情画意，就因为其不但具备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求实传真等报告文学所独有的特性，而且广泛吸收了小说的典型塑造、细节描写与心理分析，以及散文的构思精巧、情景交融与文字流畅等手法和技巧。就余艳来说，正是因为她之前写过较多的小说、散文，积累了较丰富的虚构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因而她才能在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方面，将传统与现代“文学性”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这一点，如果我们联系王旭烽、梅洁、张雅文等女作家，以及彭荆风、陈启文等同样既写小说又写报告文学或由“虚构”转“纪实”的“两栖”作家的创作，将会看得更加清楚。

当然，回到《板仓绝唱》，我们也须指出：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要吹毛求疵、挑剔问题也不难。如副题是《“还原”爱情》，而内容则更多在方面，这就值得探讨。据我所知，余艳在等“红色题材”方面有一个创作系列，该作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如《燃情年代》等就即将发表或出版。也许，她的其他作品与《板仓绝唱》内容互补、各有侧重，或写得更好吧。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