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文学风貌

摘要：“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077－05

“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试举几例如下：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

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是文体的结构方式。……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2〕

文体，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或样式、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3〕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4〕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里给“文体”一词下定义，要严格把握其内涵，明确“文体”涵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应该有四个层次的涵义，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文类

“‘文体’一词，涵义颇广，容纳过各种各样的涵义。我们这里是指文类，即文学样式。”〔5〕文类，也就是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门类、类别。就中国古典文学范畴来说，主要指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门类。从文体意义上讲，诗、文、词、小说、戏曲也可称为诗体、文体、词体、小说体和曲体①。我们研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变迁，实质上就是研究这五大文类的发生、发展、鼎盛和终结。考察整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就是这五大文类的变迁史，而文学创作上的创新与这五大文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

文体一如人体，是一个整体有生命的机体。这五大文类亦有孕育、衍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过程，这是一个变化、流动的过程，而不是僵死不变的。文类之间也如生命体一般，可以繁衍生息。如诗、文是最初的原始文类，词、曲直接或间接由诗体衍生而出，小说则由文体衍生而出。当词、曲、小说这些文类独立成类以后，并不是说原有的诗文两大文类就已被取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类和旧有文类都并行发展，直到旧有文类的体式完全齐备，不再具有革新的生命力，新的文类才渐渐占据主流。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正是在这个文类演变的范畴内得以形成的，并不是说“一代之文学”兴盛之后，旧有的文学形式就已终结，而是每一种文类都自有其发生、发展、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在某一时代，某一文类达到了文体完备的鼎盛期，那么它就成为那一时代最具特色的代表性文类，这正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王水照先生关于宋词地位的论述恰能说明这个问题：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词家千余、词作二万的宋词是中国文学中一丛绚丽耀目的奇葩，将其当作宋代文学的代表，置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巅。元、明两代固无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称述，清代的词学中兴，成就不应低估，但清词之于宋词，略与宋词之于唐诗相埒，总落第二义。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列才是当之无愧的。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5〕

也即是说，词体在宋代并非以艺术成就超越了其他文体，而是以自身成熟的体式发展成为了“一代之文学”，这正说明了文类之间的关系是衍生互进而不是代继性的，某一时代的代表性文类并不是取代或者是超越了前代旧有文类，而是由于自身发展的鼎盛才达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

若依然以生命体来比喻，那么每一种文类都有从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的发展历程。譬如诗体，在唐时犹如青年，至宋时已好比老年，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就曾谈到：“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年思虑深沉，乃染宋调”〔6〕。而宋代的词体却如青壮年之勃发，正处于追求体式完备的上升期。然而，在艺术的圆熟程度上，却不能说青年比老年更好，更不能说一俟青年长大老年即就此消失——这也正是文类的变迁对文体涵义中宏观层面上“生命整体”一义的反映。

二、体裁

一种文类在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内部往往会经历许多次体制的演进变化，如诗体从四言向五言、七言的转变，从古体向格律的转变，又如文体的从散到骈又从骈到散等。在这些演进的过程当中，文类的内部分化出许多具体的样式，如诗有律诗、绝句，文有赋、颂、奏、议等，词有小令、中调、长调，小说有笔记体、章回体，曲有散曲和套曲等等。这就是“文体”一词所包含的第二层次的涵义：体裁。

体裁指各类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相对于宏观的文类来说，体裁是文体的微观范畴；而相对于具体篇章的结构体制来讲，体裁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这也是“文体”既表整体又表具体的涵义所在。

“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7〕先秦时期，《诗经》中已将诗分为“风、雅、颂”三体，而《尚书》中的文章则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六体②。自此时起，中国古代的体裁意识就已经树立。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并非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是一个文体自觉的时代，《诗经》的编纂最能反映这一点。从文类角度来讲，《诗经》实质是以编纂实践告诉人们何种作品可以称其为“诗”，而从体裁角度来讲，则是按照音乐的分类标准将“诗”分成了不同的体裁。这些都是具有明确文体意识的行为，可说是文体的自觉。

《尚书》的编纂也是如此。虽然《尚书》中的文章是文献的汇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从“类”的角度讲，是将“书”也即文档、文献归类收编成册，而从“体”的角度讲，是以实际的文本表明什么样的文章可称为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这都是明确带有文体意识的自觉行为。与《尚书》的分体相类似的还有《周礼·大祝》，它将“辞”分为祠、命、诰、会、祷、诔“六辞”③，虽然其所指称的“辞”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这种析“辞”体为六种的行为却是有意识的文体自觉的表现。

