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4 09:52:58
论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对中国地方戏曲生存发展的作用及意义
一项艺术事业的发展,自有其盛衰扬抑的客观规律。当它由繁荣、辉煌走向低迷、寂寞之时,坚持守望、以待复兴就成为从业者的要务。其中,从业者主体的努力固然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来自支持者客体的赞赏和褒奖,同样举足轻重。适时、适度的赞赏和褒奖,可以为主体注入精神动力、营造舆论氛围,还可能超出精神层面、对主体生存环境的实质性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无论程度深浅、力度轻重、广度大小,褒奖都能让主体在困难和迷惘中感悟自身价值,继而重拾从业信心,以稳定的心态和优良的状态继续自己的事业。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以下简称“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就是戏曲艺术事业在漫长低迷期中为数不多的一种客体激励,它为众多戏曲演员认清前途、坚定信心、守望艺术、成为名家提供了理由,为剧种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支持。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扶持各地戏曲的背景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酝酿、发起于1989、1990年之间。此时,正值全国戏剧事业普遍滑坡、走向边缘的初期,传统戏曲更是首当其冲。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随着城市改造、乡镇开发进程的加快,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遭到抛弃和破坏,全面让位于新兴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成果。整个社会充满全民经商、追逐金钱的气息;各地政府对于开发工商、振兴经济的兴趣和投入远超文化保护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院团被缩编或撤编、戏院被拆除的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同绝大多数文化人群一样,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状态的戏剧院团演员无法及时调整自己,难以清醒面对和理解自己生产的精神产品迅速“贬值”的事实。
新型娱乐形态的冲击。从90年代初开始,电视迅速普及,由城市、城镇而至乡村仅用了5至8年。电视给全国观众带来了观剧方式的改变,足不出户看戏、不买门票看戏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习惯。文化的开放带来了西方文娱种类的大量进入,吸引了大量追奇逐新的年轻人,使戏曲市场发生巨大分化。由于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戏曲本身很难适应工业文化的节奏,而其自身的改革尝试又无法让市场满意,因此戏曲难以抗衡代表工业文化的娱乐品种、失去大量年轻观众,是自然的结局。
传统文化缺失的冲击。在上世纪民族传统文化所遭遇的一场长达十年的巨灾中,戏曲的损失极为惨重。剧目禁演、剧团解散、剧院拆除、演员改行,众多地方戏曲不是彻底消亡,就是折损大半、奄奄一息;戏曲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形态进行,但因众多有成就、有名望的艺人大批消逝,他们身上承载的艺术无法及时和完全地传给后代艺人,造成后代艺人与前辈相比,无论在能戏数量、艺术造诣还是在知名程度上都有着很大差距,各剧种新生的戏曲大师、流派、优秀剧目日渐稀缺。“”结束后,以京昆为首的戏曲演艺事业曾迎来短暂繁荣,但终因休养生息、积聚能量的时间不够,剧目和人才的准备不足,使80年代初的那场戏曲繁荣终成昙花一现。
更为严重的是,从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的对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普遍缺失,直至80年代以后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模式,造成了至少两代人对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愚昧无知、莫名鄙视和无情抛弃。这种情况的延伸后果是,戏曲不仅失去了大批年轻参与者和欣赏者,而且在十几年后依然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原因是在以上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他们中的一部分此时或成为文化主管部门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或成为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金融家和实业家,简言之,成了社会中坚和文化精英。由于上述原因,指望他们主动将手握的政策或经济资源投入到他们的知识盲区和兴趣盲点――戏曲身上,可能性显然是不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许多地方政府将GDP作为首要目标,在召商引资、开发建设方面花了大力气,而对地方戏曲艰难的生存状况却漠然处之,对本土文化的保护缺乏应有的认知。与此同时,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群因其所受教育的局限,同样不会青睐古老的戏曲,而是将观赏外来新奇昂贵的文艺演出作为时髦享受――尽管他们对于以上两者的认知处于同样极端贫乏的状态。
