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

时间:2022-10-04 01:36:05

有关《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

摘要:北宋苏洵所作的《辨奸论》一文,清代李绂、蔡上翔经过考证,认为是邵伯温伪造,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李清怡、曾枣庄、章培恒、王水照等学者研究确为苏洵所作,并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

关键词:宋代文学;《辨奸论》;邵伯温;真伪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辨奸论》一文,一般认为是北宋苏洵所作。经元、明两代,基本上无疑义。直到清初李绂在其《穆堂初稿》卷四十五所载《书辨奸论后二则》一文中,对《辨》的作者发出疑问,并考订出是邵伯温伪作。后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又据李说加以发挥,遂成定谳。尤其是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一书中也以两家说法认定《辨奸论》是伪作,以致引起李清怡、吴小如、章培恒、曾枣庄、王水照等学者的广泛关注,纷纷撰文讨论《辨奸论》的作者问题,互相驳难。

一、

李绂将《辨奸论》、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苏轼所作《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三篇文章认定为均是邵伯温所伪作。其中证明《辨奸论》为邵氏所伪作,他举证三点:第一,《辨奸论》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编于绍兴初年);第二,《文献通考》载苏洵《嘉集》为十五卷,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其中并无《辨奸论》。而《辨奸论》见于二十卷本《老苏文集》,应为后人所掺;第三,欧阳修为苏洵写过墓志,曾巩也作有哀辞,都未提及《辨奸论》,二人全集也未提及。证明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为邵氏所伪作时,他举证:第一,邵氏《闻见录》以自叙语气来叙述辨奸缘起;第二,《墓表》中称苏洵为“先生”,语气不类;第三,《墓表》所叙王安石在嘉初党友倾一时与史实不符;第四,张方平《墓表》已提及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被命相一事,晚于下葬的时间。证明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为邵氏伪作,他举证两点:第一,《谢书》有“秦无人”一语和张氏《墓表》“蜀无人”一语相类,应出同一人之手;第二,张氏死后,苏轼为其撰写《墓表》时,谈到他与苏洵相交往时,却不提《辨奸论》。以上就是李绂考证的全部论点,尤其以《辨奸论》首见于《闻见录》这一项最为基础,其他诸疑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后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嘉八年下申述李绂之说,又补充六条材料。

李、蔡二人所论,不无道理,但是疑窦颇多。比如仅仅从文辞语气上相类似,就断为伪作。而且二人拿不出直接证据,空发议论,很难说服人。后来章培恒撰文参以文献和史实,逐条证明上述诸论点不成立,从而根本上否定伪作说。这反而说明了李、蔡二人轻下结论,草率行文的缺点。

张家驹《〈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末年党争缩影说》(1961年4月4日《文汇报》)一文,主要是说由于北宋时洛、蜀、朔三党斗争,导致身为洛党的邵伯温伪作《辨奸论》以攻讦王安石与新法,也兼有“含有中伤苏氏父子之意”。从党争这方面来论证,有利于挖掘各党人的背景和所处环境,从而探讨党人们的行为动机,对揭示《辨奸论》作者有一定作用。但是攻讦王安石与新法的人不在少数,为何只是邵氏一人,而且连作三篇文章,此文未作详细说明。

吴小如《说〈辨奸论〉真伪问题》(1957年3月28日《文汇报》)一文,主要是针对李清怡的文章(见下)进行反驳,大体上是申述李、蔡两家之说,并未提供新的材料。仅在文末指出了李清怡误将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误为至和八年。

刘乃昌《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持伪作说,但不认为作伪者为邵氏。指出苏轼于元丰间与王安石交往,并不可能如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于此时请张方平为其父作墓表。又指出《四库珍本初集》所收《乐全集》刊于孝宗时期,仍有可能羼入伪文。证据比较可靠,但是对于证明伪作,仍不能说明问题。

下面谈谈持真作说的情况,因为邓广铭的两篇文章均是针对章、王而作,所以附在这里和他们一同讨论。

李清怡于1957年3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文,对邓广铭所持邵氏伪作说进行驳议,认为张氏撰写《墓表》时,邵伯温尚在童年,不可能作伪;肯定张氏作《墓表》是确有其事。因为持伪作说的人认定张氏《墓表》和苏氏《谢书》均伪,所以李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具体考证。

周本淳所作《〈辨奸论〉并非伪作》(载《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反驳李、蔡之说,指出胡仔并非元党人,其绍兴间所作《苕溪渔隐丛话》据张方平《墓表》谈及《辨奸论》,则《墓表》非伪;又《墓表》见于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又宋孝宗乾道年间郎晔所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四载有苏轼《谢表》,同书卷五十六《乐全先生集叙》中说苏轼手校并家藏《乐全集》,而《乐全集》卷三十四又有《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可证其实。周氏在文中肯定了张氏《乐全集》在《辨奸论》真伪问题的关键作用,又举出版本证据,立论可靠。

王保珍《从苏、王、邵三个家族来推论〈辨奸论〉之作者》(载《宋代文学与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一文视角独特,从史料入手结合当时背景,梳理苏、王、邵三家的交往,指出当时人不满政敌之见多有“辨奸”之举,《辨奸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还指出清人李、蔡二氏伪作说的论证并不严密,立论武断,难以让人信服。《辨奸论》真伪的问题并非研究北宋党争的关键,主要说明了南宋人把《辨奸论》当作一种武器用来抵抗王安石的新法,其态度显而易见。

