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4 08:22:09
路宽了,楼高了,吃的腻了,穿的艳了,玩的疯了,住的商品房,开的私家车,歌舞升平太平世,灯红酒绿不夜天……现在人的生活,天天都在过年。要说中国进步,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不少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后发出的感慨。
说得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旁观者清。当年那些背乡离井、漂洋过海的华侨对祖国的变化看得最真切,感触也最深刻。
见证物资从匮乏到丰富
打开国门之初,国内物质特别贫乏。城市公共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一些电器也不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拥有的。那时候,电视机、洗衣机等绝对是“稀罕物”。
泰国海南林氏宗亲会理事长林明焕经常回中国海南祭祖经商,对这方面的体会很深。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对外开放,实施计划经济,什么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吃饭要饭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连买包快食面都要粮票。以前回国探亲都是大包小包,带回像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收录机这些“稀罕物”,甚至糖果、衣物、自行车等日常生活用品。
但随着祖(籍)国的日益强大,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每次回祖(籍)国都为中国的巨变感到吃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国外更加丰富和超前,从手机到电脑、从摩托车到汽车、从衣着到首饰、从化妆到保健,还有饮食休闲娱乐,样样都是多姿多彩”,林明焕说,现在华侨华人回祖(籍)国时行李越来越少,反倒是从祖(籍)国返回时都行李超载。
赵玉兰是1983年由蒙古国回国,定居河北唐山迁安市的归侨,回国时只有10岁。她目睹了20多年来中国的巨变,感慨多多:我刚刚来到迁安时,看到同学们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做的。记得每次“六一”儿童节时,老师要求穿裙子,有的同学没有,我就把自己的裙子都拿到学校借给同学穿,大家都抢着穿我的花裙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的衣服逐渐多了起来,花色也丰富多彩了。后来,衣服的质地也从化纤变成了毛料和真丝,现在人们又在追求全棉和亚麻了。新衣服从过去的多年一件,到现在的一年多件,衣服的丰富款式和色彩,早已成了人们体现个性和追赶时尚、装点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同时,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服装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体现,唐装走俏全球,旗袍热遍世界,中国服装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在全世界受到瞩目和尊重。
武莲芝也是位蒙古归侨,他在博客中写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回国探亲时,北京的上班族都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穿行,上下班高峰期,满眼望去,数不尽的自行车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拥有一辆私家轿车代步,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的交通工具已是花样繁多:轿车、出租车、地铁、高速火车、动车组、大型客机应有尽有,私家车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与日俱增,难怪如今的人们常说:“距离不是问题”。
“儿时住过的低矮小平房不见了,变成了一排排的楼房;往日那狭窄龌龊的小路没有了,变成了平坦宽敞的大道。”这是阔别家乡30多年回乡探亲的福建东山老华侨谢阿杏见闻。
84岁高龄的谢阿杏出生在福建省东山岛白埕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就被送到岱南村的谢家当童养媳。婚后第2年,由于生活所迫,她跟随丈夫一起挥泪告别亲人,下南洋谋生。
1977年9月,谢阿杏和本村另2位姐妹结伴同行,从新加坡乘船出发,第一次探亲回到岱南村。一见到谢阿杏带来装满吃、穿、用的两只大木箱,孩子们个个欢天喜地。她的大哥有3个儿子,她就把带来的新旧衣服、咸猪肉、大米、面粉以及洗衣粉、火柴等分成3份来发。
