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与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下一步的整体改革设计了框架和路径，让人为之鼓舞。

单就财税体制领域改革来说，更是浓墨重彩，《决定》中提出了“现代财政”的理念，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是对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论断。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财政被政府过多地作为一个工具在使用，而现代财政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从“放权让利”到“现代财政”

从财政的经典定义来看，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

追溯财政的发展，其职能和定位也一直在变化和发展，但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

根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的研究，伴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迄今为止，财政发展经历了时代印记鲜明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放权让利”激发改革的积极性（1978-1994年）。

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

主要的措施有，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在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上，给予“财力保障”。

第二阶段，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1994-1998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也让人们意识到“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

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通过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土地增值税，以及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基本规范等一系列行动，全面改革税收制度，搭建了一个新型的税收制度体系。

第三阶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1998-2003年）。

1994年财税改革所着眼的主要是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所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先后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第四阶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2003年至今）。

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部署，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布局，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当历史的节点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现代财政”理念的提出让人耳目一新，更是被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

由于我国缺乏财政法治传统，财政被过度工具化，财政的职能和作用也被大大缩小。此次，将现代财政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反映了决策层着眼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新思维。

迈向国家治理

财政为庶政之母，国家治理需要财政作为基础和支柱，同时国家治理的所有活动也都反映到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

那么，国家治理是什么？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包括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

著名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

其衡量标准至少有五个。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五是协调，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座位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财政，究竟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建立。财政部长楼继伟认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审核预算重点应该从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抓紧研究实现中期财政规划管理，逐步强化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此外，就是预算公开，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

二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深化税制改革的重点包括：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其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理财为治国核心

著名财政学家熊彼特曾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无论什么时候，财政都对一国的政治和社会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此次三中全会将财税体制改革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财政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硬骨头”越来越多的时刻，财税改革是当前的最佳突破口之一。因此，在这般寓意下，治国当以理财为核心。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任晓兰认为，财政问题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提升了国家汲取财富和合理预算的能力，国家的权威才能得到增强；只有约束住国家征税和预算的权力，国家才能实现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另一方面，也只有将与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财政预算公之于众并允许公众广泛参与，一个成熟的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

治国应以理财为核心，合于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财政可以看作是连接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三个系统的媒介。

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带动行政体制改革，从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