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的社会学探析

摘要：“反学校文化”是指与学校主流文化相悖的一种文化现象。现阶段中职生反学校文化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对学校教育期待的文化及其精神的反叛、挑战与抵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其形成原因包括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变迁，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及学校教育功能弱化。对待中职生“反学校文化”，一方面应该积极建立起对中职学校新的“社会认知”，加强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加强对中职学校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提高中职生的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的意识与文化判断的能力。

关键词：中职生；反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建设；社会学探析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76-04

近年来，职业院校文化建设已成为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国内的研究者在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中倾向于对职业院校文化的积极作用与正面功能的探讨，较少涉及职业院校的“反学校文化”现象。较之于西方国家对“反学校文化”，特别是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大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将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定位于一种学生亚文化的消极方面，或仅仅视为个体心理层面的一种观念与行为偏差。可以说，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已成为我国中职校园文化建设与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领域。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我国的整体社会与文化背景，借助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现阶段我国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的特征、发生根源、影响及可能的对策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内涵及表现特征

（一）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西方的传统教育中，学校一直被认为是传递资产阶级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场所，而对于出身劳工阶级的学生来说，学校只是一种由冷漠的异己教师组成的异己机构。因此，“反学校文化”现象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子女对学校内流行文化进行反抗而形成的另一种文化”。[1]如威尔斯通过对英国一所小镇中学的12个工人阶级家庭学生的个案研究后认为，学生的“反学校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与劳工阶级的“地板文化”密切相关的，而所谓的“反学校文化”只不过是劳工阶级反对权威的一种延伸。[2]哈格里夫斯则从阶级对抗的角度，认为“反学校文化”现象是劳工阶级为了反抗对他们尊严构成威胁的学校教育而形成的。[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早期的研究者是立足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冲突与对立来解释“反学校文化”现象的，具有浓厚的阶级对立与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近期的研究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学校教育自身的矛盾，并立足于学生反对学校对教育的垄断以及学校自身的权威对他们的规训与压迫，试图建立一种“非学校化社会”来解释“反学校文化”现象。如拉森认为，学生的“反学校文化”意在打破学校所安排的制度性设计，意图重新设计教育符号，这种“反学校文化”具有非正式性、情绪化、非理性的特征，以便与学校严肃的、制度化的、工作取向的主流文化相抗衡。[4]美国的伊利奇则在《非学校化社会》一书提出，“学校专断地决定了学生学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学，当学生感受到比预期更强烈的纵时，常常会加强对学校教育的反抗”。[5]在他看来，“反学校文化”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学生反对学校制度对教育的垄断以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他们希望打破现存的学校制度，并希望在建立“非学校化社会”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显然，这一视角具有很强的自由主义取向。

根据上述对“反学校文化”内涵的分析，结合我国中职生的实际特点，本研究将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理解为中职生对中职校园主流文化的一种持续性的抵制、挑战与反叛的现象，其外在的表现是对学校权威的各类公开或隐蔽的反抗，其内在的本质是中职生认同并建构的价值观与校园主流文化中基本价值取向的内在冲突。

（二）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表现特征

我国有学者就当前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表现特征做了专门的研究，如章华丽等人通过个案研究的分析表明，现阶段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特征包括“逆反性 群体性和玩乐性。”[6]笔者通过对N市J区三所中职学校的田野调查发现，现阶段中职生“反学校文化”在特征上一方面以公开的、显性的、直接的、比较强烈的具有明显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公然违反校纪校规、公开挑战学校的权威、侮辱师长、欺负弱小的同学、加入不良团体、各类校园暴力等越轨与失范行为，不仅如此，有的中职生还有破坏学校公共物品、酗酒、吸烟、打架、、偷窃等反学校行为；另一方面中职生“反学校文化”也常常以较为隐晦的、间接的、情绪化的、不具有明显对抗色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如青少年在校园中的奇装异服、不良装饰、纹身、网络语言、各种形形的课桌文化、厕所文化以及逃课、迟到早退、课堂捣乱、考试作弊、早恋等。除此之外，中职生还通过网络公共平台，如微信、QQ等等其他的方式来对学校教育及其教学内容、师生关系、教学方式、学校制度等各个层面进行嘲弄、调侃、批判，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反学校文化”的情绪。