转眼16年过去了。1993年8月,谢阿杏第二次返乡探亲。她带来了侨胞返乡探亲最盛行的礼物,简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录音机。当谢阿杏要分发这些礼物时,没曾想大家却互相推让。“阿婶,姑母,现在再也不是凭票供应了,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也很便宜。”谢阿杏十分后悔自己对家乡的变化不了解,最后硬是下了道“死命令”才把这些礼物分发出去。
2007年10月,当谢阿杏第三次返乡探亲时,刚好赶上岱南村举行自来水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全村1120户,4265人全部用上了自来水。
第一次返乡探亲时,谢阿杏最担心的就是屋里没有卫生间。第三次返乡探亲时,岱南村的卫生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哥的3个儿子和4个孙儿都住上了洋楼、别墅,每层楼的房间里都配有卫生间,里面装饰与配套设施不亚于三星级酒店,一天24小时有太阳能热水供应。全村1210个露天公厕和猪圈全部被拆除填平,经过科学规划,统一合理布点。全村现有12间公厕,内外墙都贴上了瓷砖。有的公厕还配有老人扶手,洗手盆,整容镜等设施,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
前两次回来探亲,谢阿杏只待了10来天就匆匆离去,而2007年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过去,由于故乡吃、住条件差,谢阿杏甚至不敢叫儿女子孙们陪同返乡寻根认祖。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去年8月,谢阿杏就带着儿女孙辈们13人一起返回故乡。
家乡的巨变,深深打动了海外游子的心。来自文莱的海南文昌籍华侨韩勉元,今年72岁,看到故乡惊人的变化,人过古稀的他既激动又有些伤感,后悔自己不晚出生几十年。“现在,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有些地方吃住比海外还要好,如果我再年轻几十岁,就不用漂洋过海到南洋一带谋生了。”
体验通信渠道由单一变便利
身处海外的侨胞感受颇深的还有中国通信的变化。以前,在国外要获得中国国内新闻和家人信息的渠道非常单一,很多人只是在春节才与家人通一次国际长途。而现在祖(籍)国国内通信设备和家庭电脑的完善大大便利了华人与亲友的联络,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还能与家人进行视频沟通。
翁老先生祖籍上海,是1948年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起初想家了,靠写信互诉衷肠,碰到急事只能发个电报回来,打电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时,谁家有电话啊?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翁先生老家的弄堂口有了公用电话站,他终于有机会通过公用电话,偶尔听一听亲人的声音了。但那时基本都是巴西打往上海的,翁先生很清楚上海家人工资低,国际电话费舍不得付的。有一次,上海家人有急事,忍不住打了一回国际电话,据说是到和平饭店边上的电信营业厅,排了5个多小时的队才轮上的。现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家里都有了程控电话,街头到处是漂亮鲜艳的电话亭,甚至还有许多信息亭,路人只要塞入IC卡就可以在街头上网了。翁老先生由衷地赞叹:“祖国的电信事业发展非常快,比南美那些国家强多了。”
在上海新天地的露天酒吧,香港同胞王李婉珍同样感慨万千:“祖国确实变强盛了,这一点,我们香港同胞感受特别深。过去,内地人好不容易来香港出一次公差,总要尽量省下生活费以便回去时带上彩电、录像机什么的,手机、电话机可是热门货;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内地人来香港以休闲旅游为主,大把大把的钱主要花在钻石首饰、名牌服饰、高档化妆品上,出手比我们香港人还潇洒。他们几乎人人一部手机,都是从内地带出来的,而且款式很新,功能很多,许多还是彩信的、带数码摄影和录像的。据说,内地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早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祖国真是了不起啊!”
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郝先生,是从事国际贸易的高级客户经理,整天笔记本电脑不离手。谈起通信业的变化,郝先生如数家珍:“就目前通信业的现状而言,尽管普及率还不是很高,但技术、业务的运用程度,完全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通信信息业务,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基本都已推广应用。在通信技术和业务方面,中国同世界是真正接轨的。”他还举例说,他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款式总是最新的,而且早已加盟了中国电信的“天翼通”无线上网业务,现在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可以上网处理公务,非常方便。连那些同他谈生意的老外,看到他如此得心应手的样子,也是啧啧称奇啊!