比较成熟的文章还有曾枣庄《〈辨奸论〉真伪考》(载《古典文学论丛》第十五辑)。曾文举证五点,但是其第三点,即“同意章培恒的说法,认为张方平《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有鲁鱼之讹,因为今存王安石之制词中并无‘生民以来,数人而已’之语”。这一点颇为颇为棘手,曾氏和章氏的论据都很勉强,均归结于讹误。何以《辨奸论》会出现世上没有的语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曾氏从《辨奸论》写作背景、苏王关系交恶的过程、《辨奸论》的流传经过以及《辨奸论》的风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问题深入细致分析。但曾氏依《闻见录》和《宋史》立论,比较危险,特别是《宋史》记事庞杂,有史料失实的问题。

二、

真正从真伪问题的根源入手,进行全面的分析,当属章培恒的《〈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载复旦大学1980年增刊《古典文学论丛》)一文。《辨奸论》真伪问题的缘起,是李、蔡二人首先质疑,而其论证又颇有武断之处。所以李、蔡两人观点的正误,也就是《辨奸论》真伪问题的正误。章氏之文,持真作说,对李、蔡两人全部论点逐条反驳,举证丰富,持论严谨,考证严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章氏还补撰《苏轼〈乞录用郑侠、王状〉非后人伪造》、《张方平与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的关系》二文进一步追根究底。全文五万余字,是一篇考证力作,学术价值很高。

章文逐条对李、蔡伪作说进行反驳,如章氏认为王安石“囚首丧面”,是一种魏晋名士风度的表现;嘉初王安石所结交者尚有韩绛、曾布、吕惠卿等新法派成员,这些人也都是好名之辈;章文举例说明《墓表》中称苏洵为先生乃张方平出于对苏洵的敬重,与当时士风并无相悖之处;章文说明墓表与哀辞功用不同,墓表实重于哀辞,可见苏氏兄弟向张氏乞墓表当在情理之中;又章文考证苏轼《与藤达道书》写作年代应为元丰六、七年间,而不在王安石死后,书中回护新法之语乃应酬客套之语,不是苏轼心绪的真实表白,苏、王二人在政见上仍有分歧。

此外章氏在版本材料方面,又举证说明张氏《墓表》、苏轼《谢书》均非伪作;《辨奸论》在邵氏之前,已行于世;指出南宋绍兴间所刻十六卷本《嘉新集》接近二十卷苏洵文集原本,其中就收有《辨奸论》。

章氏之文,大体而言,都能切中要害,持论公允,从而可以驳倒李、蔡二人。不过其中对于《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的反驳稍显无力,不能服人。如果得不出合理解释,那么《墓表》仍会被攻之为伪作。

邓广铭为了反驳章氏之论,写了《〈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载《国学研究》第三辑)一文。但是邓文明显在反驳上略显软弱,而且没有提供新的材料来论证,很多问题的驳难似是而非,并未真正驳倒章文。这也显示出持伪作说的困难之处。

邓文主要提出七点驳议,我们认为可以说明问题的,有两条:第一,章氏认为《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为抄书小吏抄写之误,邓氏则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重大抄写错误,章说不成立;第二,邓氏指出章氏曲解邵伯温序《闻见录》之意,邵氏编此书当在绍兴二年,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此时方勺《泊宅编》尚未成书行世。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墓表》中“其命相制”一语是证明《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薄弱环节。而方勺《泊宅编》与邵伯温《闻见录》孰前孰后,也关系到《辨奸论》是否为伪作。

王水照在《〈辨奸论〉真伪之争》(载《王水照自选集》)一文中,提供了两条版本学上的新证据:第一,铁琴铜剑楼原藏宋刻孤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应为北宋麻沙刊本,其卷三即收有《辨奸论》;第二,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孤本《东坡集》当为宋孝宗时所刻,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其书卷二十九收有《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基于上述两点断定《辨奸论》与《谢书》均非伪作。这两条新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真作说。

之后邓广铭又写了《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载《学术集林》第十三卷),指出麻沙本《老苏文集》应刻于南宋孝宗时,而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便属于杭本系统,但不一定就是苏轼手定,仍有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王水照又写了《再论〈辨奸化〉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载《学术集林》第十五卷),取麻沙本《老苏文集》与中华书局校点本《邵氏闻见录》二书所收《辨奸论》对勘,通过“羊叔子”、“仅得中原”两处异文进行辨析,证明苏洵无误用典故。王文还提出一条较为有力的佐证,即《辨奸论》中提及“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其名字的排列次序与传统说法不同,却见于苏洵的《管仲论》,倒像是苏洵自己比较特别的写作风格。

至此,我们可知以章文为代表,通过版本文献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伪作说,很有说服力。笔者也认为《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不过还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张氏《墓表》中谈及“命相制”的事,章、王都没有很好解决;二是,方勺《泊宅编》何时编成及《辨奸论》的记载写于何时,未有明确的答案。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辨奸论》(包括《墓表》和《谢书》)就均有造假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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