在以上因素的冲击下,各地的传统戏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程度淡出主流文化娱乐圈,直至式微和消亡。在观众大量流失的打击、商业赚钱效应的引诱下,地方戏曲从业人员的个人自信心、群体稳定性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的心态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形。其中最主要的现象,是外来精英很少注入,内部精英不断剥离,戏曲界人士纷纷改行经商、出国或从事其他艺术门类,坚持者的年龄则逐渐老化、退出舞台。戏曲是活在人身上的艺术,一旦口传心授的传承发生断裂,往往无法修补,这是导致剧种走向灭绝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地方剧种往往是当地语言、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民俗以及古老生活方式及理念的标志性、化石级艺术品类,剧种艺人的断层消失,基本与剧目剧种的断层消失同步;这些地域文明保有者的消逝,也即部分宣告了地域文明的部分消亡。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全国有剧种368个,80年代初减少为317个,2005年仅剩267个。而且,据有关专家调研后的判断,这200多个剧种中仅有“60至80个还能保持经常性演出、拥有较稳定的观众群”,“这就意味着只有1/4到1/5的剧种活得还算正常”。(傅谨《夕阳回望――稀有剧种的命运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12月出版)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扶持各地戏曲的成果
现在看来,在上述背景下组织策划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具有当时并不多见、弥足珍贵的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这是该奖克服人手稀缺、资金匮乏、不被理解的压力,最终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在评审对象及手段方面,发起者们认为“评戏可以出戏,评人能够出人”,因此将重点放在了后者,即通过表彰表演艺术人才来牵引、带动戏剧的整体。这个定位,对“以演员为中心”、“以表演为中心”为特征的戏曲最为有利,可谓抓住了保护、发展戏曲艺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迄今已连续举办了。19年来,参评剧种近50个、参评剧目1000多台、参评人次达3000以上。在对京、昆等全国性剧种的优秀演员进行表彰的同时,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对于实力、名气和地位等相对弱小的各地地方剧种也特别给予了关注。回顾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创办之后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发现其对各地戏曲“非遗”保护、奖掖的力度逐渐升高的轨迹。
首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于1990年揭晓。在全部18名获奖演员中,除江苏滑稽演员殷延平和山东省歌舞剧演员雷岩外,其余均为本地演员或上海引进人才。次年“白玉兰”花开二度,外地演员数量骤增,在15个获奖席位中占了6席(其中主角奖占5席,为50%;配角奖1席,占20%)。引人注目的是,除京剧、越剧和话剧等热门品种外,福建梨园戏演员曾静萍凭借《节妇吟》赫然上榜。1992年第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颁奖,外地演员的数量虽略有减少(5名),但最重要的主角奖“榜首”称号却被黑龙江龙江剧演员白淑贤捧走。同时,安徽省徽剧演员李龙斌、山西临汾眉户戏演员许爱英等地方戏也首次进入获奖者名单。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般来说,奖项的前三届属其草创和整固期,由于办奖资金、人手、经验的不足,使奖项的规模、规格尤其是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而处于该奖主办方所在地域的上海院团及其演员,则在“白玉兰”知名度不足、参评人员不多的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纷纷摘取花冠。随着“白玉兰”的连续举办,声誉和影响渐渐提振和扩大,又吸引了众多地方戏剧团和演员闻香而来。安徽黄梅戏,山东吕剧、五音戏,河南越调、豫剧,吉林吉剧,江苏扬剧、锡剧、淮剧,广东潮剧、粤剧,浙江甬剧、绍剧、姚剧,四川川剧,天津评剧,云南滇剧,福建梨园戏、闽剧,北京曲剧,江西采茶戏,河北唐剧,山西蒲剧、晋剧,广西彩调剧等各地地方戏优秀演员以精湛的演技攀枝摘花、满载而归。他们中,既有闻名全国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更有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他们通过“白玉兰”增添了自信、增长了水平、扩大了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戏剧名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