目睹出国
从谋生到新人生设计
“唱出番客有只歌,番邦趁食无投活(华侨出国谋生无奈何的意思);为着生活才出外,离父母,离某(妻)子。三年五年返一摆(次),做牛做马受拖磨;想着某(妻)子一大拖,勤俭用,不敢乱子花(不敢随便用的意思)”。
这是至今仍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和演唱,反映华侨出国艰难和在外生活状况的福建民歌《番客歌》,它用方言很逼真、很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华侨、侨眷的生活状况。
过去国家穷,百姓更穷,很多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出国。出国时绝大多数没有文化,都是背着简单的行囊,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甚至身无分文,搭“大眼鸡”木帆船飘洋过海,惊涛骇浪,离妻别子,胼手胝足,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家寡人单身汉凄凉况苦。
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载了他当时目睹华侨出海的惨状:“余初次归国,甫抵澳门时,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人,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当时运输这些苦力出洋的是一种叫做“牛鼓桶”的木船。除了船头两侧的两个孔,其他部分都是封闭的,因此这种船也称为大眼鸡。显然,这些船只能在近海打鱼,而不能用来载人,但此时却被改作越洋载人。“猪仔们”被囚禁在舱底,里面阴暗闷热。乘这种船漂洋过海,可谓九死一生。《广东华侨史话》记载:当时从香港乘船到旧金山,要一个多月,这样长时间的折磨,往往一百个人中,有时竟死去三四十人,人贩子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旧社会华侨华人出国谋生十分维艰,而在30多年前,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出国留学同样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在政策、外语基础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下,人们的“留洋梦”只好被搁置下来。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彻底改观,出国留学已非难事。
朱子娟是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职员。1999年,大学毕业后做了3年教师的她决定去德国读书。在斯图加特大学,朱子娟跟随名师学习平面设计。4年的留学经历让她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活,也更深入地了解两国文化。如今,朱子娟从事着跨国文化交流工作,出国留学的积累令她驾驭起工作来游刃有余。
近年来,像朱子娟这样选择出国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秀琴女士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0万人,留学的国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这既得益于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语技能的增强,更因为人们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充满了解世界和融入世界的热情。
何作军是英国顺德联谊会名誉会长,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赴英留学(现居英国),他还清楚地记得刚到英国来留学时的感受:
“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中国很多地方人们的生活比较封闭,对西方社会的文化体系完全不了解。记得刚来学习语言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课,举例说到迈克・杰克逊、麦当劳,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很熟悉,但我们竟然完全没有听过这些名词。老师和同学很奇怪,觉得我们是不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外星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由于熟悉这些事物,写起作业来轻车熟路,能很快完成,我们就很吃力。那种感觉,就像从地球掉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何先生每年都会回家乡顺德,也常常去中国北京、上海各地走走,让他感叹,中国和世界的心理和认识上的距离,再也不是当年的“地球”与“外星”的距离。“我也去过世界很多的国家和城市,感觉我们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与纽约、伦敦相比毫不逊色,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思想观念上,都开始实现与国际接轨,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与隔膜。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再到英国来,就不会再像我们当时那样以为自己到了其他星球,或是被别人当成‘外星人’。”
显而易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出国华侨华人从成分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除少数亲属团聚移民外,移民(含到海外留学)已变成了一项很奢侈的消费,绝大多数通过投资与技术的方式达到移民的目的,不少留学生就是从他们在大陆的父母那里带上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出来消费、购买教育,最后绝大多数留在留学所在地,成为新华侨。所以现在移民,除了有充足的投资资金之外,往往要交纳一笔较高的移民费,这些现象表明,现代移民者注重新人生设计,一定是在学历技术上或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者,否则,只能望洋兴叹也。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当今科学昌明,交通方便,乘搭飞机,虽万里之遥而也朝发夕至,缩短距离,华人出国与过去搭“大眼鸡”木帆船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所以目睹此情景的老华侨莫不唏嘘感叹。
推倒了观念上的障碍与藩篱,世界变平了,距离也变短了。开放的中国,正用“同住地球村”的意识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经历地位从瞧不起到香饽饽
说起华侨在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以前的地位,很多归侨侨眷都不堪回首。那时,“海外关系”,“归侨”一词,成了令人生畏、惟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就像紧箍咒套在归侨侨眷的头上,想摆也摆不脱,直接影响着升学、入党、提干等涉及个人利益的一切一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句俗语可以勾勒出华侨的命运转换,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许多归侨侨眷头上的“黑帽子”被摘掉了,归侨侨眷从此政治上受重视、生活上被关心,侨联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归侨侨眷的历史遗留问题也都得到解决。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保护特殊群体的法律。在“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下,很多归侨侨眷入了党,晋升了职称,一些归侨侨眷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各级政府的要职。对有突出贡献的归侨、侨眷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青年等各种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创新模式,为华侨归国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华侨创业园”、高新科技园区、科技创新海岸……越来越多的海外侨胞,无论携带项目还是携带技术,可以比较方便地在这里注册,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并在融资和税收方面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政策。
归侨侨眷、华侨华人的作用得到高度重视,侨界焕发出参与改革开放的极大热情。一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60%以上来自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总额达3300亿美元。尤其是近年来,携带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知识,多形式回国创业或为国服务的新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媒体报道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这正是,改革开放改变华侨命运,瞧不起转眼变成香饽饽。祖国大舞台宽广好驰骋,侨胞与祖国发展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