这种先于文学自觉而出现的自觉的体裁意识，恰恰反应了“文体”内涵的复杂性：正因为“文体”之“文”既可指文学又可指文章和文本，而在上古先秦时代，“文”的概念的外延远远大于“文学”概念的外延，是一个包括“文学”在内的概念，所以，在“文本”的领域里体裁意识先于“文学”概念的独立而自觉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体裁的辨析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不同时代划分体裁的具体标准有所不同。如《诗经》中除了依照音乐标准将诗分为风、雅、颂三种以外，还按照国别的标准将“风”分为十五个小类，即十五国风，“颂”又分为周、鲁、商三颂。而《诗经》中的“雅”也分为大雅、小雅，但是关于雅分大小的分类标准，历来众说纷纭。《诗·大序》认为雅的大小是按照政的大小来区分的④；朱熹则认为大雅和小雅的区分标准是音乐内容方面的不同⑤；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综合前代说法，认为雅的大小之分是源于声调、音乐、风格、内容等多种因素⑥。尽管雅的分类标准历来说法不一，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先秦时代的编纂者们在“诗”这种文学类别下又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了体裁的拆分，这是明确的体裁意识。而《尚书》之体分为六种也是如此。

自《诗经》、《尚书》以后，随着文学文本的不断增加，体裁样式也渐至复杂，先贤们一直致力于文体明辨的编纂实践和理论著述。起初，这种努力体现在汉代开始的目录学著作当中，因为其时文学尚未从广义的“文”的概念中脱离出来，文学的、经学的、历史的、舆地的乃至阴阳术数的各种文字，都是文章、文献，因而，对这些领域中的图书文献进行分类，实则是对广义上的“文”所作的辨体。

正因为“文”的涵义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这种包容性，在这种图书目录分类的著作中也就涵盖了文学意义上的体裁辨析，文学也正是由这种分类定体开始有了模糊的自觉。西汉刘向的《别录》中将图书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其子刘歆据此序录，“撮其指要”，将内容加以简化，编成《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六略共三十八种。《别录》和《七略》均在唐末就已佚失，但他们的概貌基本上保存在了《汉书·艺文志》里，使我们今天也能大致了解西汉时期最早的图书分类方法。《汉书·艺文志》将图书分为六类，与《七略》中的六略分法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将文学作品单独置于“诗赋略”之中，著录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和歌诗等五种文体，其中赋有四家，歌诗有一家，实则是将文学作品分为了诗、赋两种。由此可见，在汉代人的观念当中，纯属文学的文体只有诗赋两种，这正反映了汉代之前的文学学科尚未完全独立于广义的“文”之属的事实。但是，将“诗赋”独立于“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等门类之外独立成科，已是在文体分类上将文学独立于经学、诸子学等学术领域之外，具有了初步的文学自觉意识。

东汉时期，各文体出现了一个繁荣的生发期，文体种类繁多，渐至齐备，文学渐渐独立成科，而文体理论也随之逐步发展。正因文学文本和体裁的丰富，才有必要将其一一归类辨析，于是体裁意识伴随着文学体裁的进一步丰富而更趋于明晰。就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8〕但这一时期的文体观念并未比《汉书·艺文志》有所突破，依然是将实用文体和文学文体均视为“文”。如王充《论衡》中有“五文”的说法：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9〕

由此可见，王充所说的“文”的范围从文章体裁来讲与“汉志”所分六略大致相同，而他还把并不属于文体概念的“文德之操”也与“五经”、“六艺”、“诸子”等文章概念相并列，这说明了东汉时期“文章”与“文德”不分的事实。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迎来了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体裁的辨析也真正地进入了独立的文学领域，开始从“文本体例”或“文章体裁”的辨析向“文学体裁”的辨析转变。首先从文学理论方面论说不同文章体裁的，当属曹丕的《典论·论文》：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0〕

这段文字表述很简洁，它将文体分为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种类别八种体裁，此即“四科八体”之分的来历。虽然曹丕这种“四科八体”的辨别只是为了给“文气”说做例证，还不能算是自觉的分类辨体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隐约看出：奏议是公文，也即应用文体，书论是议论性质的文体，铭诔是记叙性质的文体，而诗赋是抒情性质的文体，“四科八体”隐含着按照功用进行分类的标准。并且，曹丕还对“四科八体”的外在风貌特征的要求进行了概括，也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雅”、“理”、“实”、“丽”也就成为了文体学意义上的“风格”之描述的开端。

