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

摘 要：风险投资供给作为风险投资供需两端中的一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的规模和发展。通过对美国、欧洲、亚洲（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启示和建议，如完善证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强化税收优惠制度、构建政府服务体系等。

关 键 词： 风险投资；资金供给；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1-0055-06

一、引言

风险投资供给问题也就是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作为风险投资供需两端中的一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的规模和发展。一般而言，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主体由政府、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大公司、富裕的家庭和个人、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风险投资等构成。根据各国风险投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府监管机制等的不同，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主体结构也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政府在资金来源中所占的地位的差异。对于风险投资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养老基金、大公司、金融机构等民间主体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而政府只是在中小企业的种子期以及对于外部效应比较高的风险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相反，对于处于风险投资发展初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资金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我国就属于这种类型。

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结构是随着风险投资制度自身的演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在风险投资早期阶段，由于风险投资很不成熟，风险很大，容量很小，因此一般只是富有的个人或家庭投资； 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容量不断增大，风险也有所下降，一些大型企业也参与到风险投资中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本文对美国、欧洲、亚洲（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启示和建议。

二、美国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美国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风险投资业的规模和效率一直走在全球风险投资业的前列。 美国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因此其风险投资业资金供给状况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由表1可见，在1978年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中， 个人和家庭还以0.70亿美元占据了首位，保险公司也以0.35亿美元处于次席，养老基金只占第四位。但到1979年，养老基金就一跃占据了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首位，其后除了1981年与个人与家庭的资金供给平分秋色之外，养老基金一直一枝独秀，牢牢占据了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首位。从比例上来说，1978年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只占总资金的15%，其后逐渐增加，1986年达到了50%左右，并一直维持在30%～50%之间。从历年的总体情况来看，保险公司与捐赠基金分别占据了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三、欧洲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部门分布中，养老基金也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与银行一起排在了历年资金来源的前两位。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 养老基金投资风险投资的比例并不占绝对优势，不仅常常将首位让给商业银行，而且与其他来源的资金比例相差也不大。在美国，政府部门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比例非常小， 以至于在表1中都没有反映出来。 而欧洲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所占比例虽然只有5%～10%，但是总体来说，却要高于法人企业、 股票市场以及个人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比例，略低于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与美国相比，欧洲风险投资来源分布的另一个不同是个人投入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在各来源渠道中只排名在倒数第四左右。总之，与美国相比，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中，政府和银行所占的比重相对重要一些，而个人、企业和证券市场的作用却相对小一些。 这与美国更崇尚自由市场而欧洲政府和银行的影响更大有很大关系。

表3给出了英国、 德国和法国等三个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分布情况。 英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 而来自国外的资金数量显然要大于来自国内的资金数量，尤其是2007年来自英国国内和国外资金的比例竟然达到25∶75， 这与英国的金融业发达并且开放程度较高不无关系。 英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也是以养老基金占据的份额最大（尤其是来自国外的资金），与美国相似，这或许是因为英国在经济制度和金融政策与美国最为接近有关。排在第二、第三位的为投资基金和银行， 而政府部门投入风险投资业的资金份额比较小， 尤其是来自英国国内的政府部门的资金。 这一点也与英国的市场自由化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有关。

在德国，2003年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排名中占据前三名的是银行、 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2006年前三名排名是投资基金、 个人和银行，2007年前三名排名是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银行，而2009年稍作调整，为银行、投资基金和个人。由此可见，德国的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是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政府部门和个人也提供了一定比例的资金。但与英美不同的是，养老基金在德国风险投资业资金供应系统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结果。

法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与德国较为相似，但也有一定差异。法国1999～2001年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排名前三名的是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2006年是保险公司、银行和个人，2007年是保险公司、个人和投资基金，到2010年上半年则是个人、投资基金和政府部门。由此可见，法国的保险公司、银行和个人为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较大，其他如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也提供了一定比例的资金，而政府部门、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资金则相对较少。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渠道中，个人的作用要大一些， 而政府部门的作用却要更小一些。

四、亚洲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由于经济基础、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不同，亚洲风险投资的来源分布也表现出与欧洲风险投资来源分布的差异。在表4中，亚洲风险投资有37%来自法人企业，高出排名第二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近一倍，超过10%的还有养老基金，而在欧洲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较大比例的政府部门和个人在亚洲创业资本来源中都不超过10%，来源于个人的资金比例更是只有3%， 远远低于其他风险投资来源渠道。

表4还给出了日本、 印度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主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来源分布情况。法人企业无一例外地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了榜首或接近榜首的位置。 而法人企业之外的风险投资来源渠道所占的比例次序， 对于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在日本，2007年风险投资来源比例最高的是银行，占据了41%的比例，银行和法人企业所提供的风险资本合计比例超过了70%，如果再加上保险公司，则合计比例达到了90%，也就是说其他来源的风险投资只占了10%的比重。由此可见，日本的风险投资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和法人企业，这与日本所奉行的银行控股和企业交叉持股的经济金融制度是一致的。

在印度，2009年风险投资来源比例最高的是投资机构，占据了47.4%的比例，接近一半，远远高于其他来源的风险投资资金。占据第二位的是银行，也只有11.7%的比例。法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只有7.2%和6.6%。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个人的数据都很低，以至没有单独列出，包括在其他类之中。