内容上，上述两种“日常反抗”行为表现出学生对学校主流文化价值及其权威的怀疑、批判与否认，甚至是叛离与拒斥，具有明显的阶层文化的冲突性质，表达出了中职生的文化认同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价值取向上，现阶段我国中职生的“反学校文化”也呈现出价值目标的虚无化、价值内容的物质化与庸俗化、价值主体的自我化、价值评价的偏激化。另外，从其发展的态势来看，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也越来越呈现出显性化、直接化、多样化、强烈化、普遍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学校文化”容易与青少年文化中其他现象、问题相勾连，进而有可能导致中职生出现较为极端的偏差观念与行为，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正确认识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问题，探明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积极合理的应对策略，无疑是当前我国中职学校文化建设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中职生“反学校文化”成因的社会学分析

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印记。当前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形成与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文化的总体变迁所引发的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现象是分不开的；另外，长期以来社会对中职学校认知的“标签效应”所导致的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危机，信息化时代中职学校文化传递功能的弱化，也是现阶段我国中职生“反学校文化”形成与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社会“反文化”对中职学校文化的影响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社会利益与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随之而来的是总体社会文化的分化，以及各种群体亚文化的广泛崛起。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常常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地进行着争斗，各种亚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对立在所难免。而“当一种亚文化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站到了主文化对立面的时候，就称之为反文化，反文化现象已经演变成为中国当前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7]从形成原因上来看，社会反文化是某些群体试图分享社会价值，却不断受到挫折，起而抵制与反抗现有文化规范或价值体系所形成的一种亚文化，它涉及观念与行为两个层面：就观念层面而言，它是排斥、抵制与反抗现有社会主导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念；就行为层面而言，其行为举止倾向于自身独立于主流社会。[8]从当代中国社会反文化现象的表现来看，有学者称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自行其事的群体”，荒谬与荒唐、玩世与嘲讽、失落与冷漠、鄙夷与傲慢、行动与破坏、故作惊世骇俗与游戏人生……且强烈地反映为对传统文化模式或城市工业社会规范的对立与破坏，反映为对极度发达的制度文化的反感，反文化现象已成为当代文化中易挑起事端，引起争论的显著部分。[9]

由于中职生在年龄上正处于青少年阶段，社会整体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上文已述及现阶段我国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与我国当前“社会反文化”现象无论在内容上、问题表征上、行为方式上还是在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上都存在诸多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两者之间无论在浅层次还是在深层次上都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可以说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的形成正是整体社会文化变迁在学校中的一种投影，当代我国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现象正是现阶段背景下，“社会反文化”现象在学校中的一种反映与聚焦。

（二）社会对中职学校认知的“标签效应”对中职生自我认同感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职学校存在诸多的认知偏见，认为只有那些考不上普通高中或者是学业成绩很差，再或者是家庭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才会上中职学校。久而久之，社会公众对中职学校产生了一种“标签效应”式的社会认知。而对于中职生来说，只要已进入中职学校，他们就会被贴上特殊的标签，似乎他们是青少年群体中的“另类”，是被教育选拔机制所淘汰的一类群体，这种社会认知与符号标签会对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产生很大的影响。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中职生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感普遍较低，他们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坏孩子”，将来也很难在社会竞争中出人投地。

一旦中职生形成了一种“低位置”感的自我认同，他们就会建构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认同感行为方式，由此产生的文化与学校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就会大相径庭。这正如威利斯所说的那样：“‘教学范式’（teaching paradigm）将学生们区分为听话的‘好学生’和不听话的‘坏学生’，这种制度性的分化以及教师在课堂上对‘小子’们的挖苦和惩罚也许并不是出于什么阴谋，但对处于叛逆期的‘小子’们而言，这只会把他们推向反面，亦即生产出一套‘反学校’的文化来凸现个性、恢复自信并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毫无疑义，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气质上，这套‘反学校文化’都是对学校中的支配文化，亦即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坚决抵制。”[10]