自曹丕以后，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以及萧统《文选》等著作或从理论方面，或从选本方面，都为体裁的辨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文心雕龙》中，文体论就有二十篇之多，为体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文选》的收文范围和体例选编基本与《文心雕龙》所论的文章范畴一致，从编辑实践上为《文心雕龙》的体裁观念作了最好的佐证。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文学文本的不断增加和文学文体的繁盛发展，体裁辨析逐渐成为文学领域里的重要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经《文选》的选本所实践的辨体原则，成为历代总集编纂所依循的理论依据。历宋《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真德秀《文章正宗》等总集编纂实践的修饰和革新，降至明清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姚鼐《古文辞类纂》等著作，对以上理论作了进一步总结和完善，我国古代的体裁理论渐至发展成熟，文体学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范畴里在形式方面的专门学问。

从以上简述可知，古人对文体的研究历来非常重视，而我国古代各种文学体裁种类繁多，对各种体裁的辨析即为“辨体”，这是体裁学当中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各种体裁因“辨体”的标准不同，分成若干类，如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等是“以时而论”的辨体形式，而徐庾体、少陵体、山谷体、诚斋体等则是“以人而论”，至于元白体、西昆体、太学体等则是“以派而论”，还有“柏梁体”、“选体”、“玉台体”、“宫体”等等。

三、篇体

文体的第三重涵义为篇体，即文学作品的篇章组织形式，是从“字词句篇”的组织过程当中所衍生出的规律，其中包括表达方式和写作手法等，具体有对偶、隶事、声律、句式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方法等。

篇体要素实则是一篇作品之所以构成文学文体的基本要求。篇体具体到古代文学的领域里，是指如诗之格律、词之词牌、文之骈俪、小说之章回、戏曲之套数等文学作品所必须依循的篇章规律。

四、风格文体的第四重涵义为风格，也可称为“体貌”。风格分为作家风格、流派风格和文体风格，我们这里仅探讨文体风格。文体风格即文类风格、体裁风格和篇体风格的总称。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文类风格即诗、文、词、小说、戏曲五大文类所应具备的风格体貌；体裁风格即各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风貌特征，体裁间的风貌特征往往通过不同体裁的对比体现出来，如古体诗和近体诗的风格差异、制诰等天子专用的“庙堂文章”与书启等私人应用文章的语言风格差异、小令与长调在风格体现上的差异等等；而篇体风格则是在文章形制构成的过程中，隶事用典、对偶铺排、声律语体这些形式要素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所体现出的体格风貌，如长句与短句的风格区别、骈俪与散体的风格差异、韵文和非韵文的风格不同等等。应该说，文体风格是对“体”而不是对“文”的风貌描述，即它是用来区分文学作品形制之间的风格差异，而不是区分文与非文间的作品差异的。因而，所谓文体风格观念，也即对文学文体的形式方面所体现出的审美特征的体认和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做如下定义：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其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这些范畴的整体，就叫做文体。

注释：

①本段中论及五大文学门类时的“文体”，均指除诗词以外的文类“文”之体。

②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中，只提到了“典、谟、训、诰、誓、命”六体，至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则提到了“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体，但是多出的贡、歌、征、范四体，均只有一篇文章，不具备文体的范式性，因而，本文提及《尚书》的分体，从孔安国的“六体”说。

③“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见清代孙诒让注疏，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八册19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见汉代毛苌传述、宋代朱熹辨说《诗序》第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正《小雅》燕享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见朱熹《诗集传》第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⑥“然大小之分究何以别之？曰，此在气体轻重，魄力厚薄，词意浅深，音节丰杀者辨之而已。……大略《小雅》多燕飨赠答、感事述怀之作；《大雅》多受厘陈戒、天人奥蕴之旨”。见方玉润《诗经原始》第3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

〔2〕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

〔3〕金振邦.文体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3.

〔4〕禇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

〔5〕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J〕.中国文学研究，1996，（4）：33，35-36.

〔6〕钱钟书.谈艺录（补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

〔7〕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7.

〔8〕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3.

〔9〕王 充.论衡（卷第二十《佚文》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13.

〔10〕萧 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