在中国台湾，法人企业也同样占据了风险投资来源的榜首位置，从2005～2009年都占据了40%左右的比例。接下来是投资机构（在16%以上）和个人（在10%左右）， 而保险公司和银行均不超过10%，政府部门更是以不到5%的比例处于最后一位。养老基金则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如果把保险公司、银行、投资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证券公司合在一起考虑，则金融机构的投入占据了中国台湾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40%～50%，与法人企业并驾齐驱。个人也为风险投资的供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政府部门和养老基金则作用明显偏小。

从总体来看，在亚洲国家中，法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成为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而养老基金、个人和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则显然要低于欧美。

表5给出了澳大利亚2002年和2006～2008年的风险资本来源部门的分布情况。 由于2002年与2006～2008年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 所以有一些出入。在2002年，养老基金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占了36.4%的比例， 远远高于其他来源的资金。而在2006～2008年， 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均只在3%～4%之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002年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所提供的大比例资金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可持续性。2002年其他比较重要的风险投资来源有法人非养老基金、 银行等。 在2006～2008年，除海外不可分类资金和国内不可分类资金之外， 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包括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而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捐赠基金等来源都相对较少。在不可分类资金中，海外不可分类资金所占比例超过20%，是国内不可分类资金的两倍， 这说明在澳大利亚来自海外的风险投资资金占了比较高的比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与欧美、亚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一定的差异， 有着自己的特色，即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渠道提供的资金比较多， 而在欧美风险投资来源中比重较高的养老基金， 以及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 在澳大利亚风险投资来源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我国内地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我国内地风险投资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发展一直很缓慢，而且存在很多问题。直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风险投资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风险资本供给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我国内地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从大类来说可以分为本土和外资两种，见表6。近年来，来自海外的资金有较为明显的增长然后衰减的趋势，2003年只占5.0%（不排除与统计样本存在偏差有关），2005年占33.9%，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51.8%和49.3%， 已达到一半左右的份额， 但2009年和2010年大幅下降，占比分别为29.40%和22.52%。在外资的风险投资资金中，来自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为中国大陆提供的风险投资资金所占比重并不大。这说明国外逐利的机构投资者虽然很看好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但更为内行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却相对谨慎得多。

2003年以来，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中来自本土的金额也在不断上涨，在2008年之前，由于来自外资的金额上升速度更快，所以本土资金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但到2009年和2010年，来自本土的风险投资资金得到飞速增长，已经从不到50%的比重迅速上升到占据70%以上的比例。来自本土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具体来源渠道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和事业单位等。 其中事业单位在2003年和2005年的调查中有数据， 而且其金额和比例都很小，在2006～2010年的调查中，这一项没有数据，说明其在总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已经非常微小了。在我国风险投资本土的几个主要来源渠道中，企业始终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其次是政府，虽然在总的风险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但这两个来源始终占据了前两位，即使在2010年两者合计依然占据了接近一半的份额。本土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的比重相对较小，2008年以前始终未能超过10%的比例，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在2008年以后才上升到略高于10%。 个人投入风险投资的兴趣不高可能与我国个人富裕程度逊于国外以及我国风险投资风险较高、 退出渠道不畅等因素有关， 而金融机构投入风险投资的兴趣不高应该与我国近年证券市场、 房地产等其他投资领域收益率高于风险投资业有关。

六、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风险投资供给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从风险投资资金供给方面来看，美国风险投资市场上， 养老基金一直牢牢占据了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首位，保险公司与捐赠基金则分别占据了资金来源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中，政府和银行所占的比重要相对重要得多，而个人、企业和证券市场的作用却相对小一些。在亚洲国家中，法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成为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而养老基金、个人和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则显然要低于欧美。在澳大利亚，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渠道提供的资金比较多，而在欧美风险投资来源中比重较高的养老基金，以及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在澳大利亚风险投资来源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政府以及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起到了比欧美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远为重要的作用，而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事实上也可以视为政府资金。而在欧美风险投资供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养老基金，以及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在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却只占了较小的比重。

因此，结合我国国情，要想有效扩大我国风险投资资本供给，继续增加政府资金或大型国有企业资金的投入显然是不可取的。另外，由于我国养老基金风险承受能力无法和美国相比，而且国内优秀风险投资家缺乏，如果像美国那样大幅增加养老基金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条件也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资金、民营企业资金和个人资金的介入。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为这些资金的进入和退出提供更大的便利，比如完善证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强化税收优惠制度、构建政府服务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业，更好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保罗・A・冈珀斯，乔希・勒纳. 风险投资周期[M]. 宋晓东，刘晔，张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范柏乃，沈荣芳，陈德棉. 国外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规政策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9）.

[3]房汉廷. 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的七大问题[J]. 中国科技论坛，2007（4）.

[4]胡海峰，王佳. 美国创业投资的若干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05（10）：164-165.

[5]刘曼红. 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刘少波，张文. 风险投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理论探讨[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3）：11-14.

[7]苏启林. 政府介入创业投资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1）：43-48.

[8]王松奇，王元等. 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2007）[R].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2007.

[9]张东生，刘健钧. 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2000（4）.

[10]张陆洋. 美国风险投资金融经济价值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2007（10）.

[11]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香港）.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2003-2009）.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2009.

[12]Jeng L. A. and Wells P. C. Th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0（6）：241-289.

[13]Julia Hirsch. Public policy and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a contract design approach[J]. Working paper，2006（12）.

[14]Keuschnigg，C. and Soren Bo Nielsen. Public policy for venture capital[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1，8（5）：557-572.

[15]Sohl，Jeffery E. The U. S. angel and venture capital market：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2003，6（2）：9.