如果说学校主流文化认可或代表的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的话，由于制度性分化或选择而产生的中职生由于较低的自我认同感会与学校的主流文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是中职生“反学校文化”产生的社会心理的根源。由此可见，中职生“反学校文化”也可以解释为在社会“标签效应”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在自我认同危机下努力寻求自身意义的一种表达，是中职生在缺乏文化认同境遇之下的一种消极的“突围”。

（三）信息化时代中职学校文化传递功能的弱化

学校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传播与传承人类先进文化和精神的主要场所，其担当着涵养化育年轻一代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学校在社会中获得了一种文化传递的专有权力，即形成以“学校中心”的文化传递结构，[11]而这一“中心”地位使得学校不仅垄断了文化传递的内容，而且也垄断了文化传递的途径与方式，中职学校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电子媒介、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所塑造的信息环境与信息途径正对传统的学校文化传递地位构成强有力的冲击与挑战。一方面体现在以电子媒介、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提供了比学校具有更多选择可能的信息资源与文化类型；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比学校更快、更强、更灵活的传递能力与传递方式。上述两个方面导致了“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消解，使得学校再也无法垄断文化传递的权力，从而促成了一种“非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产生。

从中职生的日常生活来看，与普通的高中生相比，他们上网所耗费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后者，也就是说，中职生更容易受到网络的影响，而中职学校的“非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更加明显。“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消解与“非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产生使得中职生可以从其他的传递主体获得更多的文化（包括知识、价值观、规范、态度、生活方式等），从而打破了以往青少年文化特质中较为一致的精神向度。“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消解与“非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产生也使得中职生从学校接收的文化在其可接收的文化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会变小，从而导致学校主流文化对中职生的影响力的减弱。

虽然，“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的消解可以使中职生有更多的文化选择与价值选择，然而，中职生从其它传递主体所获得的文化，无论从类型上还是从内容上其实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其中混杂着很多具有消极的、低俗的、暴力的、色情的、颓废的文化类型与内容。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职生由于缺乏相应的自主辨别能力，难以分辨其中的善恶、优劣与真伪，难以抵制其中的糟粕，加之学校对青少年“文化控制力”的减弱，他们很容易受到不良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与侵害，进而容易形成与学校主流文化相悖的“反学校文化”。

三、中职生“反学校文化”可能的对策

青少年“反学校文化”的产生可以说是现阶段我国总体社会文化急剧变迁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长期以来中职学校“标签效应”下学生自我认同危机的一种反映，此外也是信息化时代“学校中心”文化传递结构消解的一种后果。因此，对于中职生“反学校文化”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压制”与“消除”，而是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引、疏导与帮助，使之成为一种学校文化建设、中职生自我成长与文化自我建构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一）积极建立对中职学校新的“社会认知”，加强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

社会对中职学校认知的“标签效应”可以说是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危机的根源，因此，要解决中职生“反学校文化”的问题，首先需要重塑中职学校的“社会形象”，在政策层面上对中职学校进行扶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中职生的就业数量与质量。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传统的教育选拔与分化机制，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专，增强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加对中职学校的认同感。积极构建中职学校内涵与文化建设，设置多元评价方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增强校园文化对于中职生的吸引力。

（二）提高中职生的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的意识与文化判断的能力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全球化的态势，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与全球化在促进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带给人们更多文化选择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各种观念与思潮相互交织、真伪难分、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共存。在此境遇下，中职学校必须强化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培养中职生良好的文化反思的意识、文化判断能力。当前尤其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从而可以使中职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意识、文化行为乃至文化产品时能够依据“核心价值观”，以正确的立场准确判别其价值的善恶、优劣和真伪，从而作出鲜明的选择来指导自己的文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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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利奇.非学校化社会[M].吴康宁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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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